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力多低，才能免死？

几年前，美国最高法院规定，如果罪犯是无法理解诉讼程序的“智力残疾”，就不能判处死刑。如今，最高法院在如何判定“智力残疾”这一点上，不得不面对来自科学界的异议。

弗雷迪·李·霍尔（Freddie Lee Hall）喜欢赌博，虽然经常赌输。不过，他赌赢了反而更好：他会心甘情愿地将赢来的钱如数奉还，并且贴上他在佛罗里达州郊区采摘水果赚得的钱。霍尔的朋友们对此赞不绝口，这让霍尔感觉很好。霍尔需要维持良好的感觉，这一点，那些法庭文件说得再清楚不过。

霍尔在佛罗里达州的贫穷小镇韦伯斯特度过了他的童年。那时候，为了跟上比他聪明许多的16个兄弟姐妹们的步伐，他历经千辛万苦。如果他没有学会某些事情，就会被母亲打，甚至被装在袋子里，再用绳子吊在火上。他说话结巴，不识字，还怕黑，生活不能自理。“尽管他已经成年，但智力水平仍处于孩童状态，”他的姐姐戴安娜（Diana）在法庭上说，“我一直希望能保护好他，使他免受外界伤害。”

然而，外界主动找上了他。1978年，霍尔和他的朋友麦克·拉芬（Mack Ruffin）计划去洗劫一家便利店。他们需要一辆汽车，于是，他们强迫21岁的孕妇卡罗尔·赫斯特（Karol Hurst）驱车驶入丛林，并在那里将赫斯特奸杀。不久后，他们又枪杀了一名副警长。他们被缉拿归案后，经过审判，被定为谋杀罪，并且法院断定霍尔是主谋。拉芬最终被判终身监禁，霍尔则被判处死刑。35年来，霍尔一直上诉，试图将死刑减为终身监禁，但从没有成功。最近，美国最高法院将审理这件案子。这里要讨论的，并不是霍尔的罪行，而是佛罗里达州判处他死刑时所依据的智商测试。

2002年，美国最高法院的一项裁决已经禁止对智力残疾人员处以死刑。不过人们预期，霍尔的律师会辩称，美国很多州在评估心智能力时使用的方法都已过时，很少或根本没有考虑最新的科研成果。美国有10个州认为，智商测试得分超过某个数（通常是70）的人，都应视为智力正常，符合判处死刑的条件，佛罗里达州就是其中之一。心理学家认为，智商测试还没有精准到可以划分出如此明确的界限的地步。几位研究过这一案件的专家指出，霍尔的智商在60到80之间，许多州都会认为他并不符合判处死刑的标准。

霍尔案件的档案引述了一段来自临床医生的说法，这位医生认为，霍尔“现在、过去以及将来一直都存在智力障碍”。美国最高法院如何裁决此案，具有重大意义。据估计，美国3100多名死刑犯中，可能有20%的人有某种程度的智力残疾。加利福尼亚州圣巴巴拉市的律师南希·海特（Nancy Haydt）正在整理与智力残疾有关的死刑案件的数据库，她说，如果最高法院做出有利于霍尔的判决，数百件上诉就会接踵而来。

很多心理健康专家希望法院给出更全面的裁决标准。2013年12月，美国心理学会（APA）和美国智力与发展障碍协会（AAIDD）等专业组织在呈交给最高法院的霍尔案简报中，都主张法院制定新的法律标准，体现智力研究领域的最新成果。心理学家指出，智商测试从来都不是用于评估犯罪心理的。他们认为，智商的现代定义更合理，即“包括学习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与人交往以及适应社会的能力”。

数字与智力

早在2002年，智商问题就在法律事件中引起了混乱。当时，弗吉尼亚州的一名男子，达里尔·阿特金斯（Daryl Atkins），被判死刑后向最高法院上诉。

阿特金斯及其同伙于1996年因谋杀而被拘捕，当时没有目击证人，并且阿特金斯的同伙与检察官做了个交易：只要他指证阿特金斯是持枪者，他的死刑就可以减为终身监禁。阿特金斯的智商只有59，在整个审判过程中，他稀里糊涂，一直傻笑。最高法院认为，对一个不明白自己所作所为会产生什么后果，又对法律诉讼一无所知的人来说，死刑实在是“既残忍，又不寻常”。最高法院将阿特金斯案交回弗吉尼亚州法院，在那里，阿特金斯的死刑被改判为终身监禁。

最高法院还做出一项裁决，对于那些按照美国智力障碍协会（即现在的AAIDD）等组织的标准被诊断为“智力残疾”的罪犯，不适用死刑。美国智力障碍协会对智力残疾的定义包括3条标准：智商比平均水平低两个标准差以上（大约70）；在适应和融入社会方面有困难；18岁之前就显示出智力残疾的迹象。然而，最高法院让各州自行决定如何落实这些标准，而许多州在实施细则上都出现了问题。加利福尼亚州萨克拉门托市联邦助理辩护律师哈利·西蒙（Harry Simon）说，“各州的理解是，‘我们想怎么定义智力残疾，就怎么定义’”。

