译者：labelgirl 原文地址：nybooks.com
协作负责人：labelgirl
译者：梁小咩112、LoneHunt、izziegoahead、Ashley2014、labelgirl
· 《终结和平之战：通往1914年之路》，Margaret
MacMillan 著，兰顿书屋, 739 页, $35.00· 《1913：探寻大战前的世界》，Charles
Emmerson著，公共事务出版社,
526页,
$30.00· 《一战俄国起源》，Sean
McMeekin著，贝尔纳普/哈佛大学出版社，324页，$29.95; $18.95（平装）· 《1914年7月：大战倒计时》，Sean
McMeekin著，基本图书公司，461页，$29.99· 《梦游者：1914欧洲如何爆发战争》，Christopher
Clark著， 哈珀出版社，697页，$29.99· 《大灾难1914：欧洲开战》，Max
Hastings著，诺普夫出版社，628页，$3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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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辛格尓·萨金特 <毒气战>
1914年6月28日，波斯尼亚，萨拉热窝。弗朗茨·斐迪南大公被当地一个热衷于塞尔维也民族解放事业的辍学少年——加夫里洛·普林西普，刺杀身亡。弗朗茨·斐迪南大公是哈布斯堡王朝跨国疆土的继承人。刺杀发生时，他身着奥地利骑兵队长军服，光彩夺目，却又因为他那饰有羽毛的发型而显得荒诞不羁。萨拉热窝事件是历史上最神秘的篇章之一：那里上演过危险与阴谋的戏码；那里见证过盛会也经历过血腥；那里上演过野心与机遇的剧本；那里发生过不同世代、不同文明以及古老的君主制欧洲与现代恐怖组织的碰撞。
但是由于萨拉热窝事件造成的后果，它不免使后世陷入迷惑。因为威望受损，且担心塞尔维亚煽动的分裂活动对于他们的地位会造成巨大的威胁，奥匈政府向其不安分的小邻居——巴尔干半岛，下了最后通牒，要求插手其内政。
俄国为了保护其附庸国——塞尔维亚，横插一脚；德国支持其奥地利同盟；法国出兵，以履行其与俄国签订的条约；英国则承诺帮助法国。不到五周，一场大规模战争爆发了。不管怎么说，这件事至少是难以置信却又举世瞩目的。Sean McMeekin对1914年6月这几周的记录是：战争已进入倒计时。
这是导致了巨大灾难的冲突的导火索。这次冲突，比其他一系列事件更深刻地影响了世界格局；没有这次冲突，俄国可能不会是共产主义的天下，意大利可能不是法西斯主义的天下，德国可能不会是纳粹的天下，全球性帝国可能也不会如此快速地分崩离析。一个世纪以来，我们一直在寻找这件事的根源，若有可能，还有其罪魁祸首。战争的直接后果，每个人似乎都清楚：德国，尤其是其领袖，是战争的罪魁祸首；奥地利作为其同盟，则是帮凶。凡尔赛条约让这一说法得到了官方认可，正如胜利的军队所说的“这一切都是德国及其同盟的好斗天性造成的”。此条款臭名昭著，正是这一条款使对日后影响深远的巨额战争赔款显得合情合理。错在德国的观点是举世公认的，德国老百姓也差点接受了这一看法，然而战胜国却决定德国上下全都有责任、而毁掉了建立一个摆脱过去污点的、全新的德国政权的尝试。
因此德国迅速着手挑战这一历史裁决。为此他们建立了一个研究战争罪的中心。1五年里，通过他们自己的报纸（Die Kriegsschuldfrage，“战争罪责研究”），选用了大量参考资料，用四十卷为德国的行为辩护。其他战争参与国也以相同的方式作出反击：十三卷的《英国关于战争缘起的研究》文件；多达四十一卷的《法国外交》文件；大伤元气的奥地利为其皇室祖先的外交政策辩护，也有九卷《奥匈帝国外交政策》。同时，与此相反的，新的苏维埃政府则在被称为“红色档案”的文件中揭露能显示前沙皇政权的邪恶的秘密。2
