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sibyl玥 原文地址：nplusonemag.com
负责人：sibyl玥
译者：炫色马蹄莲、SherryMoon、雪之耳环、bianzoubian、sibyl玥、littlelee
由于某些原因，本译文无法全文发布。有意阅读完整版的读者请前往网盘下载。我们对此深表歉意。
上海东方传媒集团(Shanghai Media Group，以下简称SMG)的大楼看起来就像是老电影里面的未来场景，两边的构架擎着巨大的天线高耸入云，大楼正面向内略微弯曲。空气污染使原本白色的铝质外层变成了银灰色，但26楼顶端的青绿色集团标志仍在高楼群里熠熠生辉。
位于南京西路的大楼所在地，曾地处上海公共租界区的边缘。在结束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南京条约》上，英国将军们逼迫清政府开放了这个位于黄浦江上的港口。1903年，一位名为哈同(Silas Hardoon)的房地产大亨第一次开发了这块地产，作为其26亩旷世庄园的一部分。哈同出生于巴格达犹太贫民窟，家庭贫贱，后经孟买来到上海，辞世时已是亚洲首富。他的花园是根据一个佛教僧侣所描绘的极乐世界的草图所建的。
我的联系人用蹩脚的英语给我作了说明。我应该在十点去到SMG的大门，某个人力资源部的人会与我见面，并带我到16楼处理一些文件。要记得带护照，记得带300块钱（大概50美金）作为我的ID的押金。
天开始下起毛毛细雨，我拖着沉重的步伐从地铁里出来，结果走错了出口。当我试着抄近路穿过停车场时，一个身穿西服的男子朝我喊道：“你在中国！”（暗示我必须遵守规矩），我几乎没有畏缩，因为我正忙于练习准备对一位党内官员说的两句话：冯先生（音译），我真的很高兴见到您！感谢您为我提供这样一个好机会进入到你们如此杰出的公司工作（他邀请我这个月去中国宣传部经营的最大的公司之一工作）。
我又掉头去到那个正确的出口，一个身穿浅粉色风衣的人力资源部员工在那等着我，透过雨丝眉头紧锁。她一边自我介绍说她叫珊妮（Sunny），一边带着我走过长着娃娃脸的守卫们，接着又让我停下来，给一群嘟囔着不满围着停车场跑圈的士兵让路。等到我通过安检，一动不动地站在16楼让她的同事给我拍照时，我精心浆过的女式衬衫背后似墨迹图般浸满汗液，汗水让我胸前的香草味润肤乳都凝固了。
珊妮复印了我的护照和学生签证，然后给了我一份文件让我签字，用普通话和英文保证在我停留的这段时间里“不做任何反对中国共产党的事情”。接着她带我去看我的工作区。当她去给我拿一瓶每个空桌上都有的印有SMG标识的水时，我便四处张望。这就是“宣传者”们工作的地方。在接下来的四个星期里，我将成为他们其中的一员。但周一早上10点半，编辑部却荒芜一人。这样更好。我曾许诺不做任何反对共产党的事情，但我计划在接下来的四周里，我要绞尽脑汁尽可能地做一名双重间谍。我马上就要了解到蓬勃发展的中国是如何独自编织着自己的故事的。
在赢得1949年内战后,毛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着手构建一个宣传体系。他以一名政治局委员为首，在中央、省、市及地区层面建立了宣传思想工作领导小组，控制着人民解放军政治部，国营部门诸如文化、科技和传媒，以及像记者联合会这样的大规模组织。
