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梵二 原文地址：medium.com
协作负责人：梵二
译者：MHelen 无疆nicole jijijijijijiji gammagang Shin louxuelian IQ仔 痱子
卡伊•马克拉姆有些不对劲。出生后第五天的他，看着似乎比其他婴儿更警觉。抬着头，四处张望，他的姐姐们在出世很久后才学会这样做。当他学会走路时，他总是处于兴奋状态，需要大人一直看着，才能保证他的安全。
卡伊的姐姐卡莉说：“他超级活跃，动个不停。”这不像男孩子活泼好动 那么简单：当父母试图限制他，他就会发脾气——不仅像普通孩子那样乱踢乱叫，还会咬人、吐口水，出其凶猛，无法控制；不仅两岁时如此，三岁、四岁、五岁、甚至年龄更大时还是这样。卡伊与人相处时也很奇怪：有时孤僻内向，有时却会冲到陌生人群中，要和他们拥抱。
随着时间的推移，事情变得更加奇怪。马克拉姆一家都忘不了1999年的印度之行，当他们挤进人群，看人耍蛇时，当时年仅五岁的卡伊毫无预兆地冲出去，轻拍打了眼镜蛇的头部。
要照顾这样的孩子，对任何父母来说，都是很困难的，但对他的父亲来说，则尤其令人沮丧。身为世界顶尖的神经系统科学家之一，亨利•马克拉姆负责13亿美元 的欧洲人类脑计划项目。这是一个庞大的研究，其目的是建立一个人脑的超级计算机模型。马克拉姆比谁都了解人脑内部运作，但是对于如何解决解决卡伊的问题， 他感到束手无策。
“作为一位父亲和一名神经系统科学家，你感到自己无所适从。”他说。 实际上，卡伊的行为——其最终被诊断为自闭症——改变了父亲的职业生涯，并帮助他构建了关于自闭症的全新理论颠覆了传统观点。并且，让人觉得讽刺的是，马克拉姆的第二职业很可能在他完成他的人脑模型前取得成功。
试想一下，你 来自于一个更加黑暗、静谧的星球，现在却进入了一个令人困惑、无法逃避的感觉超负荷的世界，是怎样的感受？你母亲的眼睛：像闪光灯。你父亲的声音：如手提钻一般，隆隆响。每个人都觉得，那可爱的、小小的连体衣很柔软是吗？对你来说，简直就像带有金刚石磨粒的砂纸，硌得慌。那些轻柔低语、脉脉温情如何呢？一连串噪音骚扰、无法辨认的输入信息、刺耳的音调、筛选不掉的数据。
仅仅为了生存，你就需要善于在可怕、难以忍受的噪音中解读所有的模式。想要保持正常，你得尽可能地控制自己，培养对细节、常规和重复事物的高度专注。在这样的系统中，相比使人困惑，需求相悖，行为古怪的人类，特定输入可以产生可预知输出的系统就显得吸引人多了。
马克拉姆和妻子认为，这就是患有自闭症的样子。
他们把它称为“强烈世界”综合症。
与当今自闭症研究界的主流观点相反——马克拉姆夫妇认为，自闭症行为并非因为认知缺陷。与健忘相反，自闭人群理解力强，学得太快。马克拉姆夫妇坚持认为，当他们看似丧失理智时，事实上，他们不仅被自己的情绪淹没，也被他人的情绪压倒。
因此，自闭症大脑的结构不仅受大脑结构缺陷决定，还受到其固有强度影响。马克卡姆夫妇称，如自闭症这样发展失常的疾病，现在影响着百分之一的人群，而他们 并不都是缺乏同情心的。他们在社会交往上经历的困难和自身古怪的行为源于他们试图应对这个世界，而这个世界对他们来说无法承受。
经过多年研究，有一次马克拉姆夫妇俩走访边远地的南非卡拉哈里沙漠时，提出了“强烈世界”的理论标签，而亨利•马克拉姆就出生在那里。他说“强烈世界”是 卡米拉提出的；她说她想不起是谁偶然发现了这个短语。但他记得自己坐在铁锈色的沙丘上，看着枯草不寻常地倒向周围，思考着无法逃避一个充斥着强烈感受和情 绪的世界是什么样子。
他想，这就是卡伊现在经历的状况。他越是研究自闭症，就越认为自闭症并非记忆、情感和感觉缺陷，而是记忆、情感和感觉过度，就更加意识到他自己和他看似孤僻的儿子有多少共同点。
