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_于丽丽 北京报道 摄影_刘浚
三月初的北京，午后雾霾里的日光有些惨淡。身着土黄色棉服的郑也夫，推一辆老式凤凰牌自行车，缓缓走了过来。拍照时，他整个人看上去都很平静，眼神和表情都落在那里，自行定格，许久不挪移。
但这样的状况没持续多久。当摄影师稍许建议加个动作时，平静旋即被打破，他几乎本能式回应：不，那就是表演了。呵，这才是那个“呛着来”的老愤青郑也夫。
其实，他答应拍摄已是不易。惯常他必定推三阻四，很多摄影记者在请求他换个姿势，配合拍照时，都会遭到他的回绝：我就这样坐着，边聊边拍，我不表演。
在拍摄间隙，他瞬间就恢复了一个社会学家的职业敏感，侃侃而谈：我对中国人拍照的一些做法看不惯。就像所谓的“靠一靠”，所有人没有间距地，贴在一起，同用一个动作，一副表情，这是集体主义对人的一种损伤。
“你看民国时期的很多照片，他们的集体照，相互之间就有妥当距离，而且表情各异。”他还对拍照表情看不惯：中国人的表情太嬉皮笑脸了，带着谄媚和取悦，不像非洲人，他们的表情像动物，非常肃穆，你看那些非洲木雕上的表情。—非洲木雕是他唯一要烧点钱的爱好。
像个拆庙的
人类学教授阎云翔有一次对他慨叹：你好作品怎么这么多？但随之，就替他做了总结：我明白了，因为你没有项目。
2013年，一向自诩“超龄愤青”的郑也夫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的任上退休了。这是他持续时间最长的一份工作，从2004年2月调入到退休，将近十年。回顾他的工作履历，可谓“劣迹斑斑”：从1968年奔赴北大荒插队，他先后工作、学习过十个单位，大多单位都呆不到四年。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戏谑他“吃遍北京”，他则郑重声明，自己是一路像盲流一样逃窜，多年来没拿过一分钱的科研经费，也没申请过一分钱的课题基金。
退休时，知道系里有很多更年长的人仍在岗，他有些悻悻。但“人家是烧香的，我像个拆庙的”，他有自知之明。在职时，系里开会，他一贯缺席。“早跟系主任招呼过了，开会我不来，对他有好处。否则提点不同意见，他争不过我，也挺下不来台的。”这不是摆放姿态，其实他也是积极参与过的。“认真给系里提过很多建议，几乎都不被接受，我当然不高兴。索性不再参加，各自方便。”
但他还会往学校跑。带着拉杆箱去图书馆借书，把教师25本的定额都借满，不知老之将至，热情甚至高过退休之前。听到同龄人牢骚一句“我们过气了”，他一针见血：你我又不是姚明和刘翔。如果退休后你的影响力骤减，那恐怕之前产生影响的是你的位子，而不是你本人。
退休后，他出版了论著《吾国教育病理》。前言中，他表示这是愤慨之作，眼见中国教育居然走到这步田地，管理者解答中国教育困境又这么弱智，他决定出手诊病、开药方。就在不久前，该书的姊妹篇，由他指导的学生调查论文的结集《科场现形记》也已出版。
郑也夫曾做自画像：“懒散，不整衣冠，精神上却颇有洁癖，不参加规则不公正的游戏。微染自虐狂，少时练中长跑，年近五十患冬泳症。以争辩为快事，虽对事不对人，却也常常得理不让人。”
所谓不整衣冠，极端时是参加学生答辩会，也照旧一条大裤衩。答辩结束，碰上万圣书园老板刘苏里，刘说：你就这打扮。他指指胸襟：这里面绝对认真。他认为在社会底层度过的青少年时代使得底层审美融入体内，这使得他不习惯场面上的繁文缛节。
