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鱼太子 原文地址：vqronline.org
2006年当平吉.库玛丽23岁的时候，她意识到自己已经对在注册会计师办公室里维护账户这份工作完全厌倦的时候，一位好友向她介绍了国际开拓者组织，这是一个旨在教导超过20个国家贫困人口有关生殖健康的全球性机构，当时它正在招募义工。于是库玛丽在毫无概念的情况下应聘了这份工作。其中一位面试官是身材高挑，魅力超群的项目经理比诺.辛格，他先后与一群女性包括平吉在内交谈过后，开始在面试中挑战她们的底线。“这是为了真正考验她们。”在她们的面试中，辛格递给她一份带有人类生殖器的机构教育手册，以测试她对生理禁忌的尺度。
平吉没有畏惧。作为土生土长的印度北部邦比哈尔人，平吉既在城市生活过，也在农村待过。她的母亲曾经作为护士，带回家很多与健康相关的著作。不过平吉从未见过这样的图片，但她想要这份工作，于是她把自己想象成医生。“我当时觉得吧，‘如果我想要加入这个项目，那一定会遇到同样的情况，因此我对这事没问题。’”带着这份漠不关心的酷劲，她看着辛格说，“这对我来说就是个物件。”对方向她施压。“男生会问你许多问题，社区会为此而辱骂你的，”他说。“你会怎么处理呢？”当时她镇定自若，从以前在剧院的经验中寻找自信。“在我上学那会儿，就一直想当个医生，”她说，“所以我觉得，我就是一个教导人家健康常识的社区医生。”她这样回答她的面试官。
一周以后，辛格正式聘用了她，经过一个月的培训后，她开始了一个村一个村去教导青少年们最基础生理卫生常识的工作——基本生理，什么是月经，怎样进行避孕等等，同时还要教导他们晚婚与继续学习是最好的选择。这是最基本也最有革命性的知识，但却如那张不雅的图片一样让人惊讶。
平吉是在我们三人同乘白色SUV从比哈尔邦首府巴特那颠簸前往菩提伽耶的路上讲述给我她与辛格的故事的，而后者正是她与同事们为超过10万名青少年工作的十七个分区之一。平吉和我坐在后座，她穿着紫色沙尔瓦（一种印度妇女穿着的宽松衣服）看起来很安静。“十一年来我已经面试过2千人了！”辛格从前面转过头来说。“跟你说实话我真有点厌倦了。但是看着平吉我又看到了火花与诚实。”
我们一路向南，逐渐远离流经比哈尔邦上腹部将其一分为二的恒河。正值秋季，农民们在稻田里附身收割金色的果实，在他们中间是那些轻盈高挑的白鹭，仿若成捆稻米中的白色休止符。莲花盛开在路边的水渠中，留下的是比哈尔邦佛教徒们的足迹。孩子们清理着临时搭建的垃圾回填堆，灰砖砌成的烟囱耸立在红土地上，剩下的泥土被送入砖窑烧制。烟雾弥漫在恒河平原的空气中，仿若一副沉静的画卷，远处一辆五彩缤纷的卡车驶过，妇女们身着闪亮的纱丽，瞬间妆点出万千色彩。
我来比哈尔邦是为了寻找今日印度女性转变的意义。在经历过一代人后，我从美国来到这个国家去寻找我父辈在南方的家庭，那里的男女已经被视为平等的情况下，而在北方这片广阔的土地上我仍然能够体会到深闺制度沉重的分量（这一保证女性不为外人可见，词汇来源于波斯语面纱或帷幕）。在比哈尔邦尤其是巴特那，男性掌握着公共区域。我偶尔只能在靠近大学的咖啡馆里看到少数身着T恤和牛仔裤的女性交谈，站在屋顶上锻炼，或是市集的小店里检验布料材质。对女性来说即使在自己家里也难保安全，而外出则是更为冒险的行为。