亨利•马克拉姆高个子，有着一双深蓝色眼睛和一头浅棕色的头发，散发着不容出错的权威气质，这位权威人士负责一项资金充足、雄心勃勃的大型研究计 划。很难看出他和一个麻烦不断的自闭症孩子有什么共同点。他通常凌晨四点起床，在他位于洛桑市的宽敞公寓里工作几个小时，然后赶去研究院，那是他人类脑计 划的研究基地。卡米拉说：“对他来说，每天睡四、五个小时就已足够。”
马克拉姆说他自己孩提时“什么都想知道”，但在他中学的最初几年基本处于“差班的倒数第一”。一位拉丁文老师鼓励他要更加努力学习。当时他一位至爱的叔叔 陷入严重抑郁，在三十几岁便英年早逝，他“每况愈下，最终放弃活下去”，自那以后马克拉姆发生了转变。他那时刚刚接到一项关于人脑化学的任务，促使他思 考。“如果人脑化学物质和结构发生改变，那么我也可以发生改变，如此我是谁？这是一个深刻的问题。所以我进医学院学习，想成为一名精神病学家。”
于是，马克拉姆进入了开普敦大学学习，但是在就读医学院的第四年，他拿到了以色列的奖学金。“那里就像是天堂，”他说，“那里有我所有梦寐以求的大脑研究工具。”他再也没有回到医学院，并且在26岁时与他的第一任妻子，阿娜特，一个以色列人结了婚。不久，他们的第一个女儿，里诺伊，出生了。里诺伊现在24岁。随后又拥有了他们的第二个女儿，卡莉，现在23岁。四年之后又拥有了卡伊。
在以色列魏茨曼研究院的研究生涯中，马克拉姆做出了他的第一个重大发现，他阐明了与学习能力有关的两种神经传导物质——乙酰胆碱和谷氨酸之间的关键联系。这项研究是如此重要而且让人印象深刻，尤其特别是因为它这么早的出现在一个科学家的职业生涯中。然而真正成就了马克拉姆的是他接下来的研究。
在与诺贝尔奖得主博特.萨克曼在德国的马克斯.普朗克协会同读博士后期间，马克拉姆展示了脑细胞是如何“互相发射信息，互相紧密联系”的。自1940年起，这成为了神经系统科学的一项基本理论。但是没有人能够弄清楚这个过程的原理是什么。
马克拉姆通过测量神经元之间电信号的精确时机，证明了特定模式的发射将增加突触连接细胞的联系强度，错过则减弱。这种简单的机制使得大脑能够学习，并且无论是字面上地还是象征意义上都能在各种经验与感受，以及原因与结果间建立联系。
测量这些细微的时间差别也是一个技术上的胜利。因为开发了测量神经细胞脑电活动的微小变化所需的“膜片钳”，萨克曼赢得了1991年的诺贝尔奖。仅仅为了修补一个神经细胞，你就必须先获取一层大脑细胞，大概1/3毫米厚，约有6百万个神经细胞，这层大脑细胞通常来自一只刚被切下头部的老鼠。
为了保持这块组织的活力，你要把它泡在氧气里，然后使用代脑脊髓液在实验台上清洗它。在显微镜下，你要用一个极小的玻璃吸管刺穿单个细胞。这项技术与为了体外受精而将精子注射到卵子中的技术很相似，只是神经细胞比卵子要小数百倍。
这个实验需要平稳的双手和对细节的敏锐观察。马克拉姆最根本的创新在于创造了一台能同时密切观察12个这样细胞的机器，以测量他们的电信号和化学信号的相互作用。做过这方面实验的研究员说，有时可能在一天之内都不能获得一个满意的结果——但是马克拉姆已经是这方面的大师了。
问题出现了，他好似已经从一个事业的巅峰到了另一个巅峰——获得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颁发的富布莱特奖学金，在威茨曼获得终身教职，在最有声望的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然而与此同时，他小儿子脑子不对劲的事实也逐渐清晰。他每天研究人的大脑，却不知道该如何帮助卡伊学习和应对困难。就像他今年早些时候对《纽约时报》的记者说的那样，“你清楚地感觉到自己的无能为力。你有一个患有自闭症的孩子而你，作为一个神经系统科学家，却不知道该怎么做。”
