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伟棠 香港作家、诗人。曾出版诗集《野蛮夜歌》、《八尺雪意》等，文集《衣锦夜行》。
香港的春风来得早，但在新界西北尚有点荒凉的田野上，这风依然凛冽。这些天我来这里看望一些耕种的年轻人，给他们在劳动之余讲讲文学和写诗，他们有的还在读大学，有的已经毕业了，但都选择在这里做农人，延续几年前在保育运动里种下的梦想。
写作与耕作很相似，而两者又都指向一个人在此世道下的生存态度，让你在其中学习安身立命的细节。这就是我把文学课带到农田上的原因。我带给青年农人两本诗集：《盖瑞·斯奈德诗选》和台湾诗人鸿鸿的《仁爱路犁田》，说来是巧合，这两本我正在看的书，与狩猎、犁田、保育这些人类最原初的劳动相关，两位诗人对待劳动与当代社会的态度，也都有回归本源、尊重自然、反抗掠夺的智勇，尽绽于笔端—这也正是我希望年轻的农人们能从自身劳动中发现和提炼的。
斯奈德是当今世上最传奇的诗人，但讲到他之前，我先讲爱尔兰著名诗人希尼的名作《挖掘》，那是希尼第一本诗集里的第一首诗，诗中他期许自己能以父亲及祖父挖掘农地的技巧和毅力去写诗。这个比拟深入人心，是传统世界观的读者与批评家都能理解的诗观，但是盖瑞·斯奈德在一首相似题材的《根》却写到：“挖掘／这松软的灰土／锄柄短／而白昼长／手指深插到土中搜寻／根，拔出来；仔细抚摩／根是强壮的。”这里诗人直接以自己的手代替锄铲这样的工具，以生命代替笔，去承认自然的强壮。
当盖瑞·斯奈德写到人类改造自然的时候（比如说“伐木”系列），他放弃了美国拓荒者的传统，强调的是自然的神秘与伟大，人必须顺应而进入、回归自然之力中，同时他又学习印第安人与自然的共生智慧，在写狩猎系列的诗篇中着墨于一个“郊狼”的角色，它时而狡黠时而赤诚，对自然索取和给予都是幽默地完成，不是对立斗争也不是消极无为。
盖瑞·斯奈德是个哲人、樵夫、猎人和僧侣，但首先是个诗人，在《盖瑞·斯奈德诗选》里能读到很多以前未被译介的关于欲望的诗篇。正视欲望，也是自然的，以前我们过于把斯奈德想象为圣徒，但即使在无比景仰他、以他为原型写就的凯鲁亚克《达摩流浪者》里，斯奈德也是一个有血有肉的、“郊狼”一样的生存者。我特意拈出这一点，是想提醒理想青年们，欲望没必要回避，沦为清教徒的革命是可怕的，后者将以道德整肃想象力，继而否定生命的自由。
“学习花朵，轻快前进”—斯奈德写给孩子们的这句诗，长久以来一直是我的座右铭，我也转赠给年轻农人们。从自然中，我们学习承担与隐忍之毅力，但更要学习解放。达摩流浪者背起背包，是为了放下现实更多的执念。而到了今天，这更演变成“快乐抗争”的理念，为新一代叛逆者与创造者奉行。这种“快乐抗争”的精神在港台青年写作者身上也很明显，鸿鸿的《仁爱路犁田》，面对台湾日益尖锐的全球化影响、本土农业重伤、发展至上霸权这些香港与大陆也面临的问题时，有了幽默与温柔，而且一再张扬爱情，毕竟快乐、爱和美是我们反抗恶的最大武器。
就像鸿鸿引用在封底的两句诗所示：“值得惊讶的不是飞机在天上飞，而是人的双脚可以稳稳站在地上。”真正能慰籍心灵的是踏实的劳动，真正能拯救劳动者的也只有劳动。诗集点题诗《仁爱路犁田—记老农第12度北上诉愿》是一首关于抗争失败的诗，就像我们的社会运动一样，失败是常态，但失败带给我们什么呢？“当车流重新启动，陌生的路人扶起仆倒的骑士，大地扶起仆倒的老农。水流往该去的地方。田土继续呼吸。生命继续乱窜。”这是全球化时代的“老人与海”寓言，战机和金钱可以击垮一个站立在土地上的人，但不能打败与土地相连的生命。因为生命始终在种植、耕作、轮回，与只知道消耗与捣腾的投机资本不一样，前者更接近宇宙生息之道。
道是什么？此刻最符合田野上听我讲诗的农人们的答案—道就是忠实于自己的本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