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一生之中有很多重要的事情难以忘怀。一些是个人事件，比如初吻；其他的是历史事件，比如9/11时你身处何处。我记得我的初吻，记得曾在演唱会上见到约翰·列侬，还记得曾看着一驾飞机撞上世贸大厦。然而，虽然这些事件很重要，但它们并非我生命的定义。定义我生命的，是我的第一次惊恐发作。那是1982年的5月21日，一个周日。
那时我二十岁，正在伦敦留学，读大学三年级。那日早晨我带着一种末日逼近的感觉醒来，心砰砰直跳，感觉自己无法呼吸。我朝我的室友大叫：“救救我，救救我，我快要死了！”他笑道：“真的？为什么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不知道我怎么了，”我告诉他，“叫救护车。”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你肯定认为，我由于吸毒而产生了恐怖的幻觉，或者我做了一个噩梦，又或者两者都是。但是，我非常清醒。我没有使用任何毒品或药物。这是我第一次惊恐发作，但不是最后一次。从那天起，就像电影《偷天情缘（Groundhog Day）》里的Bill Murray一样，我被困于恐慌症的世界中难以自拔。
根据美国焦虑和抑郁症协会（Anxiety and Depression Association of America ）统计，美国有四千万成年人遭受着焦虑症之苦。我也是其中之一。但是，在许多方面，我们的世界比起以前并没有那么危险，不确定性也更少，并且处于更强的控制之下。那么，是什么使得这占美国总人口18%的几千万美国人如此焦虑呢？
著有《不安：焦虑与抑郁之起源（Angst: Origins of Anxiety and Depression）》的精神病医生，Jeffrey P. Kahn写到，长期处于警觉和焦虑状态曾帮助保护我们的祖先不受大自然的威胁。他还说，“人类在进化中继承了一套从众的生物本能，这种本能试着把我们哄回群体，其中就有恐慌性焦虑——当我们在地理或心灵上迷失方向时，这种焦虑就会召唤我们回到群体。除此之外还有社会性焦虑。在面对别人的不满时，这种焦虑会让我们为了得到他人的认可而降低自己的社会地位。”
新兴的基因研究给焦虑的进化起源提供了支持。科学家发现，羟色胺转运体基因（serotonin
transporter gene）副本的长短比例变化塑造了恒河猴的社会行为。拥有一长一短副本的恒河猴在面对社会刺激时，会表现出更强烈的恐惧并规避风险。科学家们还发现，在人类身体里，同样的基因会影响负责侦查的大脑部分，即杏仁核的运转。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的达拉谟杜克大脑科学研究所主任，神经经济学专家，Michael Platt 说：“我们发现人类和猴子体内的一些基因会对社会奖励机制产生极为相似的破坏。”
通过焦虑来维持社会秩序对集体行为极其重要，而正是集体行为让我们在野外得以繁衍。如今，从现代办公室到现代部落，地位和焦虑的关系随处可见。剑桥大学的人类学家，Djuke Veldhuis曾在巴布亚岛和新几内亚的部落中居住，并对其进行研究。她解释道，部落成员与首领的关系至关重要。“那些觉得自己不被社会接受的人们会感到相当焦虑，”她还说，“他们越觉得自己被社会接受，他们就越不焦虑。”
我们焦虑的能力源于我们的生存策略。但是随着我们的生活越来越远离自然，焦虑的原因也发生了改变。Kahn相信，文明进步所需要的科技、自立、平等和创造力刺激了我们的生物焦虑反应。“本质上，人们要取得进步就要放弃从众本能，”他说——而这一独立的代价就是焦虑。“人们通过萨满巫医、宗教、政府和法律来应对科技进步带来的新的不确定性。”
在中世纪，这些应对机制，尤其是宗教，渗透进了人们生活。人们曾相信，灵魂的疾病是由超自然的恶魔造成的，又或者是上帝直接的惩罚。在纽约威尔康乃尔医学院执教的精神病学家，George Makari说：“在中世纪时期，焦虑不但猖獗，人们还从罪恶、救赎和最后的审判的角度来审视焦虑。人们认为如果他们犯下罪恶，他们就会下地狱并永世不得翻身。”事实上，现代词语“焦虑（anxiety）”就是从拉丁词语“anxietas”演变而来，而这一词语指的是人在得到宽恕和赦免后感到的焦虑解除的感觉。