佛罗里达州划定了明确的界限：只要罪犯智商超过70，就可以适用死刑。有些州甚至更严格，在俄克拉荷马州，只要罪犯一生中有一次智商测试的得分高于75，就可以适用死刑。刑事司法法律基金会（一家支持保留死刑的非营利组织，位于萨克拉门托市）的法务总监肯特·谢德格（Kent Scheidegger）认为，这些问题都源于阿特金斯案的最终判决。他说，“阿特金斯案确定了一条法则，即我们必须明确地将人们划分为两类，智力残疾或智力正常，并区别对待这两类人。但是，实际上并不存在一条清晰的界限，所以注定要引发很多问题。”

现在，每个州都想方设法去遵守这条法则。尽管划定明确界限的做法有诸多不是，不过可以一视同仁地适用于所有被告，这就避免了因控辩双方的心理专家水平差异而影响最终判决的局面。对于霍尔案，佛罗里达州检察总长办公室以最高法院尚未做出最终判决为由，拒绝发表评论。不过，该办公室在呈交给最高法院的案情简报中指出，“一些组织致力于扩大阿特金斯案最终判决的影响，它们确立的智商测试标准含糊不清，总在变化，甚至自相矛盾”，如果最高法院给出有利于霍尔的判决，“各州的法律势必会受缚于这些标准”。

不过，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的心理学家基思·维达曼（Keith Widaman）说，临床医师普遍反对规定明确界限的做法，一个原因是智商测试通常都有10分左右的误差。此外，大多数被告在不同类型、不同版本的测试中，得到的分数相差甚远。维达曼指出，最常用的一种智商测试——韦克斯勒成人智力量表（WAIS），只有几个问题，而这些问题旨在评估人类正常智力的下限：大约是70。更重要的是，这些测试本身也在与时俱进。传统的测试侧重“结晶的”智慧，包括人们掌握的知识、理解能力。但是，维达曼说，特别是在过去10年间，智商测试的设计者越来越重视“流动的”智慧，即吸收新信息、作出判断以及理性分析复杂问题的能力。

弗林效应（Flynn effect）给智商测试结果的诠释更添一层迷雾。弗林效应指出，人类智商的平均水平每10年增长3%左右。人们给出的解释五花八门：营养更全面、产前护理更健全、测试方式越来越标准化，等等。因此，每隔10年左右，心理学家都要重新规整各种智商测试，使大众智商的平均水平保持在100左右。

这就意味着，像凯文·格林（Kevin Green）这样，在1991年按照1972年版的智商测试得了71分的死刑犯，如果依据当年（也就是1991年）修订版的智商测试，也许只会得65分。2000年，格林被判死刑，他的律师上诉时指出，法庭应该考虑到弗林效应而改判。然而，格林的智商高于弗吉尼亚州规定的明确界限——70，因此，他于2008年被执行死刑。

一些心理学家希望，法律条文能够体现出人们对智力更深刻的理解。科罗拉多州利特尔顿市的法庭心理学家、在阿特金斯案中担任顾问的斯蒂芬·格林斯潘（Stephen Greenspan）说，“用一个简单的数字来反映智力，这样的观点从科学上来说是不正确的，早就被抛弃了。”

判定标准

詹姆斯·哈里斯（James Harris）说，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最新版的《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DSM-5，美国几乎所有医院和卫生站都在使用该手册）在阐述智力残疾的诊断时，特意避免了设定智商数值界限。

哈里斯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精神病学家，同时也是DSM-5中“智力残疾”一章的首席作者。他认为，智商测试结果并不能反映被告融入社会的能力。“当别人对他们说，‘和我一起去抢银行吧，我会给你好处，而且抢银行可有趣了，我还会让你拿着枪’，他们不会去想将会发生什么”。在美国智力障碍协会定义智力残疾时提出的3条标准中，这属于第二条涉及的领域，即“适应功能”。DSM-5认为，适应功能与智商同等重要。哈里斯说，适应功能与许多因素有关，包括移情能力、社交技巧、冲动控制、判断力等，所有这些因素都与标准智商测试分数没有太大关系，特别是存在脑损伤的情况时更是如此。

以迈克尔·扎克（Michael Zack）为例。自1997年起，扎克就成了一名死囚犯，罪名是谋杀了在酒吧遇到的一个女人。多次庭审中，他的律师和一名心理学家反复辩称，扎克的脑部因母亲怀孕期间酗酒而存在损伤。尽管胎儿酒精谱系障碍并不一定会降低智商测试得分，但会损伤中脑，进而影响从经验中学习以及预知行为后果的能力。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扎克的智商测试得分是79，而心理成熟度却像10岁的孩童。心理学家利用标准测试来评估适应性行为，这些测试问卷会提出一些与现实生活技能有关的问题，例如会不会系鞋带、填支票等。填写问卷的，通常是受测者的家庭成员，或者非常相熟的人，而不是受测者本人，因为人们有夸大自己能力的倾向。