起初，马克拉姆认为卡伊是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只要卡伊能够移动，他就不会停下来。“他不停地跑，非常难控制，”马克拉姆说。然而随着卡伊的成长，他变得沉寂下来，通常没有任何明显的原因。“他变得更加特别，他不再过分活跃，而是变得更加行动困难，”马克拉姆说。“情况很难预测。他会发脾气。他会抵触学习和任何一种教导。”
然而，卡伊也非常喜欢与人拥抱，甚至是与陌生人，这也是为什么过了好多年他才被确诊的原因之一。这样的热情使得很多专家排除了自闭症这种可能。经过多种评估后，卡伊才最终被诊断出患有阿斯伯格综合症，这是自闭症的一种类型，患者会有社交困难和重复性行为，但并不缺乏语言能力也没有严重智力障碍。
“我们带他到处检查，然而每个人的解释都不一样，”马克拉姆说。作为一个珍视严谨的科学家，他对此非常生气。他离开了医学院，去探索神经科学，因为它不喜欢精神病学的含糊不清。“我对精神病学的运作方式非常失望，”他说。
随着时间的推移，尝试理解卡伊成为了马克拉姆的嗜好。
这使他“迫不及待”地想要模拟大脑：他认为神经科学太零碎了，如果不把更多的数据整合在一起就不可能取得突破性进展。“对于只能了解大脑中的片段我会感到不满足;我们必须了解大脑中的一切，”他说。“每一个分子，每一个基因，每一个细胞。你不能遗漏任何东西。”
这份迫不及待也使得他下决心去研究自闭症，他开始读他可以拿到的任何研究报告和书籍。当时，在20世纪90年代，这种情况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关注。这种诊断只被引入进了精 神病学的圣经，随后，在1980年，被引入DSM III（《精神疾病的诊断标准第三版修订版》）。1988年，由达斯汀.霍夫曼主演的关于一个自闭症天才的电影《雨人》，使大众开始能够想象到自闭症不仅是一种残疾，也是古怪的智力的一个来源。
20世纪中叶，那些黑暗的日子已经过去。在那段日子里，自闭症被认为是由冷冰冰地拒绝了他们的婴儿的没有爱心的“冷酷母亲”造成的。然而，尽管专家现在认为这种情况是神经病学的问题，其形成原因仍不清楚。
最杰出的理论认为，自闭症的病因是大脑社交性区域出现问题，从而导致同理心缺失。这种“心智理论”的概念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由尤他•弗里斯、艾伦•莱斯利和西蒙•巴伦-科恩提出。他们发现自闭症儿童很晚开发出区分认知自我和认知他人的能力，而其他儿童很早就发展了这些能力。
在一个如今很著名的实验中，儿童观察两个木偶，“莎莉”和“安妮”。莎莉把一块大理石放进篮子里便离开。她离去后，安妮把莎莉的那块大理石放进一个盒子里。四五岁大的正常儿童可以预知，莎莉会先在篮子里找大理石，因为她不知道安妮移动了石头。但是一些年龄更大的自闭症儿童依然会说，莎莉会先查看盒子，因为他们知道石头在那儿。一般儿童可以不假思索地接受莎莉的观点，且知道当莎莉离开的时候，安妮藏起了大理石，而自闭症儿童很难理解这种思维方式。
研究者把这种“心智失明”——一种观点采择的丧失——和他们对自闭症儿童的观察自闭症儿童不善于伪装联系在一起。自闭症儿童把精力集中在物体和方法上——玩陀螺、堆积木、记忆符号以及沉迷于像火车和计算机之类的机械物件上，而非假装和其他人待在一起。
这种明显的社交漠视被视作自闭症的主要特征。不幸的是，这个理论也似乎暗示自闭症患者对他人不关心，因为他们不轻易把他人视作是可以被爱、反对和伤害的潜在对象。但莎莉-安妮的实验显示，自闭症患者很难理解其他人也有不同的这个观点，研究者称之为认知同理心或者“心智理论”。这不能说明他们在其他人受伤或者心情沉重时，无论在情感上还是行动上，会漠不关心。这并不是说在别人身体或情感上受伤或痛苦时他们就不在乎——从专业角度说是情感同理心——自闭症患者并没表现出必然地缺失。
然而令人难过的是，“共情”和“同情”被融合进了同一个词语里。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自闭症患者“缺乏同情”的观念深入人心。
