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小妮儿x 原文地址：vanityfai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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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集团董事长鲁珀特·默多克确信他的第三任妻子与英国前首相以及硅谷杰出的执行官有染后，他与邓文迪十四年婚姻就戛然而止了。马克·希尔(Mark Seal)采访夫妇俩的朋友后发表报道，描述了家庭权力格局随着邓文迪野心扩大而发生的变化，回答了“谁蒙蔽了谁”这个问题。
激情洋溢的手稿让失事的婚姻碎片浮出了水面。这是用并不流利的英语写成的手稿，是一个女人向一个叫托尼的男人倾述爱意的自说自话。“噢，该死，噢，该死的,”她写道。“我为何如此地思念托尼。因为他实在是魅力四射，他的衣着是如此的得体。他的身体是那么的强壮，腿和臀部是那么那么的迷人……还有他瘦瘦高高的身材，皮肤是那么的光洁。那深邃的蓝眼睛正是我所爱的。我爱上了他的眼睛。他台上的英姿也是我所爱的……等等等等等等……”
这个女人就是邓文迪·默多克，澳大利亚传媒大亨鲁珀特·默多克（Rupert Murdoch）的中国媳妇。时至今日才公诸于世的手稿揭示了两人去年分道扬镳的原因，并成为呈堂证供。“托尼”就是前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
之后，有人声称邓文迪和托尼·布莱尔的亲密关系让鲁珀特·默多克觉得自己被背叛了，因为托尼曾是他忠实的伙伴和有力的政治同盟者。也有人坚称邓文迪和托尼仅仅是朋友关系，那帅气的政治家只不过是给予那独守空房、丈夫已老的妻子以慰藉而已。
鲁珀特·默多克是美国顶级富豪之一。他的帝国涵盖了全球的报纸、21世纪福克斯电影公司、福克斯电视网以及哈珀柯林斯出版社。他们1999年结婚，十四年后分道扬镳，这次婚姻充斥着骇人听闻的因素：性、谎言、权利、金钱和不忠，这些足以登上他传媒帝国旗下的八卦小报。
开启这场离婚大幕的是佣人们在楼梯间的闲聊八卦。82岁的默多克常年听到关于他45岁妻子婚外恋的闲言碎语。然而，据一位英国前新闻集团员工透露，当这些闲言碎语涉及到布莱尔时，“他着实大吃一惊”。毕竟，凭借《太阳报》以及默多克旗下其他的伦敦报纸，如《泰晤士报》和《世界新闻报》等的影响力，实际上是默多克帮助布莱尔当选首相的，此外，布莱尔不但是他的挚友，还是鲁珀特和文迪大女儿格莱斯（Grace）的教父。（托尼·布莱尔通过发言人表示，他不接受采访。在去年六月默多克发表离婚声明之后，《好莱坞记者报》发表了来自布莱尔办公室的断然否认。
“她太粗心大意了，”知情人透露。“无论有什么样的理由，这些绯闻……在去年就变得众说纷纭。尤其是（报章）已有评述的两段绯闻：对象分别是谷歌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和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真是让人瞠目结舌。在与布莱尔的这段绯闻中你会看到，邓文迪会借口去某个地方。比如她会说她和女友去卡梅尔牧场，然后女友会离开，而布莱尔先生会出现，他们会共处一个白天或者是晚上……那儿会有工作人员在场，如果你有事情想找托尼·布莱尔，则需要在那里的情报部门预约。”
（邓文迪和鲁珀特·默多克发表联合声明称：“鉴于我们家事情况复杂，我们已事先决定在此过程中不会对公众的指责或负面言论作出回应。”邓文迪·默多克通过她的发言人克里斯·吉格里表示，她不会接受采访也不回答任何问题。）
默多克位于加利福尼亚卡梅尔高地的牧场有1,000英亩之大。这个牧场是他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与安娜——共度了31年的妻子，共同买下的，作为家庭和新闻集团精英的度假胜地。据说2012年的秋天和2013年的春天，这里东窗事发，从而结束了默多克与第三任妻子婚姻。
