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华清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艺术学系副教授。
不管你承认不承认，“城市化”已是当下中国时刻社会经济发展的时代潮流，浩浩荡荡，势不可挡。当然，中国决策层将城市化表述为“城镇化”，但实质就是城市化，核心就是化解城乡二元之间的发展差异。问题是我们要怎样的城市化。
不能不承认，近十年来，城郊农民已经从土地中获得了不菲的经济改善。但是，由于地方政府过度追求土地财政，甚至频频发生权贵肮脏勾结、无情掠夺农户利益的情形，这种畸形的城市化发展方式，无疑不尊重个人选择意愿，背离了民主的发展目标，乃至践踏了法律的尊严。
而对于非近郊的农村，发展始终就是一个瓶颈和难题，难在土地的价值得不到合理配置。农民的问题在于他必须使用他拥有承包权的土地，如果不使用，那价值就是零。在货币泡沫膨胀和城市发展快速的当下，农业土地的经济增长不可能赶上城市商品用地的价值增长速度，—除非让农用土地加入城市化的商品流转当中，而收益归农户自己。但在目前，城市化也好、城镇化也罢，其意在扩展城市格式化的模式，这种模式只有政府和房地产开发商具有强大的力量可以改造，这无疑等于城市掠夺了农民的实际财富。
农村的自留土地没有那么稀缺，为何不让农民和意愿者自相解决呢？如果政府意在提高农民收入，而不是谋利，那为何不让买卖减少中间环节？这如淘宝一样，只需用提供一个合理合法的平台，来规避交易复杂带来的剥夺感和不公平性。
前段时间，在城镇化探讨的过程中，却有官员放言：城市居民购买农村土地属于非法，是“逆城市化”。一面准备着给农民宅基地释放价值提升空间，另一面却又不许居民买卖，那么农民能把土地卖给谁呢？那唯有政府和房地产开发商。如果政府无意谋巨额差价，难道是给商人留出巨大商业机会？那政府的提高乡村收入的合理性何在？当下的政府做惯了包办的事情，犹如家长做惯了，生怕孩子在找对象上吃亏了。但实际上，只要孩子两厢情愿，自己的责任就会自己负责；而家长包办的，稍有不顺意的，这后果也得家长兜着，谁叫你家长管得太多呢？尽管这样的角色比喻未必合适，但是人心往往如此，政府管得越多，越会导致社会丧失了自我管理意识的发育，失败的社会只好将政府找出来作为愤怒发泄的对象。城镇化的目标在于让农民获得可以改变经济命运的权利和机会，但是如果土地交易的权利不完整，那么利益调整也不可能发生对农户有利的变化和转移。
经济的目的在于各人用自己的资本或资产或能力来交换需求，农村需要城市化，而一部分城市人口也需要农村化。在当下环境越来越恶化的城市生活环境下，“逆城市化”或许就是一部分城市居民的新选择。这种选择有益于城市，同样也有益于乡村。因为城市稀缺自然环境和天然食物，会给农村带去新的理念和行动，有助于农村家园文化的复活。
回想我们曾经毁坏的民居和传统建筑，或毁于曾经无知的“文革”、“破四旧”，而更多毁于那种因经济大发展而蒙蔽的自我摧残，以致造成今日乡村广泛存在“空心化”的问题。这种“空心化”不是一时形成的，而是“斗地主”、“文革”、九十年代以来又单方面追求经济效益等造成乡村文人不再的后果。乡村文人往往是既具有人文传统、又具有公益思想的群体。因为他们的建造，才有中国古典传统村落的形成和壮大。
反观当下乡村，不要说文人乡绅，就是青壮年都不再，乡村的文化面临着消灭。中国的城市化注定不可能按指标完全比照欧美发达国家的路径，如果按百分比一一比照，那不就是科学的教条主义？城镇化有益，但是也很容易“溢而损”。
过犹不及，事缓则圆。古人早就说过，凡事不可极端追求，当城镇化不断强化时，大干快上必然成风，难道让千篇一律的格子化建筑重现乡村，将乡村打扮成对城市效颦的东施？只有城乡建筑不同、文化不同、环境不同，才有相辅相成、相互观照，而不是用制度将自然流动变成牢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