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谈到，为了父亲的生命，我的人生第一次送出红包。
进入临床，我开始以医生的身份接触红包。
91年在上海某附属医院普外轮转。一次中午在小店吃饭时，遇到两位温州兄弟。
温州人老乡观念较强，听到乡音，很快就聊了起来。
原来他们的父亲患肿瘤需要手术，在附近旅馆等病床，一等就是两个多月。
兄弟俩每天在医院附近转悠找关系，但人生地疏，一直没有进展。
兄弟俩高兴地告诉我，他们找到医院后勤做木工的一位温州老乡，送了红包，终于接到住院通知。
后来我了解到，每天都有大量的温州老乡涌入上海看病，为了节省在上海的住院和手术等待时间，送红包成了最有效、最经济的做法。
只要行业垄断存在，资源就会稀缺，红包一定会伴随。 红包并非医疗独有。
从住院手术送红包，到排队做CT，甚至取报告，都用红包开路。温州人用做生意的路子，在国营企业搞到垄断物资的同时，也为自己在国营医院开辟了医疗VIP特需通道。
当然，手法也越来越隐蔽，直接把钱往病历本里一夹，请医生分析下病历，大家心知肚明。遇到拒收的，马上换专家。
作为在上海的临床研究生，我自然也为大量的温州老乡解决了就医难的问题。
我散落在各个大医院的同学们，自然也功不可没：通过他们，找到他们的导师。他们也获得经济上的补偿。
在医疗稀缺，住院排队漫长的年代，红包的价值也非常朴素：节省时间和费用，找到好医生。
当时的红包，对于病人和家属来讲，是最受益的。但更多的病人，因此而失去公平的机会。
那个时代，送和不送，还是有很大的区别。大部分医生，也是尽力尽为，甚至也有帮病人取药，手下医生陪同检查的。红包带来的结果，类似于现在国营医院的“特需医疗”。
后来的红包，性质开始逐渐发生一些改变。
一方面社会对红包的谴责和监督加重。另一方面各家医院陆续开出特需部，把红包由暗变明，医院从中收利。
另一方面，医药公司营销开始占据各大医院。
经济利益从红包逐渐转向医药回扣具有极大的便利：一是病人不知情，二是直接开药就有收益。
回扣从少数“害马之群”，逐渐向正常医生群体蔓延。医院管理层也开始尝到甜头，坐收渔利。
医药回扣，即刺激了服务积极性，又增加了医院收入，管理层也掌握药品生杀大权，何乐而不为？
相比之下，红包还是有两点不同：（1）红包是医生得利，管理层无利。（2）红包提升医疗效率，一定程度上减少过度医疗现象。（3）患者知道自己的红包花在哪里，而对回扣一头雾水。
这点意义上讲，红包比回扣更有道德些。
而回扣，已经成了医生要求执行阳光收入政策的最大障碍，也成了过度医疗的驱动力，当然也成了悬在医生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医生在暴力面前，几无话语权和维权勇气。
而暴力，除了来自患方的拳头和刀子，还有来自医院管理层的冷暴力。前者只是局部问题，后者却是普遍问题。
当然，对于红包的概念，政府相关部门迄今未对其有明确的定义。这对“走穴”医生来讲，无疑也是头上悬着的一把刀。
在多点执业被限制的年代，有能力的专家外出会诊（又称走穴、飞刀）成了缓解基层医疗资源紧张的重要手段和现象。
然而，医生走穴获得的收入，也属于“红包”吗？
下一篇，将谈自己的走穴经历和对红包的终极思考。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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