在这段婚姻里，邓文迪，这个默多克曾向他的孩子们形容会用一生来取悦他的“中国好女人”，已经凭借自己的努力成了一位明星。她成为了电影制片人，艺术行业的赞助者，时尚的推动者以及拥有众多显赫朋友的社交名媛。她为默多克生了两个漂亮的女儿，12岁的格蕾丝和10岁的克洛伊（Chloe），依据信托，她们拥有卡梅尔牧场的所有权。
据知情者透露，默多克的员工逐渐开始监视文迪，她总是脾气暴躁，但他们还是犹豫是否向老板坦白邓文迪可能不忠。然而去年夏天，默多克告诉朋友，他单独见过员工，让他们说出实情，员工们就向默多克阐述了他妻子与布莱尔私会的细节。
“起初布莱尔先生并不情愿，”在默多克家工作的知情者说道。“他们都是朋友，默多克先生没有理由不欢迎布莱尔先生到他家里来。但是有一天布莱尔先生来的时候，默多克太太对他有挑逗之意，她在勾引他。布莱尔先生问侍者，‘默多克先生什么时候回来？’当听到是“明天晚上”时，他一脸惊恐。”
据前新闻集团的员工称，2012年10月7日，星期天，邓文迪告诉默多克她将在大牧场举办一个女生周末聚会。她已经变得如此强势和成功，女生周末在他们的婚姻生活中是十分常见的，无论是在默多克那艘停在圣巴斯港口184英尺的游船“罗斯哈提（Rosehearty）”上，还是在加利福尼亚艾斯孔地的金门温泉。知情人讲，“那个周末，家人把鲁珀特103岁的母亲伊丽莎白夫人从医院接回了家，他们要共度最后的时光，因为伊丽莎白夫人被诊断将不久于世（2个月后她去世了）而文迪却赶往了大牧场。”
知情者还透露，只有一个女性朋友——自助作家，维亚康姆公司前首席执行官汤姆·弗雷斯顿（Tom Freston）关系疏远的妻子凯西·弗雷斯顿（Kathy Freston）——和文迪一道前往，“那个女性朋友确实来过，但是很早就离开了……托尼·布莱尔在星期天到达大牧场，有人证实在那里的确看到了他。”
同一个周末，凯西·弗雷斯顿参加了另一个活动，被鲁珀特·默多克的朋友撞见了。知情人说：“谎言被揭穿了。”（凯西·弗雷斯顿接受采访时说：“我不想牵扯进去，再说，我也没兴趣谈这些。”）知情人继续说道：“邓文迪在周一离开了，有意思的是，她丈夫当时也想找托尼谈另一件事，但他只能在下周与托尼通电话。但是，正如你所想象的，托尼并没有提及他与文迪的会面。大约在这时，布莱尔正积极并成功地从邓文迪的丈夫默多克那里为他的基金会筹募到了资金。”
据可靠人士称，邓文迪和布莱尔还在纽约的凯雷酒店、一艘私人游艇和默多克位于伦敦的圣詹姆斯家中会面。根据前新闻集团雇员的说法，布莱尔利用零碎的时间去那些地方，而这样的时间点显然不是为了公事。
据知情人称，在2013年4月底他们曾见过面，“那是个星期四，邓文迪到牧场过周末，大家以为她是自己一个人来的，但是在4月27日，星期六，布莱尔跟以前一样，乘坐私人飞机，带着保安人员也到了牧场。”
据一名在默多克家里工作的人讲，“布莱尔在找默多克夫人，工作人员告诉他她在主卧。而当工作人员想告诉邓文迪布莱尔先生在找她时，却瞥见布莱尔先生已经走进主卧室并随手关上了房门，这让工作人员感到很不舒服，因为房间里只有他们两个人。
前新闻集团雇员继续说，“为了赶上由默多克夫妇主持的支持布莱尔基金会的联合晚宴，第二天他们一起飞往洛杉矶。”对默多克来说，那次晚宴就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正是邓文迪的这次偷情，让默多克开始审视一些事情。
这些事包括邓文迪与埃里克•施密特在比佛利山酒店过夜的传言。“她说她要在一个女友家住一晚，然后第二天一早去徒步，”一个曾与默多克共事的人说。“她背了一个小旅行包，但第二天早上却穿着原来的衣服回来了，运动服碰都没碰过。她的车里有个‘比佛利山酒店别墅’的服务标签，那上面有埃里克•施密特的名字。”（虽然埃里克•施密特对此不置可否，然而,熟悉情况的人说，“很多人都知道比佛利山酒店是埃里克•施密特来洛杉矶时常住的酒店，所以酒店的物品上有他的名字，并不能证明什么。”)
据消息人士称，如此种种促使默多克去年6月向法院申请离婚，“向当年那个在星空传媒为自己工作并在香港与自己相识的女人发起出其不意的一击”。默多克的陈情书称婚姻已经“不可挽回地破裂了”。两人在11月离婚，没有上演一场壮观的离婚大战。但人们的疑问依旧难消：如果指控属实，本应无事不知，无事不晓的传媒大亨怎么可能被人像傻瓜一样愚弄？接下来就是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邓文迪是谁?
