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把北京已经连续一周的雾霾天气吹走了。可您是否知道，大约四千年前，这个地方也曾经草木扶梳，是亚洲象的栖习地。人们常说中华文化有四、五千年悠久而伟大的历史，姑且不论此一观点当中偏颇的汉人沙文主义，从地球上其他动植物的角度来看，华人文化的发展，对其他物种恐怕是一段十分悲惨的回忆，大象灭绝的历史就是个绝佳的例子。
著名的中国社会史学者Mark Elvin在2004年的大作《大象的撤退：中国的环境史》一书中，从中国大象的生态分布来探讨环境破坏问题。在四千年前，亚洲的大象曾经分布于河北与山东一带；公元1000年左右的唐朝，长江中下游与浙江、福建一带的丛林里仍然经常可以见到大象；到十五世纪的明朝，大象已经撤退到广东西部、四川南部、贵州与云南。二十一世纪初的今天，中国的大象必须在云南最南端西双版纳的保护区里，才能见到数十头。汉人的扩张与大象的撤退，标志着中国自然环境的巨大衰变。
Mark Elvin等人的生态大历史观点显示，中国的环境问题由来已久，绝非1949年之后才产生，就北京的沙尘暴来说，满清入关时的军事政策有非常大的影响。1644年9月17日，刚带兵入关的摄政王多尔衮为了弥平直隶的流寇，下令三天内将北京到天津一带数百里的树林夷为平地，以免窝藏土匪。这一命令的后果是三百年来北京近郊的沙漠化与沙尘暴的恶化。
清代康雍乾执政期间，中国的人口从一亿一千万成长到三亿多，人口爆炸导致了严重的生态危机，汉人纷纷从长江与黄河流域向四川、云贵与岭南、台湾迁徙，除了与少数族群发生资源冲突之外，也对于河川上游的水土保持造成不利的影响，道光年间以来的黄河水灾与漕运雍塞都是明显的后果，生态灾难对经济的打击，使晚清的中国成为太平天国与义和团等社会动乱(农民起义)的温床。由于帝国中央政权的逐步瓦解与南京政权的无能，使得造林防洪的计划失败。直到1949年之前，中国并未成功执行林业或水土保持政策。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并没有改变生态危机的趋势，毛泽东乌托帮式的大跃进更导致生态的恶化。一方面，战后婴儿潮的到来导致清朝中叶之后的第二次人口爆炸，在毛时代，中国的人口从五亿人成长到九亿多人；另一方面，在「工业学大寨」的政策下，木材与煤炭等能源被投入缺乏效率的重工业，农村劳动人口投入建设规划不良的水坝工程。毛泽东征服自然的幻想导致了严重的经济问题，在1959-61年之间，农村地区的粮食与劳力都被过度压榨。三年之内中国因饥荒而饿死的人数，保守估计达到三千万人。
大跃进在中国整体生态上的后果是灾难性的，但这不代表在毛泽东时代完全没有保育政策。计划经济下仍有少数成功的林业与生态保育计划「样板」，只不过比起破坏来说是小巫见大巫。到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计划经济所遗留下的国营事业体系多属军事与重化工业，这些产业有两大环境外部成本的特征：
第一，能源使用密集：如大庆油田与山西或辽宁的煤矿业，在毛时代是大幅成长的策略工业，比如1961年中国的石油达到自给自足，举国庆祝，结果最近十年多数油田已经枯竭，在仰赖能源产业的东北造成严重的失业问题。
第二，能源效率低落：由于没有市场价格的制约，多数的国有事业缺乏对能源成本的估算，当然也不会有控制污染的观念，这导致能源使用上的浪费与环境污染的恶化。能源使用密集与能源效率低落，成为中国国企的普遍特征。
改革开放之前的生态问题，以自然资源枯竭与农业人口爆炸所导致的水土流失为主，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生态问题逐渐从农业与人口等第一级产业问题，转向二、三级产业的环境污染。随着计划生育的人口控制、国营企业的产值逐渐退缩，以及中国共产党对国企污染有意识的治理，污染来源比例也逐渐从国企转向乡镇企业，并且在最近十年变成以私营企业的污染为主。
因此，1978年之后的中国环境污染与生态保护问题，一方面是过去生态破坏的历史负债，一方面又是世界各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覆辙，治理工作格外艰难。(参考自《看守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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