在毛时代，电视并没有那么重要。第一个国家级广播电视台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10年后，也就是1958年的5月才成立的。北京电视台，即中国中央电视台（China Central Television）的前身在那年的9月2日成立。（在中国，CCTV一直都是影响力最大的电视台，如今已有 45个频道和超过10亿的观众。）接着，第一个地方电视台，上海电视台在10月成立，辽宁、浙江和广东等省份也紧随其后。在1958至1965年期间，电视机产量只有2.6万台，而且大多数电视都安置在公共场所，人们会聚集在那里一起观看电视节目。节目好比有图像的说明会，时长几小时，每周会播放几天。
晚上七点，北京电视台会以当时的代国歌《东方红》1为背景乐播放很长时间的毛主席肖像，然后观众们就会看到发言人表彰党的英雄，播报外国政要访华，或是北越反抗美帝国主义的斗争，其中偶尔会将镜头切换到官方视频。新闻结束后，有时会播放关于抗日战争或共产党战胜蒋介石国民党军队的电影。
如无意外，这种格局原本会一直持续下去。然而，大跃进失败后的经济衰退制约了广播电视基础设施的发展。文化大革命期间，许多电视台完全就关门停工了。剩下的那些电视台对做节目也没什么热情了。一位1970年到访中国的英国记者回忆道，当时北京电视台晚间新闻的26分钟里有18分钟都在滚动宣传毛主席语录。
截至1978年，能够看上电视的中国人不足一千万。同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这一局面得以改善。邓小平上台后不久就宣布媒体要自负盈亏。1979年2月28日2，上海电视台播出了中国首个商业广告——一个名为参桂的健康饮品的广告。20世纪80年代，电视产业蓬勃发展，迈向繁荣。
各大频道开始为提高收视率竞相推出新节目，这还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1985年的一个调查表明当时任何一周的广播电视节目，有超过一半都是娱乐性质的，其中包括故事片、体育、戏剧、
音乐和舞蹈类节目。许多频道开始尝试街头采访的新形式，并开始借用国外新闻机构的国际新闻报道。另一些频道则开始引入香港和美国的节目，其中包括《神探可伦波》（Columbo）和《星际迷航》（Star Trek）这样的老剧集。虽说这些媒体公司仍归国家所有，受到国家控制，但它们终于可以追求自身的商业利益了。同时这些新节目也给观众提供了更多的选择，于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看电视了。仅1989年一年，大陆人就购买了2767万台电视机，CCTV的所付税款也超过了国家提供的资金补助。
20世纪90年代早期，共产党开始出售表现不佳的国企，并允许外国人购买多达百分之二十到三十的政府保留的国企——包括电信企业。在亏损的媒体企业被出售之后，余下的频道和广播电视网络重整旗鼓，开始采用更为灵活的雇佣方式。
1998年，宣传部将其英文名改为Ministry
of Publicity。在中文里，“宣传”指的是“传播信息”，并无负面意思。但当时中国正努力申请加入WTO，而publicity一词使得政府的“思想工作”听起来亲切友好和贸易开放。在2001年年底中国加入TWO并不得不对外开放市场时，地区媒体公司进行了大幅度的重建改组，以便与外企竞争。到21世纪的头几年，那些幸存下来的综合性大企业表面上看起来和NewsCorp3或Bertelsmann4这样的西式企业差不多，但在其内部的运转机制仍难以解释。
起初，许多西方评论员误将邓小平开启的经济自由化认为是政治自由化，或者说至少是朝政治自由的方向迈了一步。当鲁伯特·默多克（Rupert Murdoch）在1993年收购中国的亚洲星空传媒卫星网络时，他扬言“无论何处，电讯技术已被证明是对极权政府的明确威胁”，结果全国卫星电视被禁用，直至默多克做出让步，把BBC频道从星空卫视中移除。一个致力于“思想工作”的体制长期屹立不倒，这对那些认为自由市场是民主之母的人们来说更像是上世纪中叶遗留下来的令人困惑的事物。