但是，1914年战争的责任在各方之间的分配逐渐达到了平衡。大量证据似乎表明，各方都在冒险，做出的决定也像是串通好了要让战争发生一样。此外，文字目击者，比如罗伯特·格雷夫斯，让人们相信这一切都是源自于极大的愚蠢以及低效。关于此事的第一次总结，是在搜集众多学者长时间的研究后，意大利政治家和记者路易吉·阿尔贝提尼，在1942-1943年总结成文发表的。阿尔贝提尼在被法西斯政权缄口时期，潜心于所有信息来源中，还通过采访幸存者得到了更多的信息。这为他的文章增加了直观性，他精彩的描述细致入微地回答了何人做出了（或者是避免做出）导致这次战争的决定。因其英文版本的发行，阿尔贝提尼这一巨作在50年代留下了印记。3萨拉热窝事件50周年纪念日即将来到的时候，历史的裁决似乎已经清楚了：通往战争的复杂而又漫长的道路，是这些国家共同铺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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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已有的共识被打破，而早前的各种猜测似乎从一个新的角度得到了证实。汉堡历史学家弗里茨.费舍尔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指控德国想要跻身世界强国的预谋。4当他仔细研究《虚幻的战争》（1969）关于战前的外交政策，5他指出德皇威廉二世及他的大臣们或多或少极力地激起矛盾，这矛盾源于扩张主义者野心和欲望相结合，使德国境内的社会主义学者及其他越来越多的反抗份子分心并惩戒他们。由此得出的“费舍尔争论”来源于对那时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浅薄的认识，包括以矛盾的心理看待其对近代国家社会主义的过去作为一个整体和德国历史进程的关系，以及从社会经济学角度来解释政治行为的潮流的存在。总之，人们由之得出一个有影响力的证据，证明饱受诟病的《凡尔赛和约》的起草人终究没有错得太离谱。
接下来十几年的争论像是对两次战争罪责问题的再次论战，但正如之前的《凡尔赛和约》，“费舍尔理论”不再适用了。实际上，许多回顾本文所写的关于这段历史的著作认为该理论几乎不值一提（只有马克思.黑斯廷斯对其持保留态度，也有他的道理）。在临近萨拉热窝百年纪念之际，阿尔贝蒂尼赢了。赢得如此彻底，以至于–也有部分例外–这些文章中明显缺少争论了。当然他们也有很多相同点。（这些作家和他们的文书）通过不断搜集信息得到许多新闻，但他们主要是对现有知识储备的详查。这样就不会有太多新的理解，但是有很多新的微妙之处，就是把当前的注意力转移到跨境恐怖主义和侵犯国家主权上来。（为了缕清他们之间的联系，我们只需要研究萨拉热窝谋杀事件，及后来干涉主义者奥地利人对塞尔维亚下的最后通牒。）
另一方面，这些优美形象的著作就像是在重演时尚文明的战前世界，而这个世界即将很快迷失在下流野蛮的战争中。这些作品多次提到那个时代的文学记述，例如斯蒂芬.茨威格和哈利.凯斯勒的回忆录。尤其是他们描述各类人的故事：有统治者，有外交官，有政客，也有普通人。他们让我们确信—-至少让我们这代人确信—-“末日大决战”来临前的事态发展是性格（尤其是高官们的性格）在起主要作用。
玛格丽特.麦克米兰给出了一个最具概括性的论述。她的主题是欧洲协调机制的瓦解。这个松散的外交合作组织成立于萨拉热窝事件发生一百年之前，拿破仑短暂的霸权瓦解之后。在20世纪初—她首先将重点放在1900年巴黎世界博览会，这次博览会吸引了5千万的参观者—而这个组织看似促进了国际间相对理性且人性的时代发展。作为一个杰出的国际历史学家，麦克米兰记述了联盟的形成和发展，这个联盟逐渐削弱了欧洲协调机制，对后来战争的爆发起着决定性作用。在同等程度上，联盟既加强了参与国的势力和信心，又增加了这个体系的脆弱性和不安全性。这些新型双边、多边协议强调相互的军事义务，甚至主要是因军事义务而存在的。
