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范恩：写作是复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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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范恩（David Vann）

美国作家。出生在美国阿拉斯加州阿留申群岛，在科奇坎度过了童年时光。他先后在斯坦福大学、康奈尔大学任教，一度担任华莱士·斯蒂格纳研究员，现任旧金山大学英文教授和古根海姆研究员，同时也是《绅士》、《大西洋月刊》、《卫报》等刊物的供稿者。范恩是一位国际畅销书作者，获得过2010法国梅迪奇大奖、快报读者奖、格瑞斯·佩利奖、加利福尼亚图书奖等。

记者_洪鹄摄影_Diana Matar

羞耻

一个有志于写作的人或许会对“不幸的童年更能造就一名出色的作家”（科尔姆·托宾语）一类的说法抱有深深的确信，但毫无疑问，没有任何人愿意经历大卫·范恩式的童年。

十三岁的时候，噩梦敲开了大卫·范恩家的门。他当时已经随着母亲离开了阿拉斯加州阿留申群岛，来到了温暖明媚的加州，直到有一天他接到父亲的电话。他的父亲让他回阿拉斯加陪伴他一年。其时他的父亲刚结束自己的又一段婚姻，第二个妻子离开了他，这让他的心态恶劣消沉。十三岁的大卫·范恩拒绝了请求，他有点怕阿拉斯加，也怕他父亲—他害怕那片寒冷雨林，那里有熊和狼真实地出没，有巨大的蘑菇，有父亲的背叛和母亲争吵、伤害，他也怕那里没有朋友，孤独寂寞，以及终日要面对的那个绝望的人。

两周后他被告知，父亲吞枪自杀。

有三年的时间，大卫·范恩无法面对“自杀”这个单词。他好像总能听见那声枪响，它让十三岁男孩的世界全盘崩裂。他过了两个星期才敢返回学校，并在之后整整三年里佯作镇定地告诉所有人他的爸爸死于癌症。自杀这个词让大卫·范恩觉得肮脏羞耻：他不能理解，也不能接受，一个被命名为父亲的人如果声称爱你，怎么能主动将这样巨大的灾劫安置到他的亲人头上，尤其是那个本应视他为英雄的、十三岁的儿子身上。

他至今也不知道家里的大人们是怎么想的，他们把父亲生前用过的其他几把枪都扔给了他。包括一把霰弹枪，三把猎熊、猎鹿的来复枪。大卫·范恩用一种极端的分裂方式度过了他的青春期—白天，他还是学校里的优等生，成绩出色，举止端庄，只是比过去沉默了。但夜晚，他长达十五年的失眠开始了。他无法入睡，也不敢喝酒，他不想和任何人谈论他父亲做出的可怕的事，却没有一分钟能忘记它。尤其是那个电话。在他之后看来，那个电话里的邀请包含着某种暗示：你来，我们好好生活。

而他没有去。

很多的夜晚他在街上游荡，拿着父亲的枪，用来复枪射坏了他们狭小街区的无数盏路灯。他早已失去了所有朋友，因此当一些年后他试图梳理、复盘一些情况的时候，他也已经无人可说了。对于父亲的选择，家人（包括他母亲）有很多不一的说法。他也渐渐了解了一些细节，比如父亲是在和那位弃他而去的第二个妻子打电话的时候开枪的，开枪的时候说了“我爱你”，由于她在工作没有听清甚至说了两次。而这位女士本人的父母，也在事发前死于自杀，所以他父亲这么做可谓特别残酷。

但即使如此，即使大卫·范恩知道他父亲生前的更多的细节，他也无法拼凑出那是一条怎样的心路。到了他十九岁的某一个时刻，他突然觉得，他试图理解他父亲是谁，他的自杀意味着什么。他父亲不能只是他生命里的那个他无法提及其死亡方式的—陌生人。

但这并不是原谅的开始。

复仇

十九岁到二十九岁，断断续续的十年里，大卫·范恩开始写作这本和他父亲有关的小说集：《一个自杀者的传说》(The Legend of A Sucide)。在最初的三四年里，他总是写了就丢，那些句子过分情绪化了， “看起来每个人都哭着跑来跑去”，他告诉《南都周刊》记者，他觉得它们不值得存在。

两种冲动同时挟裹着他：理解崩坏的源头、重建父亲形象的冲动；以及建立自己的写作模式的冲动。他当时正是大量阅读别的作家的时期，忍不住要在不同的故事里变幻不同的风格，比如他试图用雷蒙德·卡佛式的极简主义笔法写以他继母为中心的小说《罗达》，而在另一个叫《飞上青天》的故事里，明显有马尔克斯写短篇时的影子。但真正的问题不在于技巧，也不在于风格。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大卫·范恩认为他仍然没有找到“一个正确的声音、一个较为疏远的音调”，去写作这些过分挤迫他心脏的故事。

