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独眼一点五 原文地址：academia.edu
译者： 独眼一点五 孤单的行者 Veras Gracey 天风
夏のねご Rhinocerosme yuningxuan 曾徒徒
感谢译者孤单的行者给作者私信，弄清我们有争议的细节！感谢Veras的鼎力支持！
中国语境下的“杜威”：朋友、恶魔与旗帜
作者：芭芭拉·史古斯
单位：瑞典兰德大学
摘要
文章分析了中国四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对杜威思想的接受、修正和转化：在民国时期（1912-1949），共产党在1949年取得政权之后，邓小平实施“四个现代化”之后（20世纪80年代），以及当代中国。普遍认为，杜威对中国教育的影响是巨大的。本文考察了从他1919年访华直到今天的这段时间，这种影响是怎么通过杜威自己、通过他的中间人、传播者以及批评者实现的。本文着重研究了他的某些思想是如何被接受的——而其他一些思想则被忽视或者歪曲了——从而能和每个时期的知识分子的任务相适合。通过追溯一些如“实用主义”、“儿童中心论”这样的核心概念在90年间的流变，文章揭示了美国哲学家、教育家约翰·杜威，是如何成功地转化为中国化的“杜威”——中国人民的朋友，中国和马克思主义的敌人，以及现代化的旗帜。
关键词：约翰·杜威，教育转化，接受过程，中国教育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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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杜威的流变
“约翰·杜威的中国化”这个论题，是教育学西学东渐的一个典型事例，也一样是一个在转换中伴随着矛盾的过程。在杜威1919年到1921年为期两年的访华之前，产生了大量的中文文献，提纲挈领地论述实用主义教育，及其具体的教育理念。在巴里·基南（Barry Keenan）的重要著作《中国的杜威实验》（The Dewey Experiment in China）之中我们可以找到杜威访华期间轶事的大量资料，可以了解接下来杜威思想如何被整合进了教育改革的争辩之中，还可以更加宏观地讨论中国的现代化1。在这样的研究背景下，我不会再介绍基南的说法。我更愿意考察杜威思想是如何在过去90年的时间里，被重新植入中国化的语境之中——从他访华前后被当做中国人民的朋友受到欢迎开始，到20世纪50年代斯大林时期，他被妖魔化为中国和马克思主义的恶魔，最后在中国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的改革开放时期，又被树立为一面现代化的旗帜。在总结部分，我会简要介绍一些近期关于杜威和教育的争论。
通过对把杜威重新植入中国语境的过程的着重研究，我会揭示杜威不是简单地被误读了。杜威思想研究者在阅读20世纪50年代研究杜威的文章的时候，能够通过直觉感受到这种误读2。更进一步说，杜威本人、以及杜威的著作为中国的知识分子，提供了丰富的理念和意识形态。中国的知识分子们或热烈拥护，或强烈反对，并根据这些思想来描绘他们眼中的未来中国。这些做法或者是想象中的附会，或者有相互矛盾的成分，杜威思想就这样被歪曲了，用以支持某些观点，反对其他的观点。这些附会之处和矛盾之处从过去到现在一直存在。从19世纪下半叶起，中国开始现代化进程的这个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些集体体验，为“实用主义”思想进入教育领域的讨论铺平了道路，也为他访华期间所受的热烈欢迎打下了基础。然而，也有另外一些体验，使得中国的知识分子对杜威的观点有些警惕，甚至抱有敌意。带来好感的体验，与带来敌意的体验之间相互冲突，使得这些知识分子设想的关于中国教育任务的理念相互之间大相径庭，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又对这些体验进行了进一步的补充。这些体验的有趣之处也正是它们的矛盾之处：对杜威思想的阐释既与马克思主义并行不悖，又与马克思主义水火不容。