出于雄心抱负，新兴的德意志统一帝国拟定了核心同盟国的日程，但它受到很多人的质疑，至少曾经自信的俾斯麦都让位给冒险胆大、难以捉摸的凯撒威廉二世来管理（麦克米兰将其简要的刻画成一个暗自对自己的角色缺失信心的表演者）。奥匈帝国采取了支持德国的立场，受到欧洲中部两大权力之间的联系的制约：有些人傲慢地将奥匈帝国形容为德国光荣的副手。但法兰西共和国和沙俄帝国发展了一段尴尬却比以往都更加相互依存的关系、一个“协约”，以抵抗来自德国明显的威胁，并为法国对俄国的工业转型的大量投资打下基础。同时英国逐渐从孤立转向对法俄谨慎的支持的伙伴关系，而意大利也从曾经正式依附的德奥阵营中脱离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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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米兰列出了一系列具有累积效应的相关跨国危机，其中就包括1912年至1913年的两次巴尔干战争：它们都考验了盟友间的承诺，加深了人们的担忧，但同样也培养了这些国家对可控边缘政策的认识。这些“心照不宣的假设”——这些心理地图让战争看上去似乎是可以接受的，至少是可以做为最后手段的；信奉侵略主义的军队将领的所拥有的权力越来越大，而国民中的很大一部分人也被战争所谓的魅力所吸引，并且将战争的利益与包括达尔文、尼采和柏格森在内的各种思想家的理念生搬硬套在一起。1914年五月伍德罗·威尔逊总统的顾问豪斯上校将欧洲的这种风气概括为“彻头彻尾的军国主义狂热”。
冲突在两个有所重叠的区域爆发：西方势力——特别是法国和德国——分别于1905年和1911年两次在北非摩洛哥发生戏剧性冲突；而1908年在巴尔干半岛，奥匈帝国在波黑（首都位于萨拉热窝）动乱不休的情况下单方面宣布吞并这一地区，掀起了一场风暴，此时衰落中的奥斯曼帝国也发生内乱，（奥匈帝国）与俄国在这一地区的利益冲突也造成了更多的混乱。到了1913年，两次巴尔干战争——仅仅是区域性冲突但仍然造成此地生灵涂炭——改变了国界，将地区的紧张局势进一步推向崩溃的边缘，各方强大势力都已如临深渊。
我们暂且放下这个话题，来看一下查尔斯·爱默生出版的一本书，书中用生动有趣的插图，配以形象的引言和区域特色，对1913那一年的世界进行了非常深刻的剖析。他以城市为着重点，特别是城市生活中最具活力的那些方面。爱默生的强调城市之间乃至全球范围的相互联系；当时欧洲仍然是公认的文明典范和时代先锋。所以他自然由欧洲的主要首都城市展开，通过巧妙的设计来反映这些城市所代表的国家的不同特征。于是柏林被描绘成一个现代化的“电气都市”，配以其统治者或多或少有些紧张不安的心态；摇摇欲坠的奥匈帝国——占据了欧洲大陆中心的大部分区域，从阿尔卑斯山到乌克兰大草原，从波希米亚的群山到亚德里亚海岸——仍然跟随着维也纳的著名的巨型摩天轮上断断续续的弧线缓缓旋转；圣彼德堡则同时展示了罗曼诺夫王朝统治的三百年间这一独裁政权的强大和虚弱。
爱默生在一系列美国大都市上同样巧妙地使用了这种技巧，从处于威尔逊执政早期的华盛顿和纽约（以J.P.摩根的逝世和当时世界最高大厦伍尔沃斯大楼的建成为标志），到底特律（1913年T型汽车流水线在此投产）和墨西哥城。这些城市都正处于发展的阵痛期。亚洲和非洲也是一样，书中的短篇小品不仅描绘了孟买和德班双城的繁荣景象，也刻画了在不断尝试复苏的两个以君士坦丁堡和北京为首都的贫弱帝国。