因为难以苟同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赵一凡在今年《读书》第一期中对于作家王蒙的评价，他在《南方周末》发表一篇名为《自甘跳镣铐舞的王蒙—与赵一凡先生商榷》的文章。王蒙在采访中谈及自己当年跟风写作《这边风景》时，一段“我不糊涂，也想改变自己的命运”的自白，让他如鲠在喉，他说：“我们可以走自己的犬儒道路，但作为一个智者至少该保有分裂人格，知行不一，行犬儒路的同时敬重英雄，不敢美其名曰‘我不糊涂’。……以王蒙的才能，同样戴着镣铐跳舞，可能跳出其他镣铐者跳不出的舞姿。但若说一个一辈子自甘跳镣铐舞的人能跳出世界波，那就是嘲笑真正伟大的舞者了。”
2006年，因为不满意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所长景天魁作为一个他认为的二流学者当选学部委员，他点名发出文章，质疑中国社会科学的评价体系。在中国学术圈，公然质疑对方学术水平已属罕见，何况学部委员这一被认为是中国社科院最高学术荣誉的头衔。之所以会这样做，是作为一个资深体育迷，他发现“社会学界和中国足球一样，也有假球和黑哨”。
在总结自己和体制的互动过程时，他觉得自己并不是一开始就采取一种特立独行的姿态，越走越远是一种不自觉的互动结果。早期因为出身不好，又经常发出一些和主旋律不相吻合的言论，经常被另眼看待，影响自己获得一份好的工作，后来是性格和情趣居然成了饭碗，于是成为一个职业批判家。
关于课题，起初他也参加过申请，但很快发现这其中的规则不干净，不公正，要评上需要托很多人，这是他做不来的。更重要的是在他看来，搞社会科学其实不需要这么多资金。要紧的是选题，很多选择在研究过程中是有变化的，如果申请到资金，反而形成约束，不能轻易变动。后来，他就索性只伺候自己的兴趣。人类学教授阎云翔有一次对他慨叹：你好作品怎么这么多？但随之，就替他做了总结：我明白了，因为你没有项目。
至于职称的晋升，在北京社科院和中国社科院期间，因为受到不公正待遇，他用离开表示抗议。直到调入人民大学，他也是一副不参加的姿态。以至于系主任暗中替他写好，强迫签字。因为“系里不能背压制人才的黑锅”。评上教授时，他已经49岁。
但没几年，因为人民大学出台规定，干满5年接着就要聘岗，而且要完成科研任务、教学、国家级课题三个任务。因他不申请课题，所以尽管他的教学、科研都完成了，甚至完成得还多，却要面临降级。于是，他给校长写了一封信，表示这个规定很荒诞，必须取消。因为这相当于，考核一个农民的标准不是产品产量，而是看往地里洒多少化肥，如果他洒100斤，你一斤没洒，就滚蛋。后来，校长秘书给他打电话，两个答复，一是信接到了，二是校长对你提这个建议表示感谢。
但是，他还是调到北大去了。
“太讲道理了”
出版人黄集伟做记者时，曾采访过郑也夫，总结道：这人太杠头。你说什么,他总要跟你呛着来。学者周孝正总结是：也夫太讲理了。言语中含蓄了过犹不及的意思。
为什么持久地保持着愤怒？他表示无解：不是我刻意保持这样一种姿态，而是学校的制度、氛围、不良现象，包括社会环境不断地刺激我。别人对此无动于衷，可能因为彼此血液的温度、性情的差异吧。
郑也夫生于1950年，母亲是小学老师，父亲是编辑，兄弟姐妹五人。早年因为有海外关系，叔叔在国民党军队文工团，家庭出身不好。他的哥、姐的升学都因此遭到不公待遇。彼时，他还是个敏感少年，就愤慨不已，而哥哥姐姐却能宽宥接纳。“你看，即便是一个家庭的孩子，因为天性不同，反应也是迥异的。”
出版人黄集伟做记者时，曾采访过郑也夫，总结道：这人太杠头。你说什么,他总要跟你呛着来。学者周孝正总结是：也夫太讲理了。言语中含蓄了过犹不及的意思。
而追溯他的争辩性人格，则要折返他的少年时期。他将新书《吾国教育病理》题献给自己的母亲。他感念母亲的缘由之一是，在他课上管不住嘴，交头接耳，课下常常玩耍过头，屡屡坏了学校规矩，以至于三天两头要被“找家长”的少年时期，同是小学老师的母亲，并未与学校配合，对他严加管教，而是放任他调皮，使得他得以保存顽劣天性，并沿着自己的轨道持续下去。