那年二月，在得知自己将在那个夏天到北京师范大学进修语言强化课程后不久，我就开始计划如何走出校园。我有一名研究生朋友，她读的专业更加实用。她是一位美丽的巴基斯坦人，说话带着牛津和哈佛的优越感，即将在夏天到上海主权基金工作。她主动替我联系了她所在项目的一名学生。她说，这名学生的父亲是位重要人物，可以给我提供一些帮助。于是我熨平了我的上衣去与他共进午餐。
当我告诉他我感兴趣的领域时，那位重要人物的儿子笑着说：“文化与传媒！”他似乎习惯了人们提出比寻找一份无偿工作更大的请求。不过他答应帮我移交简历。我回去写好求职信，然后发送给他。仅仅互通了几个邮件后，我就收到了一位冯先生的助理的邀请，问我是否有意愿在五月份参观SMG，更明确一点，参观他们的外语频道。
SMG成立于21世纪初，是与其同期成立的企业之中最大的企业之一，经营29个电视频道，11个广播频道，10家报刊杂志和4个新型媒体平台，拥有逾百亿资产和1万员工。
2008年，为了帮助宣传即将在上海举办的2010年世博会，SMG的董事们创办了上海外语频道（International Channel Shanghai，以下简称ICS）。ICS以其制作的中英双语节目为特色。其网站上有各类节目发言人和社会传真节目的方形缩略图。我点击了页面右边的“LIVE TV/直播表”图标，网页上就出现了一段介绍视频。视频里，ICS的团队成员在明信片上印有的上海标志景点处畅玩，伴随着嘹亮的旁白：“With
twenty-four hours of English broadcasting, we connect Shanghai to the world!（24小时的英语直播，让上海连通世界！）”页面顶部的横幅上十几个节目主持人身着西装和装饰有亮片的礼服，故意摆出随意的姿势，其中至少三分之一是外国人。
我给我的论文导师发邮件说我遇到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可以丰富我对国有文化产业的理解”，然后订了飞机票。
***
在ICS新闻编辑室的第一天早上，大多时间我都无所事事，只是笨拙地踉跄起身与陆续走进办公室的同事们打招呼。他们中有一个叫夏默（Shimer）的假小子，一个洋溢着少女气息的女孩，她的苹果手机铃声不断响起，先是震动，然后音量逐渐增强，震动地响起阿肯（Akon）《拍屁屁（Smack That）》的副歌。还有另一个实习生，一个曾在俄亥俄州读过一年高中的笑嘻嘻的大学生。他缠着问我喜不喜欢那些他喜欢的美国的东西。我喜欢比利·乔尔（Billy Joel）5吗？喜欢《盗梦空间》吗？
新闻编辑室另一边是两个头发斑白的白人。后来我得知他们是美国侨民，1998年香港回归6后从香港来到上海。自那时起对外来人士的雇用也越来越普遍。ICS雇用了很多短期合作的制片人，这些制片人再根据项目把工作外包给独立公司。据我所知，这两个美国人得到雇用来是因为他们是美国人，同时也因为其他的员工都在50岁以下，他们的到来能给员工们带来庄严感。他们似乎大多数时间都在浏览《经济学人》网站或在茶水间不断地吸烟。
快到中午时，楼道对面的另一个女人喊我过去。她叫乔伊斯（Joyce），有四十来岁，是上海本地人，眼睛下有紫色的眼袋。她是苏塞克斯大学(University of Sussex)的文化研究硕士。她讲得一口清晰的英语，偶尔会停顿一下。她参与制作了两档很成功的真人秀节目，这两个节目都与迪士尼旗下的美国广播公司有版权合作——《顶级大厨》（Top Chef）8；还有一个是《冲刺!中国》（China Rush）9，是中国版的《极速前进》（The Amazing Race）10。乔伊斯称每周上海有450万人（相当于上海20%的人口）会观看这两档节目。11