爱默生并没有将世界描述成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样子；但我们当然不会忘记（也正如他的副标题暗示的那样）1913年是和平时代的最后一个历年。他的世界观很简明：尝试向人们展示一旦发生一场世界范围内的战争，一场“世界大战”（正是德国人最先提出了这个名称，但是相对于其他所有强大势力，它在全球范围内受到的），我们的世界将会失去什么，被毁掉什么，或者至少有什么会偏离原本的轨迹。在1913年不同国际间的和平关系都被人们视为理所应当，但爱默生断言这之后和平只会是奢望。
肖恩麦米金也没有将目光局限在欧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争的俄国根源》一书中，他提出一个尖锐的观点，认为一战本质上是俄国企图掌控大权，而与巴尔干没有那么大的关系，更别说整个近东地区了。他提出这样的观点：它是“一场……所有俄国人都希望的战争。”俄国人对于君士坦丁堡的觊觎由来已久，而此时的达达尼尔海峡也因为巴尔干地区的崛起和土耳其海军力量的复兴（以1914年夏天奥斯曼帝国第一艘无畏舰下水为标志）带来的威胁而显得愈发难以逾越。他以很大的篇幅介绍了俄国外交部长赛吉·萨佐诺夫不怀好意的双面交易和俄国军队的秘密调动（从7月25日开始）。他认为俄国进行这些调动是能够尽快与奥匈帝国摊牌，而且它并不在意德国是否会援助奥匈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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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地方McMeekin显然为了和传统假设拉开距离而走得过远，比如它声称战时佛兰德斯不过是次要事件，没有“持久的战略重要性”，还宣城俄国没有必要惧怕德国在东线的兵力，因而俄军在坦能堡的溃败只是“偶然”。一个世纪后，我们确实可以看到，他为何声称一次大战，或者按他的叫法“奥斯曼继承之战”，以极其重要的方式重塑了地中海东部以及西亚地区。然而，即使在酝酿期的最后阶段，一战仍旧主要是欧洲事务：即使是“通往君士坦丁堡之路”，按照俄国参谋的说法，也“通过维也纳……和柏林”。终于，风暴中心从早期发生在地球遥远部分的殖民地争端转移，到达了欧洲的后院巴尔干地区，萨拉热窝市中心的码头区。
如此McMeekin另一卷书的舞台搭好，上映的剧目正是1914年7月那“无与伦比的一句戏”，按照温斯顿丘吉尔，剧目的主角之一，晚些时候形容它的那样。现在拳击手McMeekin把舞台留给我们著名的健谈者丘吉尔。在萨拉热窝事件的五周内，几乎是一天不差地，丘吉尔发布掷地有声、引人入胜的高层政治及外交政策演说，详述几个首都内部和之间的几小撮决策者的状况，以及他们如何相互交涉，小心翼翼、不知所措、满怀热忱、精明狡诈、怒气冲冲，有时甚至泪水涟涟。从这段故事，可以看出McMeekin的另一本书是在诡辩。萨佐诺夫并不是恶魔化身；俄国的反应使得局势恶化，但他们想挑起的也只不过是第三次巴尔干战争而已。
McMeekin得出结论，1914年7月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联结独特，此种情况以后都不会再出现。存在疏忽之罪和明知故犯罪，愚蠢的外交失误，然而没有主要罪犯。一开始德国负有主要责任，因其向报仇心切的奥匈帝国递了张空白支票，以及在最后愚蠢地进攻比利时（以施行德国长期信奉的快速攻击战略，从而侧翼包围法军）。但除此之外，德国一开始是由奥地利拉入战争的，奥地利人直到事态不可收拾才意识到，那不仅是一场与塞尔维亚的交涉，他们的缺乏灵活、笨拙鲁莽遭到McMeekin强烈批评；之后俄国和法国，剑拔弩张的预先调度似乎证实了噩梦般的最糟糕状况—-两线迫在眉睫的进攻。