初三时，班内的几场辩论更是开启了他争论的热忱。而之后的知青生活中，他完全是在同正统观念的争辩中长大的。1968年，18岁的他上山下乡去了黑龙江的一个农场，并在那里度过了八年半的时间。当时身体吃苦倒在其次，最苦不堪言的是精神上的状态。整个的精神生活就是牢骚，而相比常人，他经常能发出一些精致的牢骚。
时日既久，他和一小拨儿知青，因为彼此身上散发的离经叛道的气息，相互寻找、确认、聚合，形成了跨连队的交往。那种离经叛道并不局限于政治观点，还包括生存风格。他清晰记得，即便是这样一个异类的小团体，还是惊讶于他的一个观点，于是搞了一个不扩大的秘密争辩。
会议的主题是当前形势下，努力干活是否是一个正确选择。郑也夫提供的观点是当下干活不需要努力，最明智的做法是偷懒，保存体力。他的辨析过程是这样的：“文革”后期，毛泽东好比家长中的爷爷。叔叔大爷们让子侄辈努力干活，为家庭创造财富。于是有个侄子提出意见，我努力干活有个条件，爷爷不要摔盘摔碗了，否则我创造的财富都给摔了。不偷懒可以，爷爷要和我们一条心，否则不够他摔的。如果我们没有能力让爷爷做到这点，就只能自己偷懒，别他胡闹，却把孙子们都给累死了。之后，他大获全胜。
他的另一个发现就是当时喊得震天响的革命，根本就不是革命，因为革命是不满现状，主张变革，而当时到处叫喊“形势一片大好”。因为置身最糟糕的社会处境，他感觉整个青年时代，都如同囚徒一样，一直在做着用脑袋撞墙的尝试，并在精神苦闷中，开始分析社会。当时但凡能找到的书都会拿来读，于是基辛格的《选择的必要》、美国记者兼史学家威廉·夏伊勒的《第三帝国的兴亡》和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等书籍扮演了启蒙的角色。他清晰记得，去农场第一年，在得知农场抄家的书放在团部一间屋子里后，休息日跋涉三十里，偷回六旅行包书。
之后回城，考学，就读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一年半后，为了研究生每月40块的助学金，前往社科院读研。再后来，他奔赴美国丹佛大学攻读硕士，在导师建议读博时，因为他知觉自己年过三十，更想获得独立研究机会，而非伺候一门门课程，回到国内。先后就职于北京社科院、中国社科院、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
前不久，在和好友薛涌聊天时，他认为此生最大的失误是在社科院滞留时间过长，没能早日进入学校，与年轻人互相影响。而和年轻人互相影响多么重要，他在《论知识分子之自觉》中，称“大多数人到了中年后思想趋于稳定，只有一小撮人终生保持不确定状态，处于悬置状态，这一小撮人是‘怪物’，叫做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最理想的生活环境是大学，因为他们可以被青年人包围着，这些年轻人正处于‘半疯’状态，而知识分子终生都是半疯的。”
一直在伺候自己的兴趣
他还点评张艺谋、陈凯歌为什么拍不出好电影了，因为不伺候自个了，尽想着票房，想着别人爱看什么。“众人的心理你能搞明白吗，只能瞎猜，只有伺候自己的审美标准，才可能成功。”
投入学术圈的郑也夫兴趣广泛：他是改革开放后最早研究中国知识分子问题的社会学家。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他提出反对发展私家车，1998年，他反对推行多年的火葬，主张“沙葬”，2003年，他撰文批判现行国家社科基金制度，当社会信任出现问题时，他开启社会信任研究。当消费主义泛滥时候，他开始辨析消费和快乐的关系。他还抨击“中国特色”的VIP，认为权势者享受本系统内的特殊服务，不加入公共服务系统，比如地铁、公交车等等，导致中国公共服务质量低下。