“当我们观察自闭症领域的时候，我们无法相信这个事实，”马克拉姆说道。“大家会觉得他们没有同情心，没有“心智理论”。实际上卡伊能看透你，虽然他很奇怪。他对于你的真正意图有着更深刻的理解。”而且他想要与社会互动。
显而易见的想法是：也许卡伊没患自闭症？但当马克拉姆全神贯注查看文献时，他确信卡伊的诊断是正确的。他学习的知识足够让他明白，他儿子的其他行为都是非常典型的自闭症症状，没有误诊的可能，除此之外也没有别的情况可以解释他儿子的种种举动和嗜好。毫无疑问已被确诊为自闭症患者的人，却取得成功的故事，像是畅销传记作者，动物科学家天宝•葛兰汀，作为无可非议的自闭症患者，也对自闭症患者无法理解除了他们自己以外的其他人这一观点提出了挑战。
1999年，在旧金山的加利福尼亚大学，马克拉姆开始以客座 教授的身份开始了自闭症的研究。他的同事，神经科学家迈克尔•梅策尼希，提出自闭症的病因在于抑制性神经元与兴奋性神经元之间的不平衡。缺乏对冲动行为的抑制这个观点可以解释卡伊突然轻拍眼镜蛇的行为。马克拉姆从那里开始了研究。
2000年，在奥地利举办的一次神经科学研讨会上，马克拉姆结识了他的第二任妻子卡米拉•森德雷克。他当时已经和阿娜特离婚。“当时我们一见钟情，”卡米拉说。
她的父母在她五岁时离开了由共产党统治的波兰，前往西德。当她遇见马克拉姆时，她正在马克斯•普朗克协会攻读神经学硕士学位。当马克拉姆前往洛桑启动了人类脑计划时，她也开始在那里学习。
卡米拉像他丈夫一样，高个子，长着直长的金发，一双绿色的眼睛，我们在她能远眺日内瓦湖的开敞式办公室见面时，卡米拉上身穿着水手装下身穿着牛仔裤。她除了在那里做自闭症研究外，还运营着世界第四大开放式的科学出版公司，Frontiers。公司有超过35,000名科学家在做编辑和审阅人。她见我发现了她脚踝上的蜥蜴纹身，开怀大笑，那是她年轻时迷恋大门乐队所留下的痕迹。
当我问她嫁给一个孩子有严重行为问题的人是否感到过忧虑时，她的回答得好像从来没思虑过这个问题。“我早就知道卡伊面临的挑战，”她说，“那时，他很冲动，非常难管。”
卡伊七八岁时，他们第一次在一起度过了一整天。“我手臂上大概有一些乌青和咬痕，因为他真的很不好对付。他会突然发作，做一些有危险的事情，而你必须把自己切换到‘救护模式’，”她说，有时他会径直走到马路中间。“要管束他的行为很困难，”她耸耸肩，“但如果你好好待他，他通常也会好好对你。”
“卡米拉对卡伊真是太好了，”马克拉姆说，“她更加有条不紊，可以制定清楚的规则。她帮了他大忙。像是电影里演的孩子们不喜欢继母的情况，在我们这儿从来没有发生过。”
在瑞士洛桑联邦理工大学，夫妻两人很快开始了在自闭症研究上的合作。“卡米拉和我经常讨论这个，”马克拉姆说，还说道他们两人都对现今科学水平“倍感沮丧”，而又无可奈何。他们如今共同的兴趣混杂了他们对于科学研究的动力。
他们从神经电路层面开始着手研究大脑。马克拉姆指派他的研究生塔尼亚•里纳尔迪•巴尔卡去选择最适用的动物模型，鉴于这一研究不便在人类身上进行。
当我在那里时巴尔卡正好也顺便来拜访了卡米拉的办公室，那时她已经在其他的研究项目上工作了十年之久。她热情地问候了老同事。、她在马克拉姆夫妇的指导下通过查找文献来选 择符合实验预期的动物模型，并以此作为她的毕业作品。他们认为最接近人类自闭症患者的动物模型是在妊娠早期经一种抗癫痫药物——丙戊酸钠 （VPA；商标名为Depakote）处理过的老鼠。像其他有“自闭倾向”的老鼠一样,VPA鼠表现出异常的社交行为和增多的重复行为，比如说过于频繁地梳理自己的皮毛。
但与之相比更有意义的事实是，已有研究证明，怀孕期间服用大剂量VPA药物的女性，后代患自闭症的风险提高七倍，2005年的一项研究发现这些孩子中9%都患有自闭症，而VPA有时是控制癫痫的必需药物。
