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_许智博 摄影_贾树森
朱学东 传媒专家、学者，曾任《南风窗》总编辑，2009年5月至2014年1月，一直担任《中国周刊》杂志总编。
春节前采访朱学东，是在他准备从北京回江苏武进老家的前一天下午，也是他宣布离开《中国周刊》的第三天。面对我们的既定话题，朱学东略一思索，就在纸上写下了三个词：杂志、孩子、看世界。他像往常一样眯眯着眼睛笑着说：“杂志没办好，给女儿承诺的没完成，想去的地方也没去成。”
其实三个词的核心只有一个：工作。身为一本杂志的主编，朱学东在2013年里与前些年一样，忙到分身乏术。2014年元旦刚过，在4年前创刊时被朱学东视为“人生的下半场”的《中国周刊》，传出了资方变更、定位改变、原有采编团队遣散的消息，传闻中采编团队“唯一”将留下的朱学东，在1月22日通过媒体向外界确认，他已经离开了这本杂志。
上升期的夭折
对朱学东来说，这个“虐心”的过程早在去年夏天就开始了：“我花了半年时间反省。”那也正是他人生中第二次通过抄诗来调整内心的开始，每天早晚，各抄一首经典，当作功课。
他在传媒圈里的人品有口皆碑，同行尊称为“媒体界的最后一位士大夫”。他将“杂志没办好”的原因全部包揽在自己的身上，并不想给继任者和合作了多年的投资方任何压力：“《中国周刊》没办好是我的问题，常常书生意气、文人之心，想得多，行动得迟缓，导致中国周刊‘一无管理、二无经营’，跟技术和市场没太大关系。”
“每人都有自己的命运和使命，我更擅长文字，做管理、谈钱？我这么多年，每一份工作的工资都是别人定的，我都不会跟人家讨价还价。”朱学东说，“做采编的人有洁癖，我可以跟企业家喝酒，但不愿意谈钱。”
而对于采编团队与投资方的关系，朱学东的态度仍然谦逊：“我跟老板之间的关系是一个‘非职业关系’，老板由着我折腾，他有些想法，不好意思明说。做内容上我也比较霸道、固执。毕竟一个人的视野还是有限，我不好的一面强化了。”
《中国周刊》自2009年创刊，在朱学东的手里也经历过转型，早期为了寻找定位和生存，探索过不少方向，在“经历了泛财经与文化的混搭之后”，直到2011年4月，确定转向做社会话题时，“才开始真正意义上发力”。受埃德加·斯诺曾经编辑的《活的中国》的影响，朱学东将杂志报道对象专注于“中国转折过程中个体的命运”，希望在各种宏大的叙事中，让大家看到各种残酷而荒唐的新闻事件的细节，用“活的中国”折射社会与国家的命运。
自此，杂志进入了一个内容的上升期，养老、食品安全、上学、就业等等中国人最关心的“宏大话题”，变成了《中国周刊》里的一个个鲜活的故事和个案，被人们知道。
“如果说内容能打60分，那么管理只能算10分，经营连10分都不到。”2013年下半年，朱学东面对财务压力，想出了几个“补救”的计划，如果他的设想都能实现的话，“2014年，《中国周刊》靠品牌就能赢得它应有的价值。”但最终，与各种“可能”的投资者费尽口舌应酬了两个月之后，结果残酷。
朱学东对文字怀有敬畏之心，他一直强调“稿子一定要对得起读我们杂志的人”，甚至包括读自己文字的家人、朋友，每一个选题，如果自己没有搞明白，那么宁可搁置两年再做。这一点坚持造就了《中国周刊》采编团队的报道风格，也让他在与新的投资方谈过之后，选择了离开。尽管他事后表面上谈笑风生，但“内心的痛只有自己知道”。
“有遗憾！在好的媒体越来越少的时候，我们还算脱颖而出的，一个团队还有些梦想。现在，好的杂志又少了一本。个人转型很容易，但我也说过，不希望个人独自逃亡。”朱学东说。
