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_雷顺莉 实习记者_杜雪 摄影_马闪山
在大公司做了八年好员工之后，王强决定自己创业。“有自己的王国和权利这种成就感是在别人公司上班所无法比拟的。”
37岁的王强是当之无愧的“好员工”，毕业于北大光华管理学院法律系的他，在纸媒最兴盛的时候进入南方报业传媒集团，中国最受尊敬的传媒集团之一，到最后管理一个1000人以上的团队。
2003年，依靠网络游戏《大话西游》赚取了巨大现金流的网易，开始大规模招兵买马，充实其比较薄弱的网站内容。王强也在这个时候接到了橄榄枝，“其实去网易，就是想着能借此机会与互联网行业有些接触”，王强说，有点互联网经验，也好为第二波互联网浪潮到来做一些准备。
从网易出来后，王强又经过了两次创业，地点都在北京。但令人意外的是，他的新一站，是昆明，他的家乡，一个离北上广都超过1000公里的内陆城市。
尽管王强没有做过世俗意义上的职业规划，但他在还没有踏入工作岗位的时候，就知道自己职业最后一站，是要以自己创业画上句号。“有自己的王国和权力，这种成就感是在别人公司上班所无法比拟的。”
屡遇好雇主
2000年，王强大学毕业，机缘巧合，他参加了南方报业的招聘宣讲会，其时正值《南方都市报》的后创业时期，由于有过一次校园创业经历，王强的很多观念与校园招聘人员不谋而合，最后，当他的同学们都去了律师事务所或者公检法系统的时候，王强进入了《南方都市报》的经营发行部，管理一个1000人以上的团队，并且一半的时间在做发行，一半的时间也在做采编。
南下到广州，是王强的愿景之一，“即使不到大的平台，也应该到广州这些经济发达的地方看看，况且南方报业这个平台不错”，尽管2000年的广州到处都是乱糟糟的，但是却是一个充满活力和激情的地方，那些日夜不停歇转动的机器和蜂拥而至的打工妹打工仔，创造了广东经济的辉煌。但现在，广州变得漂亮、宜居了，但是似乎却逐渐失去了活力。
在《南方都市报》一干就是将近三年的时间，王强喜欢这里轻松自由的职业氛围，“要不是后来报社出事，可能我下一步职业选择还会跟南方报业有关”，而王强口中的“出事”，则是指《南方都市报》报道孙志刚事件而引发的一系列震荡，最终，自己所管的经营发行部门被迫调整，王强选择了离开。
告别自己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份工作以后，王强又在南方报业集团内的两家媒体工作了一段时间，但他还是觉得不过瘾，总和自己一样“不安分”的同事合计再干点啥，在还没有确切答案的时候，网易向王强伸出了橄榄枝，找他去做网易财经频道主编。
那时的王强已经不想留在广州了，“广州最好的时代就是90年代经济高速发展的时候，怀揣梦想的广东仔和全国各地的外地人混合在一起，到处都是激情”，王强从南方报业离职，也想顺便告别在他眼里开始有些疲软的广州。
而同时，越来越多的人向北漂移，自己在北京也有很多同学故交，王强开始动了回北京的心思。
是一本书把他留在了广州。在去网易前夕，王强读了一本名字叫做《搜》的书，是《连线》（Wired）杂志主编安德森写的关于互联网的书，介绍了搜索的工作原理和盈利模式，谷歌两位创始人的创业经历让他深受启发，书中说，是兴趣和善让他们做出了与众不同的产品。“其实去网易，就是想着能借此机会与互联网行业有些接触”，有点互联网经验，也好为第二波互联网浪潮到来做一些准备。况且网易是当时人们能够叫出名字的为数不多的互联网公司。
在网易做财经频道主编的日子，王强和自己的团队开发了互联网产品“股票行情系统”，在行业内是比较领先的股票行情分析系统，网易股票频道在行业内的流量也排在三甲。在团队方面，王强觉得自己也还算带出了比较年轻有为的一批人，他们也逐渐成为骨干力量。“做到这些以后，就算再有加薪的机会，也觉得不过瘾了。”王强血液里的创业基因开始蠢蠢欲动。
最后还是要创业
2008年，在广州工作了将近8年的王强最终还是回到了北京，带着从来没有陨灭的创业梦。在网易做过三年财经频道主编，他认识了一些投资金融行业的朋友，创业的领域就这样确定下来，“做投资顾问咨询类公司，这一块在整个市场上是压抑比较久，空间也相对比较大”，在落实创业之前，王强也对行业做出了一些分析，不打没有准备的仗，是他历年来的一个行事准则。
而之所以要选择在北京做投资咨询顾问，倒不尽然是因为曾经在北京上过学，北京是梦开始的地方这样的感性心理，只是因为北京适合做这一行而已。在自己正式创业前，王强先找了一个投资顾问公司上了两年的班，积累了相关经验，公司在2010年成立，到2012年的时候，问题终于来了。