本文评论的所有新书中Christopher Clark的最为细致、敏锐、引人深思，且全书均如此。表面上他为读者提供了内容丰富的讲述，以寻找这人们通常以“是谁的错”模式看待的一系列事件—-按他的话说—-是“如何”、而非“为何”发生的。Clark从塞尔维亚开始（一个简单却新颖的方式），也就是从导致俄国1914年宣战的实际缘由开始，不论他们对南部海峡地区的叵测居心是什么。第一次我们循刺杀者加夫里洛·普林西普及其同谋的路线到达萨拉热窝。他们在贝尔格莱德超级狂热的民族主义气氛中受到怂恿、获得训练，在此气氛中，正因为大公计划在斯拉夫地区南部达成妥协，他成了一个迅速扩大的塞尔维亚计划的目标。Clark之后转向奥匈帝国，他承认其值得尊重、耐力可嘉，但其在7月的运转失灵极大地加快了危机发展。他客气地把奥地利人比作“在高速公路上急急忙忙挖洞的刺猬，眼睛却没看向疾速驶来的车流”。
到大战爆发时，维也纳和贝尔格莱德都是小角色：7月底德皇甚至告诉奥皇塞尔维亚边境“仅需要必要的最小程度的防御措施，”而奥地利到那时唯一的计划是跨过边境。之后主角就是俄国了，Clark像McMeekin一样批评俄国诡计多端、是玩火的做法，而法国认为巴尔干危机是确保俄国加入对德战争的最佳保证。法国的应对由于危险而变得强硬，在Clark的讲述中也受强烈个人因素影响。强势的民族主义者雷蒙德·庞加莱，正在法国恢复他的总统权威，且于关键时刻他正好在对俄国进行国事访问。一旦他和萨佐诺夫商定了同时采取好战立场进行军队调动，德国也只能效法。8月1日，欧洲大陆已经处于战争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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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只剩下英国了。倘若英国不参与战争，整个一战的结果是否会有所不同？更现实一点问，如果英国在七月、即战争爆发前就做好准备对抗协约国，德国是否会停止开战？上述提到的所有作家，特别是Clark（其令人瞩目的关于普鲁士历史的著作6几年前引起过不小反响），都认为英德之间的敌对关系始于19世纪90年代，并且在两国间的海军军备竞赛、及互相根深蒂固的怀疑情绪下进一步激化，达到新的高度（其中一个例子便是许多英国人认为伦敦的餐馆里有几千名伪装成服务生的德国间谍）。这种紧张关系得到缓和的征兆曾在冲突爆发前出现过—-毕竟经济和文化关系总是虽有竞争也有相互效法的，并且英国以对本国人民征收重税为代价，赢得了建造无畏战舰的军备竞赛。
不久后德国对比利时下达最后通牒，要求本国军队能自由出入比利时领土，使比利时国际公认的中立地位受到威胁，使得事情板上钉钉。可果真如此吗？掌握在犹豫不决的乡绅爱德华•格雷爵士手中，伦敦的政策在柏林开始其鲁莽行动的前后都是摇摆不定的，并且被议会内部的意见不同及国内局势的动荡所左右。也许只有欧洲大陆爆发战争才能让本国民众转移注意力（这也为英国版的Fischer理论提供了一些新的视角），平息爱尔兰人民要求独立的冲突，解放本需要被派遣到爱尔兰镇压起义的士兵。
英国政府的开战决定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公众决策。Clark对权力的形态有一段精彩的论述：君主，顾问，政府以及外交官所采取的行动，民权与军事权力的相互交织，它们彼此之间的关系，以及主要是由印刷媒体表现的、它们与大众意见的关系。媒体试图说服政府。Jules Cambon，1914年法国驻柏林大使甚至这样说过：“德国上下平静安宁而德国政府却暴力好战，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事实其实正好相反。”然而，国内媒体可以为官方政策作铺垫，而政策的制定是不受舆论影响的。同时，开战需要让另一方背上好站者的骂名——这种策略目的明确却行之有效，可以歪曲对方之前的外交及军事行动。这方面德奥在7月耍的手段就很不明智，发布了霸道的最后通牒，备战工作还没完成就宣告开战。