拔尖的“上海女孩”
我在北京见到了身穿仿皮外套、脚蹬高筒靴的李红（音译）。她说自己曾经是邓文迪最好的朋友，当时邓文迪还叫邓文革，这是那个年代很常见的名字，用来体现孩子的父母对党的忠诚。邓文迪和李红在徐州时曾是同学。我到了徐州这座正遭受污染的工业城市拥有将近300万人口，试图对第三任默多克夫人的出身追根溯源。
“她想成功，做个女强人，”李红在餐馆一边吃着烤鸭，一边讲述她们在徐州的成长故事。她给我讲的故事里没有男朋友、没有汽车和电影，甚至没有电。“晚上7点就熄灯。”第二天早上灯刚亮，文迪已经在学习了。她只睡三个小时，早上三四点就起床“读英语”，因为那时候学英语是一条出路。
邓文迪的父亲是徐州一家工厂经理，每月工资300元人民币(约合今天的50美元)。“她家境比我们都好，”李红羡慕地说。“他们住在楼房的单元房里，大约有40多平米，只有三个卧室，非常狭小。”我曾在那片住宅区外驻足，房子就在主干道边上，晾衣绳纵横交错，那就是邓文迪和父母、两个姐姐、一个弟弟以及一位老阿姨一同居住过的地方。当年那里连热水都没有，现在也依然简陋。”小时候在中国，我家很穷，我就盼着能经常吃到肉，”邓文迪后来说。“她会跟你说她简直就是在贫民窟里长大的，”一个朋友说。她穿姐姐们穿过的旧衣服，父母重男轻女。”邓文迪这样告诉英国《时尚》杂志，“我的父母很严格，夏天，别人都放暑假，我却必须要学完下学年的全部内容，这样可以在班上取得好名次……但必须付出120%的努力。”
市排球队是邓文迪首次收获成功的舞台。“她担任主攻手。”李红说。头发花白的老教练——王重生——给我做了一个邓文迪扣球的动作，说这预示了她生活中顽强的进取精神。李红现在嫁给了徐州的一个警察，她对自己去了美国的这位朋友赞誉有加：“文迪意志坚定，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再看看我，没有梦想，没有成就。她跟我们不一样，是独一无二的。默多克这样一个媒体大亨，世界顶级富豪之一，都会被她吸引，和原来的妻子离婚，这就能看出来文迪的出色和与众不同。如果有一天你见到她，请转告她我很想她。”
父亲被调到广州管理一家工厂之后，邓文迪还留在徐州，有时候，她在体校宿舍和李红一起住上下铺，直到后来回到父母身边。之后，她在医学院就读，主修临床治疗。不过比起学医，她把更多精力放在了学英语上。后来她解释说，“在当时的中国，出国，到美国去，这是很多人的梦想。”
19岁的时候，她把自己的名字邓文革改为了邓文迪，那时她已经是五年制医学院的三年级学生了。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中层经理杰克•切利（Jake Cherry）为邓文迪带来了好运。杰克曾经在广州短暂工作过，他在洛杉矶郊外工业区有一家制冷厂，我去他办公室采访时，他大声说，“我不接受采访！”
“我只想找您确认一些事情，”我对他说。
“我什么也确认不了！”他回答。
文迪•默多克是“上海女孩”的一个传奇，代表不断向上钻营的中国年轻女性，这个群体刚刚出现，并且还在不断扩大。这些“上海女孩”不择手段地勾引西方商人，最理想的情况是能带她们出国。“这些女性，为了成功不惜一切代价”，米娜•汉伯里–特妮森（Mina Hanbury-Tenison）在她2010年出版的《上海女孩》（Shanghai Girls）中专门描述了这个现象。“她们会问：他是干什么的？挣多少？贷款还清了吗？”
我和米娜在北京的渡金湖餐厅吃饭，“上海女孩”和对她们感兴趣的男人都爱来这儿。“邓文迪得到了鲁珀特·默多克，成为她们之中的翘楚，”汉伯里–特妮森继续说道。“所有的‘上海女孩’都会说，‘她嫁了个亿万富翁，还有一架私人飞机。’而其他地方的人会说，‘哦，好一个拜金女啊。’但上海人会说：‘真厉害！最重要的是，她抓住了机会。’“上海女孩”一有机会就会往上爬。”