这种不安全感只是社会顽疾的一种表象。比哈尔邦以恶名昭彰的暴力闻名。这是一个穷困的邦，在各种经济榜单上都排名倒数。2005年新政府上台后经济与基建开始改善，然而贫困人口数量仍然只在五年里降低了1%而已，而由于人口的膨胀，这一数字还增长了4百万。
而这里对妇女来说却依然是压抑的。它不仅是全国人口生育率最高的邦，也拥有着全国最多的小新娘们。平均每10万个母亲分娩会有261人死亡，比美国的统计数字高出了10倍还多。尽管不合法但将近70%的比哈尔女孩会在18岁前成婚，半数会在19岁生育。比哈尔的妇女平均一生要养育3.7个孩子，而第一年往往会有5成婴儿死去。
比哈尔邦的数据实在是太糟了，但是印度其他地方也好不到哪儿去。2012年七月，路透基金会报告发现在所有G20的国家中，印度对妇女是最差的，这一报告建立在身体与性暴力的威胁，健康服务的质量，政治诉求的等级，以及拥有财产与土地权益等方面的调查基础上。这一事实再次被恐怖地强调出来，则是在当年十二月中旬，一名23岁的物理治疗系女生和她的男朋友被告知会送他们回家后，登上一辆新德里的私人公交车后被轮奸发生后，两名受害者事后被扔在了地下通道里。男生在被殴打后复原，而那位年轻的女性则在下体被塞入金属棒的情况下，于十三天后死去。
在美国新德里强奸案登上了头条，印度被描绘为歧视女性和野蛮的形象与他们上升的国际地位背道而驰。暴怒的民众涌上街头抗议，要求严惩凶手以及改革现状。但是在那里生活过几个月后，我发现即使在新德里事件以前，大街小巷有关性暴力的新闻几乎每天都会出现在当地报纸上，从未有过例外。轮奸也远比个体犯罪普遍，受害者最小的只有3岁。许多受害者甚至谴责警察本身就是共犯，每天都在犯罪。抗议人群开始逐渐聚拢起性侵的新闻，这种事件开始变得连绵不绝。女性们经常在回家探亲途中被强奸，或被冒充家族朋友的陌生人诱惑，或因没有厕所可上而在乡间解手的时候被袭击。这里还发生过两次5岁幼女被强奸的事件，其中一名死亡。一名17岁的旁遮普乡村姑娘则在接受金钱调解与嫁给其中一名强奸犯的选择面前自杀。一名年轻的女摄影师和其男同事在孟买的一座老磨坊被袭击，那些强奸犯甚至在他们的手机里彼此通知“我们发现了一只美丽的小鹿”。一名早先也在相同地点被强奸的受害者还被医生用“双指检测处女膜完整”以确认她没有说谎。西孟加拉邦的一位女首席部长在加尔各答的一次高曝光率的强奸事件后被开除，则被称为被虚构的事件。然后还有大量没有被报道的大量家庭中的强奸案，罪犯都是受害者的亲属。
2013年三月，印度国会通过了扩大强奸、犯罪性侵犯、偷窥等罪的定义的法案，但是婚内强奸并没有被定义为犯罪。尽管有了新法律，执行方面仍然存在灰色地带，尤其是当受害者发现警察本身与袭击者同样危险的时候。印度同样恶名昭彰的是迟钝的审判体系，在新德里事件后强大的舆论监督引领了快速定罪，四名强奸犯在被案发后一年被处以死刑，然而上千桩同样的但不受关注的案件则最终不了了之。
在这样的环境下，印度女性正在为保证自己受教育，以及在家和公共场所的人身安全的权益而斗争，但这经常只集中在西部地区。她们在为新的人生与诉求奋斗，有时则只能是要求，这些权益从《罗摩衍那》被撰写前就只有她们的男性契约方才能享有。许多男性加入到她们的行列中，但是更多人则在凶猛地阻碍她们。我来到比哈尔邦来寻找阻碍力量的源泉。这真的是一场损人不利己的斗争吗？