我能理解为什么我们的祖先会认为焦虑发作是上帝的惩罚——因为其典型症状就是感到末日逼近，害怕失去控制或者死亡，心跳加快，浑身发抖，呼吸短促以及换气过度。这些症状会突然发生，经常毫无征兆。我花了十一年时间才诊断出自己患有恐慌症，还花了八年时间才找到能够抑制恐慌症发作的药物。在那段时间里，我看了一个又一个医生，他们都找不出我身体出了什么问题。我测了低血糖、甲状腺状况、心电疾病，甚至还测了脑瘤。当医生们实在想不出还要给我测试什么，他们就告诉我我有忧郁症，给我开了安定片——但那也不管用。
这并不是我想要的生活。我曾设想在大学毕业之后做一名律师或者大学教授，然后结婚成家。我的人生之路曾是如此清晰地呈现在我眼前。但是我意识到，约翰·列侬写下的这句话是对的：“生活总是事与愿违。”
幸运的是，在药物治疗和心理治疗后，现在我的恐慌症得到了控制。如今我还使用费舍尔·华莱士颅刺激器（Fisher Wallace
Cranial Stimulator）。这是一种小型便携式的设备，能产生微电流刺激大脑中的神经递质，减轻我的阵阵恐惧。如果我不是生活在当代而是在过去，我可能就没这么幸运了。直到1980年美国精神病学会（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才将焦虑症单列为一种疾病。而在其两百年前，恐慌症就已经开始真正地与罪恶和地狱脱离关系。Makari在《纽约时报》上评论道：“1800年后，人们才开始思考焦虑的本来面目。”在那个世纪，指代焦虑的词汇开始出现。法国人创造了“angoisse”，意为煎熬的痛苦；德国人则有“angst”，意为恐怖的预感；西班牙人创造了“angustia”，意为因惊慌失措而产生的呼吸急促。Makari 还写道，1879年，“一位英国医生将担忧与“恐慌（panic）”相区别。恐慌（panic）这一词来自于一位阿卡迪亚神明，Pan的故事。据说这位神明会在森林里制造噪音，让人们极度恐慌。”
这些词汇为科学研究焦虑的根源铺平了道路,也帮助人们发展出应对焦虑的现代方法而不再依赖忏悔。到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抗焦虑药物被人们滥用。罗格斯大学的社会学家，Allan Horwitz记录道： “就像歌曲《妈妈的小帮手（Mother’s
Little Helper）》中唱的那样，人们摄入大量的安定剂和利眠宁。”在1979年的电影《不结婚的男人（Starting Over）》中，演员Burt Reynolds在布卢明代尔百货公司里焦虑症发作。当他询问有没有人有安定剂时，人们丢给了他一堆。
如今，我们正不断探索出新的方法来对抗我们的旧敌。Platt预测我们将通过个性化定制药物来治疗焦虑。这一想法认为我们可以使用新兴的神经生物学和基因检测来确定病人得的是哪种焦虑症。Platt还说：“而且，如果我们能更加了解某种全身性或攻击性治疗会产生什么样的神经生物学效果，我们或许就能够创造出对行为或认知有效的，甚至个性化定制的治疗方式。这种疗法更加温和，却能产生相同的生物效果。”Kahn也指出，研究者们正在发展新型药物，这种药物能更加精准地对我们大脑中特定的焦虑受体子类型产生效果。
在我们与焦虑的斗争中，我们不断尝试着去完善非药物治疗方法——咨询和谈心疗法：从传统的心理分析，到短期的，集精力于找到解决方案的，并能使人展望其想要的未来并为之努力的疗法。新型高科技疗法也在兴起，比如经颅磁刺激疗法和虚拟实境治疗。
我们用强大的科学技术来应对焦虑，这点确实值得肯定——但是，我们真的生活在一个如此紧张的世界中吗？你要是这样想，倒也情有可原。在过去的十二年里，我的孩子们在电视上看过世贸大厦恐怖袭击、纽镇和弗吉尼亚理工学院枪击案、海地地震以及波士顿爆炸案。每一天我们都会听说一个新的悲剧。
但是，这点可能会让你震惊。我咨询过的专家几乎都说我们的所处的时代并不是一个特别紧张的时代。哈弗大学心理学教授Steven
Pinker曾在他所著的《我们本性中更好的天使：为什么暴力在减少（The Better Angels of Our