但是，佛罗里达州劳德代尔堡死刑案件委员会的律师威廉·亨尼斯（William Hennis）说，在法律环境下，这些测试经常被误用和滥用。很多时候，他们会让狱警填写问卷，而狱警会说，罪犯在高度设防的监狱里适应得很好。亨尼斯说，“你的一日三餐都是统一分配，终日受到监视，生活中每分每秒都被限定死。在这样的环境下，根本不可能做出任何有意义的适应功能评估”。他坚持认为，为了得到公正的结论，填写问卷的必须是在被告进监狱之前就认识被告的人。

一些州已经出台了测量心理适应性的方法。得克萨斯州处决的罪犯数量居全美之首，该州采用了“布里塞尼奥因素”，包含得克萨斯州刑事上诉法院于2004年制定的7项行为标准。这些因素包括，在家人和熟人看来，被告是否存在智力障碍、是否有能力直接回答问题、是否会撒谎，以及是否有预先制定计划的能力。法官们写道，他们制定的标准符合美国智力障碍协会的指导方针，定下这7个因素，是为了明确“极其主观的适应性行为标准”。然而，这些因素却成了批评者攻击的靶子。

西蒙说，“这些标准都是法官们凭空捏造出来的，没有任何科学基础。”他认为，这些不专业的评估忽略了一个重要事实：很多智力残疾的被告都会模仿别人的行为，以表现得好像很有能耐。他们还会装模作样地收集一些他们根本看不懂的书籍，仅仅是为了显得有文化。俄亥俄州立大学的心理学家马克·塔塞（Marc Tassé）说，“许多人以为，他们知道智力残疾者看上去会是什么样子，但实际上，那并不是智力残疾者真会表现出来的样子。”

2014年，AAIDD将发布《诊断适应性行为量表》（DABS），这是首个专门用于诊断年轻人轻度智力残疾的适应性行为测试。身为该项目负责人的塔塞说，“这些死刑案件让我们意识到，专门设计一个测试，来分辨死刑犯的真实情况非常重要。”轻信是智力残疾的标志，DABS的一个新颖之处就是设计了与轻信他人有关的问题。塔塞表示，那些智力残疾的罪犯通常都有同谋，可能就是这些同谋带领他们走上犯罪之路。

霍尔案的象征意义

通常，智力残疾的3条标准中，最让辩护律师头疼的是第三条：被告在18岁之前就已经是智力残疾吗？

有时，被告的早期生活环境可以提供一些线索。比如，童年时期遭受忽视或虐待，会导致智商大幅下降。一些法庭文件，比如霍尔案的档案，写满了这样的传奇故事，比如，父母和他人虐待被告、被告的头部遭到打击从而造成脑损伤、一些经历给被告留下了创伤记忆。但是，这些记录往往支离破碎，辩护律师只能依赖被告的家人或老师的主观记忆。亨尼斯曾试图寻找他的当事人迪安·基尔戈（Dean Kilgore）的童年记录。上世纪50年代，基尔戈出生于密西西比州，是一个黑人佃农的儿子。经过许多天的搜寻，亨尼斯发现了基尔戈50年前的一项少年犯罪记录：当时，基尔戈所在的囚犯劳动营中，人们就已经用“脑子坏了”来形容他。

最高法院同意审理霍尔案，这使得那些希望法庭科学有更好发展的人们深受鼓舞。或许，最高法院会做出让各州都遵循DSM-5诊断标准的决定。不过，最高法院更有可能做出决定，各州都必须考虑智商测试得分的标准误差，或者重视临床心理学家的专业诊断意见。佛罗里达州声称，它用来评估智力的方法符合阿特金斯案确定的标准，如果最高法院做出有利于霍尔的裁决，就会招致无端上诉的泛滥。就像佛罗里达州检察总长办公室呈交给最高法院的简报中所称，“未来，诉讼将会没完没了”。但是，支持给智力残疾的死囚犯减刑的人们信心满满。马里兰大学的律师李·科瓦尔斯基（Lee Kovarsky）说，“对霍尔来说，目前的情形是很乐观的”。科瓦尔斯基曾为智商只有61的马尔温·威尔逊（Marvin Wilson）辩护，威尔逊因谋杀罪于2012年在得克萨斯州被执行死刑。

在最近一些存在科学争议的案件中，最高法院开明地听取了专家的意见，比如，AAIDD和APA呈交的霍尔案简报。此外，几十个曾经担任法官和执法官员的人组织起来，向最高法院呈交了一份有利于霍尔的案件简报，希望最高法院考虑到智商评估中的标准误差。哈里斯在评价这些简报时说，“我认为，这些简报对我们遭遇的困境做出了一个非常强力的声明：我们不能仅凭一个数字，就剥夺一个人的生命”。

（本文由《环球科学》授权南方周末发表，侯政坤翻译，作者萨拉·里尔登系《自然》杂志驻美国华盛顿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