“女孩们并不只是等待机遇。她们在从男性那里争取。”当我们到达菩提伽耶时平吉告诉我，“这次对男性来说是一场考验。他们已经为自己的身份斗争了十年，而女孩们一直在干着他们的工作。”她停顿了一下，望向窗外的土地。她的表现暴露了自己作为那个时代女性时刻准备诉求她们对于知识与安全的权益，那些需要用很长时间寻找自己在这个世界上位置的女孩们。“她们都来自贫瘠的生活，”平吉讲述那些和她一起工作的女孩们，“在那里她们从不谈论自己，从不为自己考虑，从不为自己的生活以及要干什么考虑。一旦她们拥有了平台，她们开始思考，开始梦想。是的，我可以成为一个领袖。是的，我可以为自己代言。”
就在来菩提伽耶的几天前，我专程去巴特那的办公室，拜访了印度人口基金会的国家项目主管拉法伊.易佳慈.侯赛因。我在那里花了两周中的大部分时间官僚和非盈利机构的成员分享了同样让人震惊的数据，同样有冗长单字母缩写名称的毫无效率科研的政府健康机构，以及那些雄心勃勃的非盈利组织。这种功能紊乱的程度已经势不可挡到，一位NGO的成员告诉说那些无法达到避孕，也就是那些想要避孕但却因为各种原因无法获得资源的统计数字已经高达37%-39%，不过这听起来倒像是好消息，至少它表明有意参与者在增加中。
侯赛因，这位身着卡其布短袖衬衣的高个子招待我芒果汁和薯片，我们继续着我早已从各处听过的谈话。“到2009年我们也只能从国家得到28%的经费，”他说，“而到2011年这一数字已经到达85%了。”这样的增幅确实让人侧目，但是有那么多工作要做，怎么才能一直在预算不足的情况下运营呢？在联邦资金充足的情况下，侯赛因坚持聘请护士、健康工作者以及老师，但是在比哈尔邦却没有足够多受过教育的应征者，而在印度也没有人愿意搬来这里工作。
我尝试用另外一种方法询问，想从数据中把话来回来。我问他如果只用一件事，要什么来控制现在的人口增长呢？
“晚婚晚育，加长第一个与之后孩子出生的时间，”他开始了。“提高整个政府的健康服务水准，还有控制性别比率。除此之外，教育、工作、社会发展、阶级与种姓平等。想要填补健康资源之间的巨大差距，这需要点时间，但是必须要选择一条正确的道路。想要改善现有系统，同时还要处理社会与体系顽疾，比如嫁妆和种姓制度。女性应该受到尊重，女性的权利是眼下的当务之急。如果你给予女性权利，她们就会下决定去限制家庭，因为她们必须承受抚养子女的的责任。同时作为她们的主动权的一部分，你就可以让所有这些事变得可行起来。”
我听到自己在笑，尽管我想哭。他说完了吗？我等待着。
“我们也许今生看不到这样的转变，”他最后说，“但是我们应该尝试把这种变化导向正确的方向上，其他人就能继续前进。”
他微微耸肩。“这条路，”他说，“从来都是曲折的。”
尽管有现实问题的影响，比哈尔邦却有着光辉的历史，始终受到黄金时代的宗教、政治与智慧的熏陶。它是地球上最古老的的居民区，在公元前六世纪，悉达多.乔达摩（释迦摩尼的俗名）一位在世俗的折磨中努力寻求解脱的王子，在菩提树蜷曲的叶片下找到真谛，并从未被人称为佛祖（梵语意为大彻大悟之人，没有烦恼之人）。然而当年在他教导下成长起来的佛教，如今几乎已经在印度绝迹，但是当年一切开始的古迹依然伫立，而从世界各地而来的佛教徒不断前来朝拜。从菩提伽耶拥堵的城镇中心，一路鸣笛抄捷径来到比哈尔邦南部的伽耶区，这里距离巴特那要数小时的路程。我们穿过大群的朝圣队伍，在经过安检与金属探测器后被允许靠近了那棵当年佛祖得道的圣树的后代。