从2013年年底杂志的结局大致已定开始，朱学东就开始给同行们打电话、写邮件，为别的媒体推介自己手下的记者和编辑。他不掩饰自己对年轻人的偏爱：“年轻记者有激情，虽然能力不足，但做事踏实。很多记者出名后，变成文化名人了就会失去真诚，文章虽然好看，但跟报道里主人公那种‘同命运’的感觉已经没了。年轻记者只会把材料扎扎实实摆出来，给人的感觉像针扎一样。”
“赋闲”的记录者
尽管《中国周刊》看似失败，但在这个被视为纸媒冬日里，朱学东对行业的未来却并不悲观。
“好的杂志还有未来，不管技术的冲击有多大。纸形态的也有读者群，杂志本来就不是拥有庞大读者群的市场，杂志能否存活取决于我们做什么样的内容。”朱学东说，“我自己和团队的社会梦想、商业梦想没实现，团队遣散，但我们其实并不服气。虽然我花掉了投资者很多钱，但至少杂志拿出去不丢人，只是品牌没有转化成商业支持。”
面对近年来数字化出版、阅读将取代纸质媒体论调的甚嚣尘上，朱学东并不赞同：“我们总结过去、总结突围方向，但整个行业的心态发生了扭曲，包括很多离开传统媒体的人，总会把培养过他的行业踹上一脚。在喧嚣中，肯定会有人动摇，对未来看不到希望，舆论、互联网炒作，蛊惑人心。但一代人自有一代人的命运，纸媒不会死在我们手里。”
“这十年来，媒体行业进步不多。经营手法还很老土。这就是劣币驱逐良币的过程。”朱学东说，“要么饿死，要么成为犬儒。”
朱学东说，放弃做财经报道是条不归路，因为“你不关注企业，企业也不关注你”。但另一方面，对于财经报道，朱学东的原则是，除非政治压力，否则绝对不会因为企业花钱“灭火”而撤稿子，否则他会觉得“这么对得起记者吗？”
更让他担忧的是互联技术平台上的许多社交媒体、自媒体，“创业过程急于成功，在把别人一棍子打死的同时，大吹自己的法螺”，他曾私下对朋友说：你说这些自媒体，哪些算是真正的媒体呢？
离开《中国周刊》，他已经计划休息一段时间，“做一个好父亲，每天送女儿上学，做一个好的店小二，帮太太打理下茶叶店。”
朱学东自从接手《中国周刊》后，曾说唯一抱愧的就是家人，尤其是太太和女儿。“太太自己开了个茶叶铺，我却一点都没帮上忙，甚至，还经常拒绝太太要我帮她在微博上做做广告的请求。”朱学东曾用文字写道，“更内疚的是，我经常在外喝得醉醺醺回家，让家人担心。甚至，女儿都问太太：‘是不是男人都这样？’”
“本来承诺送女儿上学，结果，每天早上都起不来，应酬多，没跟女儿太多亲近，以至于她都跟我‘充满敌意’了，”朱学东在采访时笑着看着饭桌边跟太太吃饭的女儿，温柔地说，“我确实没有尽到一个父亲应该尽的责任。她刚生下来的时候，我第一次辞职，两个月，天天抱着她，感觉真好。现在我在家，我太太最高兴的，终于有人送孩子了。”
即便如此，朱学东仍然是一个自觉的“社会记录者”，每天更新着博客，2014年，除了写些专栏“维持生计”，他希望为父亲写本名为《父亲的富贵地》的书，记录父辈的生活变迁。他说：“世界、国家变化很快，对于职业记录者是件幸运的事情，我们可以通过文字记录，表达自己对社会的关怀。”
这一切仍然源自他对文字的敬畏之心。去年他的那篇《免于恐惧的自由》发表之后，很多朋友都为他捏了一把汗。旧式价值观的父亲听说了这个消息，曾跟他聊过一次天，最后，老人说：我看过你以前写的东西，我还是相信你。
在结束了这次采访后，朱学东一家回老家过年，整个春节，“酒量不行、酒品很好”的他与朋友、亲人的饭局上又醉过几次，但仍笔耕不辍。春节过后，他终于不用“按时上班”。情人节那天，回到北京的他开始兑现承诺，送女儿返校，即便是陪女儿买书皮这样的小事儿，都成了他笔下的趣闻。
就像他一直所说，生活还要继续，“挫折和失败也是构成自己生活的内容，但不是唯一的，我的内心有自己的生活，它足够强大，支撑着我面对着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