然而，杜威思想不仅以概念化的形象出现。通过作为老师的影响力，通过指导了一大批中国学生，通过他亲自到中国长期交流，后来，又通过亲自见证了对托洛茨基的审判，他不仅被当做某种抽象的观念和理论的具体体现，而且成为了一个可以在中国知识分子中激起钦佩、怀疑，甚至是仇恨的个人形象。在进入中国之前，杜威就不是中立的，他已经在中国的精英阶层中有了预先存在的人际关系和意识形态盟友。他和中国朋友以及译者之间关系非常密切，以致于有时候很难分辨到底是谁在与读者交谈：是约翰·杜威，通过他的中文译者在和读者交谈，还是中文译者——一些教育领域的巨擘——顶着杜威的名头在和读者交谈呢3？
因而，凭借着一面交织着集体体验与新旧体验的棱镜，凭借着杜威个人和某些中国译者的结盟，杜威的思想逐渐被国人所接受。这面棱镜也能折射出另外一种维度：杜威的思想不仅仅是得到了文化迁移，他也不仅是在文化迁移中的在场者；杜威相信，他的思想大部分都可以迁移到其他文化中去4，尽管杜威深知社会变革的实质——例如民主运动爆发的原因——是“来自内部”的5。对他而言，他的观点——以及他的使命——无一不和美国这个国家相联系。“我们需要复兴先辈的激进信念，也即美国的宏伟构想，并且给这种观念增添一种热忱的信念，这种信念认为我们有能力领导世界，去发现这种观念作为一个未来福祉的模型有何意义”6。杜威对于美国民主的传统潜能的信念，和他在中国的追随者们的意愿不谋而合。这些追随者们愿意寻求明显不同的民族传统：首先就是民主与科学。在1919年，杜威来华恰逢五四运动，这是一场为自己信念而大声疾呼的运动7。
后来对杜威的批评——主要是在意识形态化的斯大林主义时期——指责杜威把他的实验主义方法变成了某种宗教。（“宗教”对于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毛泽东思想者来说，无疑是强烈的批判。）鉴于杜威的学生胡适（1891-1962）8以及其他人诸如“实用主义”抱有热忱的信念，这种批评就容易为我们所理解了。对杜威的批判或热衷并不仅仅涉及杜威的哲学思想。至少透过这种现象，我们也涉及了与杜威的哲学及教育思想相联系的中国观念以及意识形态。这些相互竞争的意识形态所产生的冲突，常常以下面两种思想的论争形式出现，一种倡导“专精教育”，另一种倡导更具包容性的教育，后者常常也在灌输道德关怀，乃至乌托邦理想。在1949年之后，这种论争被重构为“专”与“红”的对抗。中国教育在两种极端之间摇摆不定，有时在某个阶段，教育政策的制定者试图调和这两种思想9。
从一开始，颂扬和痛恨的对象就不仅仅是美国的教育哲学家杜威，这种现象使得杜威的中国化变得有趣起来。更进一步说，中国的知识分子们论述杜威时，心里总想着中国化的杜威——被植入中国语境的杜威。例如，当杜威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复兴时，不仅他的著作得到了重新评价，而且中国的意识形态，以及这种意识形态的代表人物也被重新评价了。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杜威在中国知识分子中间仅代表了一种一成不变的意识形态，或者群体，例如“红”或者“专”。相反的，他的著作为对立的两方服务，有时候甚至被用来调和两种明显矛盾的目的。
最初杜威的中国化是如何发生的，又是如何造成了20世纪50年代对之激烈的批评呢？
杜威与中国：最初的相遇
现在的中国学者承认，杜威对中国的影响具有特殊性。它之所以特殊原因不仅在于其影响特别深入，而且在于这些学者认为，杜威在中国的影响最为巨大——比在其他任何国家的影响都大，甚至包括美国10。这种情况不是靠杜威一人之力能够达到的。倒不如说，这种影响力和两大重要因素相联系：其一，“实用主义”，在杜威访华期间，中国关于杜威争论的一个关键词，早已是当时持续几十年的现代性话语中的一个热点。其二，与约翰·杜威相联系的个人和组织本身也很特别——这些行动者、个人与集体，至少在短时期内似乎决定了整个国家的命运。下面，我会详细阐述两点，探讨当时杜威之所以能够如此成功地融入中国话语的深层原因。