我们随着喧闹的人群渐行渐远，直到人行道在苏佳塔库迪舍利塔面前终止，另外一处位于郊区名气略小的朝圣地。盘延在舍利塔后经由一条泥泞小路，可以看到晾晒白菜和茄子的田地，那是巴卡罗村。在舍利塔对面则是一座狭小漆黑的水泥房子，里面是一块只能容纳我们的又薄又湿的小地毯，上面坐着几个巴卡罗村的少年人，正等待着我们。
女孩比男孩的数量多。这些孩子来自不同种姓，但都分享着同样的本地姓氏——库玛丽。他们都接受过开拓者的三日课程，教的是基础的生理和性健康，此刻他们都是来交流知识的。（开拓者认真地保存他们教学与成果的记录，其中的部分原因也是现在不同的社会服务项目如果想要从量变到质变，获得政府的资助就必须提供相关数据。在过去十年折腾他们的教育项目后，开拓者的报告显示经由他们项目的未婚青少年，结婚的年龄提升了2.6岁，与其他机构相比生育年龄则推后了1.5年。）
在印度的这个小角落里，过去数周所有沉闷的访问都在此刻蒸发了。那些枯燥的数据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每个孩子分享的故事，而这一切都应归因于三日课程带来的转变。他们学到了最基本的避孕技巧，那些与广泛的误解包括宫内避孕可以靠思想或烟斗完成相反的真理。他们学到了是父亲才是决定孩子性别的人，染色体这个小玩意才是女孩子们降生的本因，而不是所谓的不幸运，是父亲决定了这一切。屋子里的女孩们享受着这个事实，并且不断地在自己的故事里重复着它。
开拓者的其中一个项目是着力于结束童婚，它被称为“加格第”意思是唤醒。孩子们经常会用到它。他们与平吉和辛格在一起看起来很高兴。谁不会呢？辛格与他们开的玩笑充满乐趣而又富有教育性。平吉对他们来说则是罕见的事业女性，幸福而又充满热情，让人觉得她厚颜无耻而又莫名其妙，她三十岁了还没嫁人也没孩子。
“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个三日课程？”辛格问他们。“男人女人坐在一起可是很少见的。以前女人必须被分离出来。我们是不是错了呢？”他举起手来，长长的手指摆出一个疑问符号的造型。“天啊，我的妈啊！”他哭起来，“每个人都该下地狱啊！”他大笑起来，孩子们则跟着他一起笑。然后他停顿了一下，用手指着大家坚定地说，“千万别这么想。”“我们要无所畏惧。”平吉补充道。
孩子们开始喝彩欢呼，女孩们鼓掌的声音最大，时间最长。
屋子里的孩子们还没有一个结过婚，尽管其中一个女孩已经订婚了。另外一个名叫帕杜的男孩则声明他准备等到20岁再结婚，他还会鼓励家里的三个姐妹做同样的事。但是萨诺吉，另外一个戴着缺口的白色棒球帽的16岁男孩，却认为那可不简单。他没见到自己的两个妹妹能这么干，其中一个去年已经嫁人了。
“在我们的文化里有童婚的概念，”他说，“想让人们改变很难。因此让男孩子们等到21岁，女孩子们18岁再结婚就很重要。我从课程里学到了这些，可让所有人都了解童婚是件坏事是不可能的。”
“你解释过为什么要等吗？”辛格问他。“有啊，”萨诺吉坚持这。“当我妹妹要结婚时，我劝过祖父和父亲不要这么干，她还太小，但是周围的压力太大了。”也许正是那个父亲施加的压力，又或者是整个村庄，当然也或者是，萨诺吉说，“女孩子知道她们在父亲心中的分量，”而她做什么才能成为一个好女儿。