我说我中文不够好，无法操作楼下的编辑平台，她就问我愿不愿意核对字幕。中文字幕吗？不，因为学习英语的中国学生是他们的主要收视群体，他们的英文节目播出的是英文字幕。我可以边看边读，确保字幕与荧幕上的人所说的话一致。那个比利•乔尔迷带我下到十四楼的一个编辑室，我放上录音带，戴上耳机，观看了几分钟。《冲刺！中国》的选手们穿着节目的运动服，在外滩一字排开。
一个认为自己是个“有经验的教练”的健壮选手肯定地说，“Being Chinese doesn’t give us any advantages!（作为中国人并没有给我们带来什么优势！）”Being Chinese doesn’t give us any advantages：核对无误。
一个叫杰克•怀特（Jack White）的美国人说，“This was a good chance to see a completely different side of a
country that I haven’t seen before（这是个好机会，可以让我了解这个国家我所不知的、完全不同的一面）”。Good chance:核对无误。
***
我很快便觉得无聊，不停地看时间。当第一个外国同事大步走进编辑室时，我就拿着珑骧牌手提包走了出去。虽然乔希（Josh）已经是个成人，随身携带有英国的护照12，但他给人的感觉主要是北加利福尼亚人的沉静，还带着点自我戏谑的邻家男孩的味道。每当我们一起进出这栋大楼时，他总要把ID卡隔空丢进验卡闸门，对旁边年轻的保安说一句“Whaddup（肿么了）？”。当我向他做自我介绍，解释说我是一名影视传媒专业的研究生，想努力获取一些国际经验时，他一脸怀疑地问了我一大串问题。
“他们把你困在这儿了？”
乔希6年前来到上海，在一个国际学校教历史，但是学生作弊现象太猖獗，他们有钱的父母还贿赂老师让其不了了之，这让他大失所望。刚开始他在ICS担任制片人，当很快就发现“楼上”很让人头疼。现在他的职衔是“文字编辑”，工作是撰稿，他还经常为几乎所有ICS播出的英文节目念旁白。
接下来的几天里，我逐渐开始了解这里的运转模式。“楼上”是指在角落办公室里办公的行政主管们。SMG的管理层是国家委派的共产党员，他们也得听命于国家广电总局（SARFT，专门监管媒体的政府机构）。新闻报道先用中文写好，再翻译成英文。因为聘请中国人要比外国人划算些，所以先由楼下的“女孩们”翻译完，然后将草稿交给乔希，由他进行打磨、润色。当一篇节目文案已准备就绪时——无论是给SMG大楼的演播厅里录制节目的主持人当讲稿用，还是用于场外采访——都会有一个或多个制片人将它编辑成一期短小节目，节目时长通常在30秒到3分钟之间。他们的领导审看完节目的最终剪辑后，还要将它们“上交”以获得审查部门的播放批准。13
我在这刚呆了七八天后，乔希大步流星地走进办公室，发现我在办公桌前读邮件，他并没有取下他的Kangol帽子。“喂，我们该吃午饭了。”进了电梯，他接着说，“我来跟你聊聊这儿的工作有多恶心吧。”
在挨着停车场的一家以毛利风情的蒂基旅馆为主题的小咖啡馆里，服务员端上来的刚出炉的夏威夷披萨还在嘶嘶作响。隔着披萨他问道：
“你的中文怎样？”
我来回摩挲着手说马马虎虎。
“你知道‘关系’，对吗？”
这个词指的是“联系”或“交情”。其言下之意是你拥有一个关系网，在这个关系网中，你可以找人帮忙，并且还得还别人的情。我看到上海满大街的报亭都在出售指导外商如何理解“关系”的书。