邓文迪的机会就是杰克•谢里。他们认识时，杰克已经50岁，带着妻子乔伊斯及两个孩子从洛杉矶到广州工作。“帮中国人建工厂，为食品加工企业生产制冷设备”这是2000年《华尔街日报》中一篇文章写到的。这篇文章对邓文迪的态度直白而不屑。七年之后，默多克收购了该报。
当时的中国刚刚向西方商界打开大门，切利一家是首批来到中国的美国人，他们将移民视为一场大探险。自然地，美国人在中国需要翻译。有一天，切利夫妇的翻译问他们是否需要一个有兴趣提高英语水平的年轻女人。据说那时候许多年轻女性一窝蜂地涌向这家制冷厂，希望认识新来的美国人，但邓文迪在里面最为显眼。当被介绍给切利一家时，邓文迪直奔向乔伊斯的丈夫而忽略了乔伊斯。
乔伊斯·谢里·辛顿（Joyce Cherry Hinton）给我的电子邮件中写道，“没有比这更美国的了。”后来她中断了和我的联系，原因是她已经答应过孩子，永不再提起邓文迪。她写道，“一个刚成立的美国家庭，得到一份去中国工作的合同，这是个挑战。这个家庭在中国遇到一个处心积虑的年轻女孩，这个女孩从十几亿人中脱颖而出的唯一机会，就是勾搭上一个只顾拼命工作而忽略家庭的丈夫。
乔伊斯辅导邓文迪一段时间英语后，就带着两个上学的孩子回加州了。据《华尔街日报》称，而留在广州的杰克“迷上了那个年轻女人”。邓文迪说想去美国读书，杰克就打电话给乔伊斯，让她替文迪填写表格，申请他们家附近的大学。切利一家成为了邓文迪的担保人。1988年2月，邓文迪抵达美国，就住在位于圣费尔南多谷的切利家，与他们5岁的女儿睡上下铺。
新世界很快就为邓文迪带来回报。“真让人吃惊，”她后来对默多克传记作者迈克尔·沃尔夫（Michael Wolff）提起自己早年做过的卑微工作，比如在中餐馆“打包外卖”。“从上午11点干到到晚上11点，只赚20美元，外加一份剩汤带回家……我重了差不多10磅。”后来，她因为打碎托盘被炒了鱿鱼，不过很快又开始上门推销雅芳产品，还在一家会计师事务所兼职。与此同时，她还不忘在自己寄住的地方上演一出激情肥皂剧。
我驱车前往谢里夫妇在洛杉矶郊区La Crescenta的一处农场，门前竖着“待售”的牌子。乔伊斯最终还是决定卖掉一家人住了25年的地方。《华尔街日报》称，当她发现杰克与邓文迪在广州的酒店房间里拍下的“艳照”时，他们的婚姻就结束了。乔伊斯对记者说，她丈夫和邓文迪“有几个晚上没回家”，她断定他们之间有染，并把邓文迪赶了出去，杰克也随之离开了。
1990年2月，杰克和邓文迪结婚，住在阿尔图拉大道3239号的公寓里，就位于杰克和乔伊斯原来住所的拐角处。《华尔街日报》称，婚后第四月，杰克发现自己的新娘“开始与一个叫大卫·沃尔夫(David Wolf)的男人来往。” “杰克那时53岁，而沃尔夫只有20来岁，只比邓女士大几岁。
婚后两年零七个月——就在邓文迪获得绿卡后七个月——他们离婚了。杰克对《华尔街日报》说，“她告诉我，对她而言，我就像个父亲，再不会有其他（感觉）。”杰克又加了一句，“我爱过那个女孩儿”。
2011年10月，英国《时尚》杂志采访邓文迪，当被问及与杰克夫妇的这段纠葛时，她只用一个词承认了这一切：“是的”。
初相识
邓文迪曾在加州大学北岭分校读书，她的教授肯尼斯·查普曼（Kenneth Chapman）和丹尼尔·布雷克（Daniel Blake）至今仍对她最先进的个人电脑（那时的便携式电脑极为少见）、名牌牛仔裤（布雷克说，“那可要200美元一条！”）和她的一次演示惊奇不已，她用1991年《名利场》的一则封面【黛米·摩尔（Demi Moore）的怀孕裸照】对一个经济学概念进行解释。她选修了宏观经济学，成绩非常优秀，跻身于系里最聪明的四人组合。布雷克说，“有时候，她会缺几天课，给一批中国来的商人做翻译——很明显，他们都是投机商或政客。“