其他的男孩讲述了更多勇敢的故事，但是女孩们说的时间更长。他们在学习了生理知识变得不再害羞。一些孩子在谈论他们的身体时变得更加自然，他们解决了青少年的谜题。其中一个女孩名叫施鲁迪，14岁是五个孩子中最大的一个，讲话的时候指甲上还有残留的红色油彩。“当我们来月经时他们说我们脏，”她说，一点不受屋子里有一群男孩的影响。她的头发在脑后梳成一个马尾，额头前还有一束黑发垂下。“就像那五天我们不能碰一样，”她说。“你会觉得讨厌，你会认为自己是不可触碰的。但那是自然的。”
“我们不能只说过去，”她继续道，忽然抬起头来。“我们过去总是很害羞，现在我学习了，我可以说话然后解释给别人听了。”然而，她仍然谈到了，知识仍然无法阻止有关月经的骗人言论，她和其他女孩只能被扭曲，或者在强大的嘲讽下嫁人生子，或者像是女性永远被指责为所有事的缘由。于是这带来当天催化性地问题，屋子里的女孩七嘴八舌地表达自我，最终把重点引向了在大家长式印度她们的生存问题：为什么社会让女孩子们承担着永无止境的罪责，而男孩子们却可以做他们想做的？
一个女孩深吸口气开始发言。“今天我拥有了一个黄金机遇，”她对我和整个集体说，为自己能有机会练习英文而兴奋不已。“我的名字叫桑达雅。我有三个姐妹和一个兄弟，非常普通的家庭。”她和她的姐妹们为了这堂课从家里溜了出来，没有母亲的许可，她们非常紧张会被抓住。这个16岁的女孩哀伤地抱怨着她在村子里的生活。“每次离开房子，都会有人嘲弄你，”她说，“流言蜚语都是关于我们的。我妈说结婚以后就好了。可谁能确定呢？”
少数女孩摇了摇头。
下一个说话的女孩是从两个小时以外的坎霍村来的，她是跋涉了一条浅水才到的。“当我参加课程的时候，我妈说这一点用没有。她让我别来，”另外一个女孩，阿莎说到。“当我回去时，我妈臭骂了我一顿，因为我没把家里的零活干完。”她母亲也不接受女儿学习的知识。“这都是说的，不是做的，”阿莎重复她母亲的话。“我跟我妈说，你嫁我姐姐们时她们也就11岁、12岁、15岁，请别这么对我。我的姐夫们不是什么进步人士。他们甚至都没有工作。时代已经变了。”她最终说服了父母将婚事延后。“母亲看到我想要干很多事。我跟她说，也许我不能马上找到工作，但是我会受教育然后再结婚。我不会在18岁以前成亲。”
“当你在洞穴或是蜂窝里点亮灯火，它就会指引他人，”另外一个从坎霍来的女孩苏曼说。“这个课程就是灯火，它告诉蜜蜂在蜂窝里如何寻找自己的位置。”
苏曼，16岁，瘦弱而又顽固。“我们决定了，不管面对怎样的困难，我们谁都不会在18或19岁以前结婚，”她说。“我们只会和好丈夫共度一生，像情侣一样。”她用了梵文词汇达姆帕蒂，意思是平等的组合。“我不会委曲求全。如果我不能开心，怎么能让我的孩子们开心？”
所有的女孩中最冷静的是索芭，苏曼的大姐。她的前额有闪亮的眉心贴，与她脖子上S型的坠饰相配。她坐在那里聚精会神地听其他人讲，只插过一次嘴，“我们应该说出真相。”现在她拥有了听众，而她讲话如潮水汹涌。屋子另外一侧的七嘴八舌都停止了。
“‘这是什么地方？’你到我村子里也要这么说。从菩提伽耶过去有一条河和一座山，在它们的后面是那个村子，就像窑洞一样。人们都害怕走进去。即使是我父亲也不想住在哪里。那是个幽闭的地方。”现在那里已经在改变，她说。现在那里有了电话，一条路正在修建中。
村里的老人告诉女孩15岁到18岁之间要去参加开拓者的课程。“我这样的处境在村子里比比皆是，每家都有五六个女孩。所以我们每家女孩都出一个代表组成小组。我们学习课程，然后回家教给其他人听。”她需要定期地咳嗽一下来调整呼吸，然后再继续这段坚定的独白，这段话她已经憋了很长的时间。