Nature: Why Violence Has Declined ）》中写道，如今我们死于非命的几率比历史上任一时代都小。我们的许多恐惧都已被平息。Makari指出，我们现在的恐惧很难与过去永堕地狱的恐惧相提并论。他说：“现在，我们并不认为我们会因为犯下的罪孽而受地狱之火的惩罚。”他还说，当他的病人们对恐怖主义和不分目标的暴力袭击表示担忧时，他们的担忧总和最近的新闻事件有关。“大部分人都是因为婚姻问题、经济问题，和孩子问题而向治疗师寻求帮助。这些问题都与他们对自己未来的不确定有关。”
那么，那些有关911的骇人图片呢？那些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关于枪杀案和自然灾害的影像呢？比起我们那些未在CNN上实时看到这些场景的父母和祖父母们，我们因其产生的焦虑难道不会更多吗？英国肯特大学的社会学家，Iain Wilkinson并不这么认为。 他说：“媒体对这些事件的持续报道使我们总是能看见这些悲剧的图像，帮助我们把焦虑转换为已知的恐惧。”媒体能够“为我们提供故事，让我们了解一个不确定的世界。”我们用来对抗焦虑的武器越来越多，这只是其中的一件而已。
但是，虽然我们的西式生活合理和平，我们也拥有大量的抗焦虑策略，但是毫无疑问，我们的社会是极度焦虑的。据美国焦虑和抑郁症协会表示，在美国，焦虑症是最普遍的心理疾病，每年都会给医保带来四百二十亿的开销增长。20%的美国成年人使用抗焦虑或抗忧郁药物——一些抗忧郁药物，比如百忧解（Prozac）和左洛复（Zoloft）也被用于治疗焦虑。
据Djuke Veldhuis所说，我们文化中对焦虑的评判标准也在不断发展。她说：“被上世纪五十年代的精神病医生视为过度焦虑的儿童，放在今天其焦虑程度还是可以接受的。在如今的文化里，正常焦虑的门槛已被提升。”
问题是，为什么会这样？加拿大爱德华王子岛大学的历史学家，Ian Dowbiggin说，这是因为面对焦虑，我们并不是去应对它，而是去享受它。他说：“为生活感到焦虑已经被我们的社会所接受了。每种焦虑症都有相应的药物，而医生们也乐于给我们开药。我们还赞扬那些向脱口秀主持人谈论他们的焦虑症的名人们。”
Dowbiggin认为，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我们为心理健康而奋斗着，这就创造了一种“治疗主义”文化，这种文化会将我们每天遇见的情绪问题转化为一种能被确认的并需要治疗的心理疾病。他说：“人们不但相信自己需要帮助，还有权利获得帮助，因为他们正遭受着一种可以被医治的疾病。”即使是发展相对落后的文化也开始追赶我们西方的精神病潮流。Dowbiggin说：“我们的世界正以飞快的速度变成一个精神病地球村。”
Dowbiggin还把焦虑的增加归因于现代社会的急速变化。他将其称之为：“我们后现代时代的悲剧”。在这样一个时代里，我们越来越多地在虚拟世界中交流，从而脱离了社会。在十五世纪，印刷术的出现促进了知识的传递和同龄人间的交流，但是互联网和社交媒体让青少年们的生活充满了苦恼和不确定性。他说：“社交媒体导致年轻人们不知道他们与同龄人之间的差距——他们的自尊随着Facebook上的状态更新而时上时下。”
要至少减轻我们的焦虑负担，我们只需要承认不确定性是我们这个世界中不可消除的一部分。哥伦比亚大学的精神病学家，Andrew
Gerber表示，就像在我们面对恐怖的情形时我们的大脑会感到不安以保护我们一样，当我们面对不确定时我们也会感到不安。“我们会根据已知的信息和未知的信息作出决定，同时我们还想了解身边的世界，我们的生活就在这两者之间平衡协调。”他还补充道，我们越能处理好生活中的不确定性，我们的生活就会越好。“人们犯的最大的错误就是不接受不确定性。”
我担心我的未来。我离婚了，现在一个人生活。我正执行着一个重要又复杂的恐惧症治疗方案。要是我的药物不奏效了，我该怎么办？要是我的经颅疗法不奏效了，我该怎么办？这一未来的不确定性让我焦虑不已，这对一个患焦虑症的人来说并不是件好事。但是，或许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要因为自己正担忧而担忧。不确定性的确定之处就是，它会一直存在于这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