那么那些和平破坏者的好战行为难道是在梦游中做出的吗？的确，局势已然变得紧张，因为一系列令人失望的妥协退让，许多国家已经紧绷着弦想要采取行动，“宜早不宜迟”的决心已越来越坚定。战争的爆发引起了许多冲突和混乱。联盟构成令人困惑的意义使各国产生了怪异的盟友，在关键时刻也缺乏协调，而陷入敌对的帝国—- 例如英国和奥地利
—-几乎找不到交战理由。官方说法是各国军队为他们的君主而战（除了法国军队是为法兰西共和国而战），并且都因对声望、荣誉和存留在君主制度中的尚武传统而欣然同意战斗（包括法国军队）。即便如此，1914年犹豫不决的各国君主们原本是不会选择参与战争的。
随之而来的便是许多原先的假设被推翻：德国人被比利时人所挟持，即便比利时军队显得不堪一击；奥地利人被塞尔维亚人打败；俄军在东线的优势成了一个谎言：坦能堡战役被德军打得落花流水；法国也遭受惨败，未能进入他们宝贵的失地洛林省。最终，错得最彻头彻尾的看法：恶有恶报——两个相互联系的前提，即战争的范围是局限的、时间是短暂的。
到了十二月，Max Hastings所谓的“大灾难”已经发生了，在书中，一战的时间轴——从萨拉热窝事件到1914年，与战争前人们对冲突的爆发做出的预计一致。“在圣诞节前回家”是当时流行的标语。那么又是什么使得战事如此残酷地延长呢？由MacMillan所检视的和平运动发生了什么状况？当战争所带来的当前和未来的危害已经愈加明显，为什么参战国没有认真地试图寻找折中之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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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明显的原因是一旦战争开始，军队权力即得到扩大。在多数交战国，军事管制迅速延伸到应征士兵和其他参战人员身上。审查也很快变得猖獗，野蛮手段被用以镇压任何潜在的异议。随之一个有全局影响的因素产生了：为“欧洲协调”的拥护者长期珍视的力量平衡最终被证明是正确的。那些促成开战决定的算盘——例如袖手旁观就是给敌对国家机会打垮未来盟友——相互之间形成了绝佳的平衡，军事僵持成了无可避免的结果。此外，所有参战国都没有现成的停战策略。而且为了证明已做出的牺牲是正当的，只有继续战争。最后还要考虑到当时社会对权威的顺从性依然很强，因而各方异常迅速地接受了全面战争的命令。
Hastings对战争的这些现实把握准确。战前几乎没有预计到这些问题：经济迅速脱节，武器生产的病态发展，财政确定性瓦解（即使非参战国得到诸多好处）；抢夺和劫掠，游击战术及对平民的暴行（德国尤其严重，但法国和英国对逃兵更残忍）。平民生活让步于军事价值，更凸显了统治阶层明显的无能：忧郁的赫尔穆特·冯·毛奇，粗率的弗朗茨·康拉德·冯·赫岑多夫，“胆小鬼”约翰·弗伦奇（这花名倒是和他不相符，他是英国远征军指挥官，与盟友一同作战）。新闻媒体严重缺乏真实信息，不断发布愚蠢、误导性的报道，很快就失去了公众的信任。最糟的是放弃攻势后战事陷入了僵局，双方设置了机枪和重炮来阻碍敌方的运动，整个西线布满战壕，海军退而采取了令人沮丧的被动守势。
1915年开始局势产生了新发展在本文涉及的所有书中，只有McMeekin的《一战俄国起源》（‘Russian Origins’）讲述了1914年之后的状况，着重阐述了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