乔希故意把第一个像鹅叫似的音节咬得很重，就像在讽刺纽约人的口音一样：“关——系。几乎就我一人不是靠关系呆在这里的。”乔希有一套两段式理论。SMG可能总体上还在盈利，但在ICS完成宣传2010年上海世博会这个最初的使命后，他们之所以还继续保留这个无疑是在亏损的频道，是有不可告人的原因的。领导们可以享受特别待遇，比如那辆在我们窗外闪闪发亮的宝马。制片人会收到红包，即装着厚厚一叠钞票的红信封。拍摄完一期节目后，新闻报道的对象会递上这样的红包以表谢意。
当我问及开办外语节目是不是不能给SMG带来它想极力打造的品牌声望时，乔希不屑地耸耸肩。“我在这都工作三年了，却几乎从没碰到看我们的节目的人。你看过我们节目吗？”
我只好承认我没看过。
坐回办公桌前，我开始怀疑他说的是否正确。难道ICS真的只是旧官僚暗地里任人唯亲、大搞特权的地方吗？如果是这样，我们还在这干什么呢？
我打开Safari的一个新页面，尽量措辞委婉地请求我的联系人，看他可否告诉冯先生，目前我在这里没什么事可做，可能的话，我能否改为参与帮忙拍摄《城市节拍》（City Beat，一档生活时尚类英语节目）？我在邮件主题栏里输入：实习难题。第二天早上，一个名叫张娴（音译）的制片人发短信过来问我是否愿意和她一起去采访《燃烧地板》的舞团。这是一个交际舞团，其电视节目很受欢迎。它已抵达上海，按照合约只在上海大剧院演出三天。我问她在哪碰面。
当我来到十四楼的电梯间时，张娴已经在那等着了。她套了一件宽松的亚麻无袖衬衫，配了一条牛仔靴裤，脚蹬一双白色帆布软底鞋。她干练的马尾辫中依稀可见几丝银发，但她站得笔直，就像一个曾被教导过要想象自己从尾骨到头顶一直牵着一条紧绷的线的女学生那样。原来，张娴曾经是一名舞蹈演员。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她曾是国家芭蕾舞团的舞者。正因为如此，她解释说，她才会对《燃烧地板》这个新闻故事感兴趣。
在那辆把我们送往大剧院的贴有ICS台标的大众牌小汽车里，张娴向我说明了节目拍摄的大致流程。《城市节拍》90%的节目最开始都是由ICS的某个执行总编，或是一位外部公关人员联系一位节目制片人敲定主题。如果制片人同意了，并且公司内部领导也通过了她的节目计划，她就开始准备采访问题。这些内容纪要被称为“脚本”，包括括号内提示被采访者应该怎么回答的提示语。乔希会先对这些脚本进行文字编辑；然后，这个项目的总负责人将和一位摄影师一起，或是派某个人，去做拍摄工作。她几乎总是自己剪辑片子然后上交以获批准。除了低廉的基本工资外，制片人的收入与他们节目的播出量直接挂钩。繁琐的节目报批环节要耗费数周时间。到大部分节目播出时，节目所报道的展览或演出通常已经结束。
一踏出车门我就后悔自愿搬运音响设备了。温度高达华氏九十多度（32摄氏度以上），汗水已经开始浸湿我腹部和背部的太阳裙。摄影师和我跟着冷静十足的张娴快步穿过如洞穴般阴森的斯大林式巨大后台，裙子都粘在了我的大腿上。最后我们终于在三楼的一间排练室里找到了正在热身的《燃烧地板》的演出团。几十个舞者倒向地板，然后滚动摆好向四周伸展的普拉提姿势。当他们紧绷的腿和着《立体声之爱》中叹息的拍子，整齐地做着像游泳打水一样的动作时，我们给他们拍了足足两分钟的视频。然后舞蹈编导暂停了音乐，叫了两个舞者和我们出去。
大厅的采光最好。在其旁边的一个中庭里，我们让这对由舞蹈编导选出的搭档在一座孤立的复杂雕塑前摆好姿势。他们一个是打扮花哨的迈阿密女孩，一个是沉默不语的男生。我们发现他居然是个克罗地亚人，还是那个女生现实生活中的男朋友。采访问题如下：
1）你是怎么成为一名舞者的（故事）
2）这是你第一次来中国吗？
3）对上海的印象（挺好；与其他城市比较）
4）中国观众喜欢《燃烧地板》吗？
5）下一个演出城市（西安）
6）让我们欣赏一下表演吧！