索芭说她拿到了一张人从出生到青少年，再到结婚后一对年轻夫妇权衡生育的问题后，最后抱着一个免疫婴儿的海报。她用它去教育村里的其他人。平吉和辛格交换了一下眼神，他们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他们的学生变厉害了，把自己变成了老师。当索芭结束这段话后，平吉问她愿不愿意继续为他们工作，组织更多的教学。索芭急切地答应下来。
当我们从这间小水泥房里出来的时候，整个下午变得阴暗和迷雾漫漫。男孩们和女孩们成群结队地离开。男女分别回归自己的性别群体，男孩们手拉手穿过城市的街道，女孩们则把玩着自己的手镯。但是在男孩的世界里他还未出生就是被选中的那个，母亲们会把祝愿传递给彼此：“希望你能喜迎百子。”然而在菩提伽耶男孩们到底有什么样的机遇呢？
2013年七月，记者帕拉汶.司瓦迷写在《印度教徒报》上的评论文章题为《镜子里的强奸犯》。在他的描写中印度的经济转型带来的是，那些“一心求子”的父母“悉心关怀照料除了大批年轻的，没有前途的男性”成人。印度增长的精英阶级显示大批像比哈尔邦的男孩们一样，开着闪亮的摩托车，带着精心打扮的女孩们和长脚餐桌飞驰而过。这听起来怪好笑的，然而却也并非不实际。早在印度经济衰退的几年前，比哈尔邦的几乎每家每户都有一名男性，包括孩子在内，要去外邦工作挣钱，许多孩子离家时还不到10岁。
所以男孩们都迷失了。但是女孩们却从未开始过。在比哈尔邦每1000名男孩出生，却只有918女孩出生，全国的指标是943人，世界指标则是952人。这就是所谓“缺失的女性”，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在1990年就指出过，玛拉.维斯滕达尔也在她最近的书《不自然的选择》中再次提到，总结出来的就是“国家性别屠杀”。有时一旦确定子宫里孩子的性别，直接伴随的就是堕胎。不过这里仍然有些被忽略的细节，没有像把新生女婴带到后门溺死在牛奶罐里那么残忍，但也好不到哪儿去：生病的儿子被带去看医生，而女儿则会被留在家里；免疫儿子优先；如果食物不够就先给儿子吃。一个接一个的，女儿们逐渐死绝，儿子们存活下来。
印度扭曲的性别比例意味着一部分男人无论在哪儿都将没有配偶，一群永远没有对象的单身汉。男人们同样全副武装的情况下，却与女性的强势表现有些不同。他们做了更加危险的决定，用社会心理学分析称为群体集团化。年轻的印度单身汉们比其他人更容易组成团体，因为他们行动自由，可以在商店和茶馆聚集，在工地聚集然后晚间一起出去玩乐。这一阶段被称为“危险转移”，近年来造成了许多残忍的暴行。那群雇佣了新德里公车的男人们就本来是出去找乐子的。
“对许多男人来说，”司瓦迷写道，“暴力侵犯女性就像是毒品对于有毒瘾者一样：它提供的是一种被许可的幻觉，无人在场，恰到好处的狂躁和阳痿。”
平吉和辛格向我展示了在菩提伽耶小屋为项目准备的小星星，但是在这个小组里有足够的经费，能够让所有的村民都覆盖到开拓者的课程中吗？在杰格尔另外一个靠近菩提伽耶的村庄里，就没有三日课程。我们到访的另外一个坏天气里，近来的雨水将村里的道路变得泥泞不堪。平吉和我被领到一个井边冲洗污垢，然后进入一间全是女孩的房子里，当然还有一些好奇的群众。一块苍白的地毯被铺在肮脏的地板上，女孩们坐在上面，都穿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