1913年8月，著名的教育家黄炎培（1878-1965），时任江苏省教育厅厅长，后又成立了中华职教社，在《教育杂志》的增刊上发表了《学校教育采用实用主义之商榷》11。在这篇论文中，他批评了传统的学校教育与实用的职业教育之间的二分法。他倡导在学校学到的东西应该更多地投入实践，还倡导以孩子为中心的教学法。每一所小学都应该采用实用主义的教材和方法，教师应该把实际生活情境作为学习的起点。尽管这是“实用主义”这一术语首次运用，这条思想脉络可以上溯到19世纪，当时的现代主义者们曾经讨论教育的“用”（汉语里的“实用主义”，包含了“用”这个词。）
在19世纪中期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被迫打开了国门，中国现代思想的先驱们，对中传统的“用”提出了严峻质疑。他们所说的“中国传统”主要指的是儒家传统，对于这些现代思想的先驱来说，这一传统夸大了道德和审美问题，忽视人们的实际需要。因而，这些行动者们开始寻求更加强调“实用”（“用”）的方法，并且在17世纪的中国思想中发现了“用”的传统——所谓的“实学”。对世界的实际展望，是要帮助这些思想的代言人和精英分子“实用”地解决世俗性的问题（经世致用）。而这是基于下述设想。基于这一设想，任何种类的知识对于国家或者社会来说都应该是有用的。
对于“实用”的辩论在19世纪晚期的现代思想的话语中是一条主要的线索。对于“实用”的强调，与现代思想家们对外夷实力不断增长的认知，揭示了对于中国教育和经济体系的固有问题——以及它们之间的紧密联系。在1864年外交部的公告中，改良派李鸿章（1823-1901）说：“学非所用，用非所学”12这句话在数十年中被不同的改良派数次重复，把实用和人力资源的问题联系起来，通过教育来开发这些资源的潜力。通过“实用主义”的论争，批判性地修正了过时的科举制度（在1905年废除），人们开始试验新的教育方式，趋向于更具“应用”和“实用”的方式。
如此说来，黄炎培在1913年发表的教育实用主义的小册子并不是个别现象。类似的，上面提及的作者胡适，杜威最著名的学生之一，凭借着已有的传统概念，达成了他对“实用主义”的理解。在他的回忆录中，他回忆了杜威帮助他找到西方和中国科学之间的平行关系：他[杜威，作者按]帮助我[理解了，作者按]经典科学的研究方法，以及上一个千年的历史研究的方法——尤其是近三百年来的——诸如“考据学”、“考证学”等等。我把这些翻译为英语的“evidential investigation”，因为这主要是基于证据的考察。当时基本没有人注意到在现代科学的原理和我们的经典考据之间的相似之处。我是第一个把这些表述出来的人。而我能将这些表述出来，是由于杜威的理论13。
胡适最后采用了“实验主义”作为术语14，而非更为常见的“实用主义”。然而和黄炎培一样，相对于古典经学他更倾向于“实用主义”，在他看来，古典经学就是在讨论一些无关紧要的抽象事物，没有任何实质意义，只能制造更多的麻烦，只有在关注到具体实际的事物时才能避免陷入古典经学之中15。但与杜威不同的是，胡适觉得没有必要谨慎地预防对科学观流于简单化的理解。在他看来，迷信而非科学至上主义才是现代科学在中国的真正敌人，而“实用主义”就是对抗迷信的武器16。如谭素虹所言，胡适没有沿用杜威的“将实用主义主要视为一种方法”的表述，而是将其改为“杜威自始至终只认可实用主义方法”17。因而胡适将实用主义视为一种绝对极端的概念，因而无法容忍向任何态度中庸温和的改革者妥协。在他看来，实用主义本质上就是西方科学的方法，正是这种方法造就了西方的优势：
我很不客气的指摘我们的东方文明，很热烈的颂扬西洋的近代文明。人们常说东方文明是精神的文明，西方文明是物质的文明，或唯物的文明。这是有夸大狂的妄人捏造出来的谣言，用来遮掩我们的羞脸的。现在有一些妄人要煽动你们的夸大狂，天天要你们相信中国的旧文化比任何国高，中国的旧道德比任何国好。还有一些不曾出过国门的愚人鼓起喉咙对你们喊道，”往东走！往东走！西方的这套把戏是行不通了！我要对你们说：不要上他们的当！不要拿耳朵当眼睛！睁开眼睛看看自己，再看看世界。我们如果还想把这个国家整顿起来，如果还希望这个民族在世界上占一个地位，——只有一条生路，就是我们自己要认错。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18。
