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的大学教研究生新闻课程，学生们虽然绝大多数来自于内地，但是真正在媒体工作过的并不多。也因为这样，让我有些担心，因为太多在课堂上教授的东西，尤其是新闻伦理，以及新闻部内部的流程，会在他们进入了内地的媒体工作之后，发现现实和课堂，相差太远。
我能够做的，就是告诉学生们，相差太远，甚至矛盾，并不代表现实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在这些问题上，错就是错，没有灰色地带，对于自己来说，到底能够和这些错误怎样对抗而已。
有些是记者自己可以做到的，比如拒绝收受利益，在香港，这本不是问题，有廉政公署，私营媒体内部则都会有相关规定，比如如何处理收到的礼品，尤其是新年利是封（注：相当于压岁钱），关键是行贿本身就是罪行，所以去采访，不用担心别人硬塞车马费的问题。
虽然在内地，这样的情形算是普遍，但是以我以前在北京常驻的观察和亲身经历，主办机构从一开始的惊讶和不习惯，到现在已经主动把境外媒体剔出在车马费信封名单之外。其实我觉得车马费的存在，其实是一个很恐怖的东西，即便记者拒收，谁又知道经手人会不会用记者之名放进了自己的口袋？因为是黑钱，死无对证，一旦出事，记者也可能陷入其中。见过也听说过很多所谓的中间人，号称可以替人送钱办事，结果钱一直都在中间人手中，关键是送钱人总不能打电话去问中间人口中的收钱人收到没有，所以骗子就是这样来的。
这些骗子里面包括了号称是记者的，我接到过好几次电话，甚至有一次我正在某地采访，和当地的宣传部官员在一起，结果她的电话响起，一个号称是我的同事的人要求采访，当然开了价码，官员问我认不认识，我告诉她：我只能这样说，如果收钱，肯定不是我们新闻部的同事。
朋友在一家美国的财经媒体工作，如果因为公事吃饭，她都抢着买单，因为公司规定，记者和被采访对象吃饭，不能让被采访者买单。其实还有更严格的，那就是员工不可以买股票，这是担心，假如知道了一家企业的坏消息，记者提前抛售手头的股票，那不就有了利益冲突？内部的严格流程，好处是媒体可以减低惹上官非的机会，同时也提升了员工对自我的要求，减低了触犯法律的机会。
以往外媒对记者采访的规定特别严格，前些年香港特区政府因为招待外媒到香港采访，希望能够在国际上塑造香港的好形象，结果被媒体指，政府出钱买机票包酒店，有想要影响媒体报道的嫌疑。不过话又说回来，现在在内地常驻的外媒，不少参加各种媒体招呼团到各地采访，吃住政府，显然也习以为常了。中国特色？所以可以特事特办？
有些错误，就不是记者本身可以抵制了。比如所在的媒体刊登商业软文，或者因为广告客户的施压，而撤出版面，或者中断报道。10年，台湾中国时报记者黄哲斌辞职，因为看不惯媒体被商界和政界的软文操控的现象，他的一篇题为《乘着喷射机，我离开中国时报》的网志在网络上快速传播，看是很可惜，只是一时的星火，并没有燎原，媒体人可以做的，似乎只有“改变不了现状，那只有离开，不让自己被改变”的无奈选择。我还记得，那时我写过一篇相关的评论文章，结果被内地媒体退了回来，编辑抱歉地告诉我：“我们这里就是这样。”
我知道就是这样，所以要抵抗政商软文也好，压力也好，这是整个媒体的事情，不是一个前线记者可以做到，如果整个业界的生态不改变，只会让那些不愿意同流合污的从业人员无奈离开，因为恪守本分，也变成一件艰难的事情。也许，做前线记者还容易一些，只是个人面对的诱惑，只有同行们鄙视不理解的目光，但是当成为一个媒体的中层或者高层的时候，要面对的抉择，除了考虑个人的仕途，还有媒体的未来生存，所以，对于私营商业媒体来说，老板要肯不公器私用，自己包括广告部门不去干预新闻部的编辑自主。其实对于内地媒体来说，如果不是市场商业和公共性质混为一体，本来不会怎样的复杂，不会面对资本干预的问题。
过去几年，谈起新闻自由，在内地新闻界，对于来自政府的干预总是义愤填膺，但是对于资本的干预，不知道是看不到，还是觉得并不重要，着墨不多，也不愿意多谈。尤其是当资本和权力结合，用资本的方式表现的时候，对于媒体的侵蚀更加残酷凶猛和隐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