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_蒋方舟 摄影_刘浚
蒋方舟 作家，现任《新周刊》杂志副主编。
2013年的某一天，我的一个朋友向我叙述他在自己的伴侣身上的新发现：
“我发现，她是一个毫无时间观念的人，或者说，是一个对于未来毫无概念的人。比如，如果还有两个小时就要开会，我想的是如何列提纲和准备；她想的是：我还有两个小时可以用来消耗。我永远会有一个参照系，某人在我的年纪达到了什么成就，自己还差多少；而她对第二天、第二年要做什么毫无规划。未来对于她是完全不可想象的。”
我同样无法理解永远活在当下的人，因此，诚心诚意地羡慕他们——不会在深夜因为扑面而来的巨大焦虑而无法入睡。
我清楚地知道自己的目标，更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差距。只能悲哀地看着每一件没有完成的事情，把目标的终点线推得越来越远。
对我来说，2013年最大的未完成，就是没有完成自己的长篇小说，那是一个在心里酝酿了两年的故事，然而在它几乎让我感到厌倦的时候，我还没有完成。对于这件事，找任何借口都是可鄙的。
我错估了写长篇小说的难度，相对于短篇和杂文，它不是另一种长度，而是另一种职业。
很多人对于写作有个误解，以为这是一个等待灵感降临，然后倚马而就的工作——这是几乎不可能的事情。
因为书写的过程，就是思考的过程，花一两年甚至两三年的时间到达一个彼岸，其中的每一天早上坐在书桌前，都折回起点，校正自己，重返现场。每一天都觉得自己前一天写的是垃圾。整个过程如海上遇难者一样孤身挣扎，没有人能够伸出援手——这项工作，不是靠灵感和热情就能够支撑的。
在这个过程中有两个敌人，一是诱惑，二是怀疑。
我有一个或许和大众舆论相反的结论：对于中国大陆的写作者来说，创作环境并不是太坏，而是太好了，尤其是相对于香港、台湾，甚至日本的写作者。首先是故事题材上的丰富，其次是物质上的丰裕。社交媒体如此发达，对于有才华的人来说，获得名气和拥趸并不是困难的事，而这些可以轻易兑换成收入更多的事务：编剧、写电视脚本、做主持、做软广告。
在过去的一年中，我面对诱惑也同样是个软弱的人。我做了从主持到写剧本等等不同的事。这种软弱，伴随着某种幻觉：误以为自己是个具有多种才华的人，条条大路通罗马。而实际情况是，条条大路通罗马，条条都是不归路。
写作的第二个敌人，是怀疑。从怀疑自己写作的故事，到写作这件事本身。
我还记得我把自己长篇的故事讲给一个文化商人听，他诚实地给予意见：“这个……恐怕没法改编成影视。”?他的话给我了某种冲击，我怀疑如今小说的标准是否已经变了，它的衍生品比它自身更为重要。他又继续问道：“你以后还是打算继续搞文学？”
三岛由纪夫也被问过同样的话，天才如他，也如同被击中鼻梁。落伍、反时代、前途黑暗、没有任何英雄的东西，这就是“继续搞文学”的人的命运。我也时常陷入这种无名的恐惶：文学是终将（或许更可怕）或早已经被抛弃的表达形式。还在强调其重要性的人，就像是泰坦尼克号沉船前在甲板上演奏的乐队一样，不过是维持最后悲壮的姿态。
我只能吞咽下这些恐慌，强迫自己乐观，做一个更规律和专业的写作者。
我看以色列的作家阿摩司·奥兹接受采访，这个居住在沙漠中央的作家，每天早上5点起床，除了例行散步，其他时间全部坐在桌前。哪怕只是盯着一张白纸，什么也不写，或是把自己前一天写过的内容全部删去。
最近的几个月，我每天去家附近的一个咖啡厅写东西。前两天发现我常坐的桌子上立了一个标牌，上面的字大意是：喜欢坐在这张桌子的女孩，在这里吃了几盘什么，写过什么……
看了之后，我觉得很温暖：还是有人记住了一个写东西的人。但同时也有种自己已经死了的错觉，像是在参观自己生前生活和工作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