胡适对于实用主义的极端解读将他推到了危险的境地，他的解读不仅受到了传统主义者，或者说后来的新传统主义者，比如梁漱溟（1893-1988）的强烈反对，将其视为文化上的自我否定；也受到了其他知识分子的反对，不论政治倾向如何，他们都反对这种崇拜西方价值观的态度。推崇全盘西化其实也并非杜威自身的追求，事实上，他还曾经在一些场合表示在没有可以替代传统结构的类似结构的情况下，摒弃传统的如宗派或同业行会的结构是不可取的19。不论是从传统主义者的角度，还是从马克思主义者的角度来看，胡适对杜威的极端化的解读都为针对杜威的批评提供了机会。一些人甚至指责胡适“绑架”了杜威，只是将杜威作为“傀儡”，借杜威“提高自己的声望”，“全盘地破坏了中国传统文化”20。
但不管怎样 ，胡适的个性是杜威能够在中国取得如此广泛受众的原因之一。胡适以及杜威在中国的其他传播者因他们的学识才赋以及文风辞藻而享有盛名，文化人愿意聆听他们的观点，并且像追星一样积极地涌向他们的讲座。
如果没有像胡适这样的人的魅力存在，杜威作为一个近六十岁的人在中国开办讲座是不可能在学生中有如此大的影响的，……，如果没有胡适作为一个精彩演讲者的通俗解读，对学生们而言，杜威的讲座只会和他的英文书一样晦涩难懂21。
与此同时，杜威的中国之行也被安排的井然有序，即便是一个流行歌星的行程安排大概也不过如此。杜威在中国的传播者们确保他的演讲能够拥有大量的媒体报道，《新青年》和《晨报》两份杂志就报道了和杜威有关的每件事情——演讲，还有他的简短谈话、照片等类似事宜22。杜威在中国的另一个著名的学生陶行知（1891-1946）（时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务主任）所主办的教育类刊物《新教育》也细致地介绍了杜威的教育理论，这份刊物被胡适称为“杜威主义刊物”23，在中国学术界具有的广泛阅读基础，使杜威的听众们对其所讲（或者说他的传播者所转译的）都非常熟悉。除了媒体报道的那些活动和演讲之外，杜威在全国各地还参加了了78场论坛活动，一些论坛活动的演讲甚至达15-20场之多，而除此之外，他的演讲也经翻译集结成书。至杜威离开中国时，一家北京出版社已经售出了12个版本由他的重要演讲集结的书目，每个版本的印量约为1万册（每册约有500页！）24。杜威的许多书，最著名的如《民主与教育》也经翻译作为许多院校的阅读材料。
中国的杜威热潮也触动了杜威本人，他说他感觉自己“身处朝气蓬勃的中国，……，我们相处的应该很愉快，这与在日本经历的截然不同”，日本似乎“到处都充斥着保守与沉默”25。杜威在中国的体会与在日本不同，在中国他强烈地感到自己也是中国知识界的一分子。更值得一提的是，杜威的一些学生们不仅在像北京大学和南京高等师范学校这样的重要机构担任要职，也有一些在当时教育主管部门任职，影响着当时的教育政策，甚至还有的活跃于政治领域，在这样的情况下，杜威也能够了解当时中国一些最核心的机构组织的内部信息。德国的Carl Heinrich Becker认为其对当时的师范学校产生了“毁灭性影响”，他曾在1931年带领国民教育委员会联盟访问中国。也许亦可从更加积极的意义上来重新看待Carl的表述26——影响当时中国教育政策的权力就掌握在当时南京师范学校的校友手中。杜威的诸多社会关系使他可以直接参与到围绕中国改革的各种辩论和提议之中，他曾在几个大型教育机构的全国性会议中发表讲话，而正是这些教育机构在1915-1922年期间参与制定了新的教育体系。这套新的教育体系在1922年正式推行，取代了原有的学制体系（新学制后来因过于美国化备受指责）。尽管当时大家认为杜威本人确实是强调推行改革的，但他出席一些会议或者参与其他机构的活动，也被视为是其在中国的部分传播者们利用杜威的声望来追逐他们自身利益的行为。某项改革提案或者某所学校如果获得了杜威的认可或到访就好像获得了某种质量上的权威认证一般。而且越是争议性的提议或组织就尤其需要他的认可，甚而仅仅是露个面都具有相当的权威性。比如，他对一所将手工艺术作为授课课程之一的小学的到访27，就曾经被报道为是他本人对上海的中国职业技术学校取得的成就的认可28。