由于VPA和人类自闭症存在某种关联，所以它的动物细胞效应似乎也应与自闭症相似。一位研究VPA鼠的神经科学家曾对我说，“我不把它视为一种动物模型，而是自闭症在其他物种上的再现。”
巴尔卡开始了她的工作。早先的研究显示药物处理的时间和所需剂量仍是存在争议的：不同的作用时间可能会引起完全相反的症状，而且大剂量有时还会导致机体变异。对实验鼠来说，能引起自闭症状的“最佳”时间是胚胎期第十二天，这便是巴尔卡进行药物处理的时间。
起初，实验效果非常恼人。有两年之久，使用马克拉姆几年前完善的费力的膜片钳技术，研究VPA鼠大脑皮层的抑制神经元，使用的是一成不变且耗费精力的膜片钳技术，这一技术在几年前由马克拉姆完善过。如果那些细胞的活性降低了，那就能验证梅策尼希曾理论推理的神经元失衡假说。
她反复进行着相同的制备工作，制作敏感膜片去研究抑制神经元网络。但是在经历了两年这种技术要求过于严苛，有时又很乏味，并且十分耗费时间的工作后，巴尔卡仍旧一无所获。
“我真的没有发现任何一点变化，”她告诉我说，“看起来一切都是完全正常的。”而她重复一个接一个地去修补那些细胞的膜片，无止境地重复着那些劳神费力的提取步骤——但仍旧没有观察到任何异常。至少她已经变成这项技术的专家了，她对自己说。
马克拉姆已经准备放弃这项研究了，但巴尔卡却表示反对，她说她打算把研究重点从抑制性VPA细胞网络转移到兴奋性VPA细胞网络上来。从那时起，她的研究总算有了转机。
“整个神经元网络的兴奋性是存在着一些变化的。”她这么说着，再一次提起了热情。那些网络化VPA细胞的反应强度几乎是正常细胞的两倍——并且它们呈现出超链接的状态。如果一个正常细胞和其他的细胞有联系，那么一个VPA细胞就连接着二十个细胞，同时反应程度还没有降低。恰恰相反，它们是极度活跃的，而这未必是缺陷——反应更活跃、连接更紧密的神经网络学的会更快。
但这对于自闭症患者意味着什么呢？当巴尔卡在研究大脑皮层时，卡米拉•马克拉姆一直在观察实验鼠的行为表现，她发现实验鼠比正常鼠表现出了更严重的焦虑症状。“简直就像发现了一座金矿，”马克拉姆说。这一变化是十分显著的。“你一眼就能看出来那些VPA鼠有点不一样，它们的行为也有些异常。”马克拉姆指出，它们更容易受到惊吓，并能更快地 了解到什么是应该畏惧的，但却不太能意识到曾经危险的形势现在已经安全了。
普通老鼠只会害怕在特殊声音响起时带电的那一个网格，而VPA鼠变得不仅害怕那个声音，还对整张电网以及所有和它有关联的事物表现出恐惧——比如相似的颜色、气味、还有其他可以清楚辨别的蜂鸣声。
“这种恐惧状态被巨幅放大了，”马克拉姆说，“于是我们观察了杏仁体中的细胞反应，同样的它们也处于极度活跃状态，然后这一切终于变成了一个美妙的故事。”
马克拉姆夫妇意识到了他们的研究成果的重大意义。他们意识到，超敏感的感官系统、记忆能力以及情绪系统也许能够解释为什么自闭症患者在拥有出众才能的同时又会有自闭障碍。毕竟，VPA鼠存在的主要问题并不是他们不能够学习——而是它们学的太快，同时伴有太过强烈的恐惧感，并且这一变化不可逆。
他们回顾了卡伊的经历：他曾经怎样的捂住双耳，极力抗拒去看电影，痛恨吵闹声；以及他那十分局限的食谱，和对于尝试新食物怀有的显而易见的恐惧。
“他很清楚的记得他曾经坐在哪个餐厅的哪个位置，努力了好几个小时去勉强自己吃下一口沙拉。”卡米拉说道，想起了她曾承诺如果他能做到的话就会给他非常想要的东西。然而，他最终还是没敢尝试哪怕是最小的一片莴苣。这很明显就是过度泛化的恐惧。
马克拉姆夫妇也重新审视了卡伊的各种崩溃情形，他们猜想这些精神上的崩垮是不是在某些太过压抑的感受促进下发生的。他们发现如果能事先弄清楚卡伊具体是对什么情况过度敏感，就能尽早让他离开那些不舒服的场 合，或是趁他的痛苦还没发展到难以忍受的地步时尽量缓和他的情绪，以此来防止他发脾气。这个有关于“激烈的世界”的理念立刻就产生了实际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