直到有一天，他读了乔叟。这个距今600年的中世纪英语作家有一本不算太出名的书叫《贤妇传说》(The Legend of Good Women)，它采用了一种叫作圣徒传记的体例。“传说”(Legend)这个词在英语里有个特点含义，指记录圣徒一生的写照集。他的父亲当然不是圣徒，但大卫·范恩决定用这样一个词来为这位“自杀者”的一生命名。

对他影响巨大的另一本书是乔叟更为著名的那本《坎特伯雷故事集》。“它包括了一种风格和内容上的辩论，每个故事内容不同、叙述形式也不同，彼此间形成了对话和争论”，大卫·范恩说。他感觉到这或许是写他父亲那最终无人理解的一生最好的方式：他留下的枪声、沉默，留给伴侣的恐惧和继承给子女的耻辱，他的一生里有太多未填补的空白，你不可能指望在一篇故事中道尽。

写作《苏宽岛》是十年里最后的事了。其时大卫·范恩已经完成了《鱼类学》、《罗达》等其他五个短篇小说，它们分别诉说着他父亲生活里的一些侧面，以及和他相关的人，但大卫·范恩知道他还没有进入核心。《苏宽岛》里他开始直面那个邀请—颓靡的父亲让13岁的儿子去阿拉斯加的苏宽岛陪伴他生活一年，儿子答应了。他们在这片苦寒之地过起了清贫、孤寂而自给自足的生活。

《苏宽岛》里的父亲几乎每晚睡下后都会哭泣，他和现实中的父亲一样绝望。在写作之初，大卫·范恩以为这次写作能有救赎的力量，“能赐予我们再来一次的机会”。直到故事过半，包括大卫·范恩本人在内的所有人都能隐隐预感到父亲的自杀 —— 如果一个故事也好一个人最终应该通向某个出口的话。但令人猝不及防的一笔出现了：自杀的是男孩。

救赎

后来想起来，大卫·范恩会把写下这个情节的时刻视为他写作人生中“最意味深长的一刻”。他曾经认为写作需要构思，需要控制，需要谋篇布局，诚如别人教他的一样，要塑造一个作品，然后琢磨抛光。在“那一刻”之前，他从未预见过这个骇人转折的来临，他以为这会是一个救赎故事：他做了他终生后悔没有做的事情，但父亲仍然保有他自己固执的命运。他想起小时候父亲带他去捕鱼，那是一条庞大的翻车鱼，他当时只有四岁，在船上看到船舷下方远处翻车鱼露出水面的极小的身形，一点点地变大。随着鱼线的拉紧，它不停往上升，愈来愈大，等到它彻底浮出水面，他被它的巨大吓呆了——这是他从未料到的怪物。

而写作也是一样。“一开始是无意识的过程，在这过程中我们试图去发现并跟随某种东西，而当那东西浮至表面，它已经过变形与转化，并逐渐长大，变得极不真实，甚至吓人。”

在大卫·范恩看来，小说是命定的。“从根本上说，它是一种发生在纸上的不自觉的转化，把我个人过去的经历转化成某些别的东西。”写完《苏宽岛》他才明白他想要在写作中完成的并非一次宽恕。“多年来我一直背负着父亲自杀这件事，直到那一刻后，转而由他来背负我的遗体，那类似心理上的逆转，折射出我的一种渴求，渴求复仇，和我对他的怒火。”大卫·范恩说。而同时这个逆转让他讲出了之前讲不出的事，比如，他无法记述父亲自杀的情形、他的遗体呈什么样，无法记述得知他自杀后第一时间内的悲伤，但通过逆转，记述成了可能。“我可以描述父亲怎么发现男孩，描述男孩的遗体。父亲自杀后，我几乎不曾正视他的遗体，很多年一直否认，假装那没有发生。经由那个转折，我可以真实地再现自杀者的遗体，真实地再现那份悲伤，得以能够写出十年来我不知该如何下笔的东西，历经种种失败，终于找到书写的方式。”

“我29岁写完整本《一个自杀者的传说》。很多年里这本书无人问津，文学经纪人们觉得故事太黑暗，不能给人以温暖，它就被搁弃了。”直到2007年，这份手稿获得了Grace Paley短篇小说奖，作为该奖项的一部分，马萨诸塞大学出版社将它出版。纷至沓来的赞誉引起了主流出版商的兴趣，2010年，哈泼-科林斯出版社再版了这部小说集。此时，距离大卫·范恩写完这本书已是15年。

再往后，《一个自杀者的传说》被译成了18种语言，在欧洲和日本—那些人们抑郁指数偏高的地方，好像格外受欢迎一些。大卫·范恩在写完这本书后做过很多年的船长，现在他旅行、做讲座，“对于我父亲的死，我愤怒了三十年。现在我四十八岁了—是的，直到四五年前，我才真正停止愤怒。我和别人不一样，有的人写完这些故事就慢慢释然了，而我太固执，我又花了十几年。我想，或许我是在跟更多人讨论这本书时才更加理解它的，也更加理解我父亲。而我写的时候，我自己甚至都不知道我放进去了多少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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