尽管观点驳杂，但归根结底，他说自己是在设计游戏规则。当下的中国是一个博弈的社会，规则必须随着博弈而调整，否则必定是一部分人盘剥另一部分人，而最终集体受损。
退休前的最后一课，他所想设计的游戏规则直指中国教育。2010年9月开设的这门名为“批判的教育社会学”课，在讲过五轮后，最终诞生了他的论著《吾国教育病理》和学生调查论文的结集《科场现形记》。
《吾国教育病理》开篇，他花大量篇幅去辨析“素质教育”的语义，依据本义，素质教育等同于“天赋教育”，这显然是有语病、荒谬绝伦，而且行之无效的。—他喜欢较真，对堂而皇之或者习以为常的“谎言”“诳语”，总要“甩膀子，撸袖子”地从道理做个辨析。
较真之后，他通过“应试教育”的病症，挖到“学历军备竞赛”这个病灶，两者的差异在于应试教育可以是一家一户的态度和行为，而“学历军备竞赛”的说法强调由众人合成的一种态势和效应，并开出自己削弱竞争的药方：分流。
他在心里向往德式的早分流，在那里天性不爱读书的人或毫无潜力的孩子10岁时分流，日后上职业学校，学习技能，而收入和社会地位与大学学历持有者并不悬殊。但中国的现实境况阻碍着分流：户籍壁垒使得农村的孩子只有通过高考才能改变户籍；独生子女政策使得家长逼迫孩子参加高考，不肯将孩子的前程托付给职业教育；官场对于高学历异乎寻常的重视，一方面导致“在职学历”的激增，一方面助长了人们对于正规学历的狂热追求。
“很在意书带来的社会影响吗？”
他减缓了语速，稍稍平息后，缓缓答道：
“我对中国社会问题做过种种批评，如果希望能直接推动政府改革的话，早不写了。因为没有效果。为什么还在写，因为有间接的期待，它至少能影响到一些公民、学生、学者，产生一些作用，从而在未来可能对社会乃至政府有影响。”
他甚至把自己比作看别人下棋的旁观者。他在旁边支招：嘿，哥儿们，这么走。不听？不听不听吧，我写成棋谱，让爱看爱听的人看去。你不听，不影响我写棋谱的兴趣。
只是这阻挡不了他去查看亚马逊销售榜，以及看到两本书长期盘踞教育事业类前几名，甚至一度超过《温家宝谈教育》后，窃喜。
他说自己本质是悲观主义者，只是活得高兴。活得高兴，是因他一直在伺候自己的兴趣。他强调做学问要有两个支点。一个支点是对社会的关怀，一个是认知的乐趣。当遭遇社会冷眼的时候，你要有爱好支持自己。就像在教育问题上的论述，他自我知觉解了谜团，消了误区，所以高兴。
而一根筋地，只想经世济民的学者经常是不可持续的，除非面对的是开放的政府和官员。他甚至为费孝通叹息，在他看来，费孝通有强烈的经世济民的关怀，却不执于学术的乐趣，所以在遭到冷遇的年代，完全荒废。
他还点评张艺谋、陈凯歌为什么拍不出好电影了，因为不伺候自个了，尽想着票房，想着别人爱看什么。“众人的心理你能搞明白吗，只能瞎猜，只有伺候自己的审美标准，才可能成功。”他不由自主地提高了嗓门。
他以各种方式传播这条理念：在母校北京八中做演讲时，针对高考压力，他曾经建议最优秀的学生不要考北大、清华，因为应付考试的过程过于枯燥，容易损伤学习热情，他建议这样的学生，考上一所较好的“一本”即可。更多时间可以用来伺候自己的兴趣，积蓄热情，在大学毕业时靠考研翻身，进名校或者国外留学。在他课堂上的接触中，他发现北大录取分数最高的光华管理学院的学生，知识面狭窄，在天马行空的想象力上面毫无优势，这对于做学术来说，是不可救药的。
而对于有为青年，他也希望不要走主流的路子：就像请客吃饭，要给出区别性；如果是喝二锅头，你要费心搞到65度的，因为一般见到的都是56度的。稀缺，才有区别性。
采访的最后，有学生来索要签名和题字，稍一思忖，他写下“走自己的路”几个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