他们积极地按照提示答案回答。是的，来自迈阿密的女孩回答说他们以前也来过中国。上海很棒。中国观众喜欢《燃烧地板》！他们很荣幸能和谁谁谁同台演出。那个克罗地亚人回答了他们巡演的下一站，把西安说的和查理·辛14（Charlie Sheen）的“辛”一样。当被问及第六个问题时，他让他穿着探戈高跟鞋的恋人转得像个陀螺似的。我们的摄影师蹲伏在地上，像螃蟹一样横走着，跟着他们在中庭转悠。
七点，《燃烧地板》开始演出。剧场里挤满了穿着讲究的中国观众。我们拍了街舞的几个片段，拍了舞池，还拍了一套集体旋转动作，然后就匆忙来到大厅，试着拍摄“观众反响”。人群中有传闻说女演员范冰冰会来观看，但是都没看见她随从人员的影子；每个人似乎都很失望。当铃声响起召唤人们回到座位时，张娴顽皮地笑着，让摄影师把镜头对准我。
“我该说些什么？”
“随便啦！”
“这场演出……很有趣？”我努力地回忆更具体的东西。“真的很挤。人们都在走廊里跳舞（dancing in the
aisles）。”
“走廊？”张娴问道。
在SMG的车里，张娴跟司机说先让我在地铁站下车，然后再回办公室提交她的磁带。她还向我解释道，我们今天拍的视频要过几个星期才会在ISC播出——直到《燃烧地板》的演出团离开中国很久之后。拍这些视频并不是为了让观众知道他们可以去参加这样一场特别的文化活动，而是为了记录曾发生过这样一场活动，并且让ICS的观众们在两分到两分半钟的时间里感受一下活动的余热。
当我俯身下车去搭乘南京西路地铁站的2号线时，我瞥见了张娴做的笔记的结尾。在我的名字后面，她潦草地写下了“跳舞的空气”——“the dance of air.”
***
我参与的另外几场拍摄也是像这样挑些保险的外国活动来报道。为了资助一个致力于重新造林的非政府组织，市外的一家万豪酒店主办了一场慈善高尔夫球赛，我在那做了半个小时的采访。如果那些赞助者们曾意识到在高尔夫球场举办这样一场活动是多么讽刺的话，那这份讽刺肯定也在这日晒下的举酒欢呼中烟消云散了——我的东道主，即那些万豪酒店的员工们带着我去喝了迈泰鸡尾酒，做了足部按摩，吃了冰淇淋和日本天麸罗，喝了香槟，吃了牡蛎，而他们每打进一个球就有更多的招待。我谢绝了帮制片人给一个瑞士手表商拍摄一个更短的节目的要求，但是他坚持用他那感人的真诚向我讲解瑞士制表的悠久历史和精湛工艺。
我越来越觉得自己很傻，居然没有早点意识到这一点。宣传部将英文名由The Department of
Propaganda改为Department of Publicity，或许并不是出于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它已经变成了一个那些实质上是公关企业的电视频道的协会。ICS就是一个例子，它不是推销个人产品，就是宣传那种人们可以在发达的中国沿海城市里享受到的高端生活。比美国有线新闻网（CNN）更老练，比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财经频道（CNBC）更雄心勃勃，它就像是我们自己的宣传机构的影子——在这样一个慷慨和财富还带着全面发展的馨香，而非特权的酸臭的国家里的影子。
在上海的最后一个周六，我参与的拍摄活动终于似乎带着点批评调查的意味了：由上海老建筑保护俱乐部（Shanghai
Historic House Association）赞助的第二届年度“外国友人考察上海历史建筑活动”。上海老建筑保护俱乐部的成立是为了抗议以发展之名，尤其是以筹备2010年世博会为由肆意破坏上海各处的历史建筑的行为。中国并无多少保护历史遗产的传统；保护遗产的中国组织一直以来都寥寥无几并且阻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