“在北京，创业融资的本钱好找，人才也好找，就是客户不好找。哪怕是一个小公司的小单子都有无数的公司杀上去。”面对这样的市场环境，王强觉得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调整公司的业务，但还是要继续留在北京。
就在公司调整期间，王强回了一次云南，这一次省亲，让他作出了把公司迁回去的决定。回到自己的故乡产生羁鸟恋旧林的感觉都是次要,发现了昆明市场的潜力才是主要。王强认为，对于寻找创业根据地的人而言，昆明是属于“小荷才露尖尖角”的理想之地，何为理想之地，就是一块等待挖掘的处女地。在最初判断的基础上，王强更加细致地研究了昆明的市场环境，他发现了云南存在一种宝贵的市场结构优势，王强将它命名为高原效应。这种高原效应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云南地处边疆，山高皇帝远，在这里创业可以最晚、也可以最少地受到群雄逐鹿的影响，“竞争性毁灭”的风险较小；二是云南有4600多万人口，在全国排名12，人口比加拿大还多，跟缅甸接近，本地市场足够大；三是昆明集中了云南三分之一的经济总量、30%的城镇人口，是个名副其实的深水池。
虽然做了决定，但王强也没有因为自己的新计划而高兴昏头，把公司搬回云南要面对的利与弊，都一道道地刻在心里。
王强深知，回云南后想要像在北京那样，通过导入一个概念，而在短时间内做出一件大事来取得成功的几率变得更低，甚至可以说基本没有这种可能，加上人才和政策上的劣势可能都是司空见惯，“对于一个真正想创业的人来说都是次要的，而在这样的市场，最重要的还是把握住客户资源。对我们这些有创业经验的人来说在二线城市是有优势的。”面对拦路虎，王强还是很有信心。
在春节假期的最后一天，王强搭乘一位北京朋友自驾游的顺风车，从大理到昆明，车上一路都在放徐千雅的《彩云之南》和吴虹飞的《仓央嘉措情歌》，顿时也备感亲切。至此，在王强心里，“人到中年为自己活”的想法也更加明朗起来，至少为自己思想减负是很有必要的。
果不其然，王强把公司搬回昆明之后，在昆明的优质地段买了140多平米的花园洋房，成功将在北京每月花4000块租住70平米老房子的历史甩在脑后，除此之外，公司成本骤减，更是为自己思想和手脚都松了绑，终于可以轻装上阵了。
在昆明二环地带租了100多平米商住两用的房子作为办公室，只需每月支付3000元租金，而在北京中关村租同样面积大小的房子每月要花费14000元以上，而且据王强估计，现在估计已经涨到月租20000元以上都是有可能的，但庆幸的是，这些令人头皮发麻的数字终于变成过去式了。
在人力成本方面，北京人均工资可能要在每月4000元左右，如果要招一个中层岗位，不花上10000以上，根本找不到人，即便是应届毕业生，公司也要支付每月3000元以上的工资才能保证员工在北京活下来，而在昆明，员工工资能够上到每月2000以上，就已经算高薪职业了，因此，王强能够在人力成本上也节省不少，尽管王强的公司员工人数也只在4个人左右，但人力成本也是公司比较大头的成本开支。
这样看来似乎回到昆明创业是万事大吉，其实要是用一部电影名来表达，那便是《看上去很美》。王强说，焦虑是不可避免的，无论在哪里，只要你做事，或者是做你想做的事。初初看来，在北京创业的压力更大一些，无论是成本投入上还是同行竞争上。但昆明的市场也是有瑕疵的，很多企业很保守，也就意味着自己的客户很保守，在投资咨询这类工作一般都是自己做或者找熟人做，简单地说，就是昆明的社会形态有点像小农经济，热衷于自给自足，即使外包，也是肥水不流外人田。就算是在大型招标会上，很多招标都是内定的。“但是我们也必须适应。尽管这也是大城市回来的人会不适应的地方”。
回到昆明后，王强的妻子很想念北京的交际圈和文化圈，而王强也感叹，在北京很多会议场合都能碰见周鸿祎这样的人，甚至自己有事也可以直接找他。在云南大型的经济会议很少，圈里的大人物很少露面，也不容易接触到，需要通过一些人脉才可能接触到他们。
但北京对于创业的王强而言，总有一种飘在半空的感觉，而昆明给他带来的感觉更真实，更接地气。但回到做生意的本质，在于商业的共同性比差异性要多。“每个人不一样，不是人人都要回到二线的，很多人在北京也做得很不错，他们找到了适合自己的路子，我走的也是适合自己的路。”王强说回昆明只是一条他想走的路，没有多大的苦大仇深，或者迫不得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