正因如此，杜威的学生以及他在中国的传播者们都非常热衷于确保其在中国的显赫声名地位，如基南所言，他们甚至可能也影响了美国人对中国事件的看法，因为杜威在美国媒体上发表的分析中国的文章，比如有关中国民主运动的文章，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是杜威学生的观点。在分析中国局面的文章中，杜威一再强调他要感谢一位“非常亲密的中国朋友”，而这位朋友指的很可能就是胡适29。
使得约翰·杜威在中国享有盛名的另一个巧合是其在1919年10月20日60岁生日按当年的阴历纪年，正好与孔子2470岁诞辰是同一天。曾受教于莱比锡大学，时任中国教育部长（自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后）的蔡元培先生在其演讲中引用孔子的话来强调经验的重要性：“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但他也指出了孔子与杜威的不同，以此表明杜威的更具智慧的地方：
孔子说尊王，博士说平民主义；孔子说女子难养，博士说男女平权；孔子说述而不作，博士说创始30。
一位在中国颇具声望、备受尊重的学者对杜威进行的一番如此富有溢美之词的介绍使得约翰·杜威不仅可与孔子相媲美，甚而似乎就是孔子在当代的化身：富有智慧且更具现代化的视野并在中国享有盛名。
但是除了“实用主义”概念外，在中国的精英人士群体中，还有哪些话题是受到杜威影响的呢？他们又与这些人最为关注的一些问题有什么联系呢？在民国时期受杜威启发而得到广泛辩论的话题中，还有三个不容忽视的话题：围绕科学救国的辩论、反对旧式教育和发现儿童的观点以及对职业教育和大众教育的讨论。
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杜威就是现代、“西化”以及科学的同义词。西方科学——或者说是在西方标准下建立的教育体系——被认为是关乎中国国家与民族的存亡大计，这就是所谓的教育救国。救国的话语也像围绕实用主义的话语一样，可以追溯到19世纪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杜威认为教育而非革命才能够使中国的状况得到全面的改善。与科学、教育以及国家生存这样的宏论相一致的是教育的科学化问题——用Carl Heinrich Becker的话说，这是“将所有的真正的知识分解为关于教育方法和教育心理学的无意义问题的过程。”31杜威的儿童中心论、关于人类智能的理论以及有关实验学校的实际经验使得他成为这种新的教育趋势的理想代表；他的学生们留学归国后身居要职的情况当然自然也使得这种观点更加的不容质疑。现在看来教育作为国家各种病症的万灵药的角色似乎更加明确了：传统意义上讲教育承担着培养贤能、传播道德的责任，但从心理学引入的新的教育方法能够为理解和教育学生，尤其是对儿童提供更加科学有效的方法32。
如上述在有关“实用主义”的争论中提及的，“旧式”教育早在19世纪就备受指责了，那种为了应付考试的机械式的学习方法（学而优则仕）尤其是诸多指摘的众矢之的。在这种背景下，杜威对于旧式教育背离了儿童学习规律的谴责自然而然地受到了推崇变革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热烈欢迎。中国对“儿童的发现”以及中国在进步教育运动中接受了儿童中心论是在同一时期发生的，这使得围绕教育的辩论更为激烈活跃，而其中杜威先生是最重要的代表。儿童在五四运动期间——随后发展为新文化运动——是当仁不让的核心关注点：儿童不仅是民族的未来，也是有其自身权利的独立个体33。许多作家撰文谴责传统的以非人观点待人，尤其是对待儿童的观念，在传统观念中，儿童被视为“缩小的成人”，依据成人的模式行事。中国最负盛名的作家之一，鲁迅在其名为《我们现在如何做父亲》的文章中谴责了对传统观念中对儿童的错误认识34。
受杜威有关儿童的观点的启发，教育者们开始讨论儿童与生俱来的创造力，以及这种创造力如何在学校教育中得到培养与发展的问题。以往教师们关注的是怎样督促学生们进行机械式的学习，而现在他们期待的是如何培养学生们的“创造性想象力”与“建设性态度&r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