机会再一次降临，邓文迪结识了校友陈永妍。没过多久，陈永妍就嫁给三次夺得奥运金牌的体操运动员李宁，后者在附近的查茨沃思开办了李宁国际体操和舞蹈学院（Li Ning’s International Gymnastics and Dance Academy），由陈永妍负责经营。1993年，邓文迪大学毕业后，就到体操学院任经理一职。那时，她显然正与大卫·沃尔夫同居。据1993年《洛杉矶时报》对该学院所做的报道，“大卫·沃尔夫有6英尺高，看上去更像个橄榄球中后卫，而不是体操运动员。”沃尔夫在卡尔佛城经营一家进出口公司。在体操学院做过教练的赵良（音译）告诉我，“他（沃尔夫）是邓文迪的男友”。没过多久，邓文迪就自称沃尔夫的妻子，尽管两人并未结婚。有些报道称，邓文迪1995年就读耶鲁时，是沃尔夫和他母亲为她支付了耶鲁管理学院的MBA学费。（沃尔夫始终拒绝谈论邓文迪。他的朋友说，“不管他们两人之间发生过什么，肯定让他很受伤。”）
查普曼教授说，“她从加州大学北岭分校去了耶鲁，之后回来说她找了一份好工作。我猜她在ESPN或中文广播公司之类的地方工作。她戴着一副深色墨镜，说自己做了什么美容手术。”
耶鲁大学要求MBA学生具备实习经历。1996年，邓文迪在香港的星空传媒(Star TV)找到一份很不错的暑期工作；新闻集团在1993年以5.25亿美元的价格获得了这家亚洲地区卫星电视公司的控股权。如何得到这个实习机会已成为邓文迪传奇的一部分。广为流传的一则说法是，不知怎么地，还是学生的邓文迪买了一张纽约飞往香港的头等舱机票，恰好与时任星空传媒首席运营官布鲁斯·彻奇尔 （Bruce Churchill）邻座。但彻奇尔则对我说，他是在洛杉矶，经由索尼影业的一位制片人介绍，认识邓文迪的。这位制片人是耶鲁管理学院的校友。彻奇尔说，“他给我打电话，说他认识一个正在找暑期工作的一年级校友。”
于是，邓文迪成了当时默多克重点团队的一名基层员工；该团队的目标是将自由竞争引入中国电视业。
中国市场几乎是一项不可能的挑战：虽然拥有十多亿潜在电视观众，不过执政党只有一个。政府不但不欢迎默多克和他的西方电视形式，还会尽可能地给他设置障碍。1993年，默多克在伦敦的一席话还激怒了中国领导人。他说，“电信技术的进步将毫不含糊地对各地集权政府产生威胁”。中国官方下令禁止私人架设卫星天线。
夺取中国市场成了默多克心中的头等大事。有一次，当被问到公司未来的计划时，他回答：“中国，中国，中国，还是中国。”
新闻集团控股时，星空传媒只有5个频道，包括MTV Asia、BBC News，还有一个与美国联合制作的节目频道。不过，默多克看得更长远。新闻集团前高管布鲁斯‧多佛(Bruce Dover)后来撰写了《鲁珀特·默多克的中国探险》（Rupert Murdoch’s China Adventures），书中写道，“只要星空传媒的广播信号能覆盖菲律宾、中国、东南亚、印度和中东这片广大区域，就有望获得世界三分之二人口的观众群。默多克完全着迷了。”1994年，为迎合政府领导，星空传媒砍掉了BBC News。
默多克对中国的迷恋恰逢一场中年危机。他与第二任妻子安娜的婚姻开始趋于乏味。默多克有四个子女，三个都是和安娜生的。但是这对夫妇已经很少交流，偶尔说上两句，通常都是安娜催促丈夫退休。她希望丈夫放下工作，陪她待在洛杉矶的家中，或者待在155英尺的“牵牛花号”游艇上——那正是他们为晚年生活购入的。默多克那时64岁，还想把更多时间放在纽约。有文章曾引述安娜的话，“你就是一台永动机，我已经受够了总是跟随你的步伐，我要呆在洛杉矶。”
用多佛的话说，两人的关系最后平淡到在电话里说几句“好的，亲爱的”。他引述默多克的话，“她想让我慢下来，在家里多待些时间，做那些傻乎乎的事。”
2008年12月，伊丽莎白·默多克夫人(Elisabeth Murdoch)为纪念即将到来的百岁诞辰，接受了澳大利亚《时代报》杂志的采访，“我全力支持安娜，她和鲁珀特是天造之和。”她说，“我记得鲁珀特告诉我，他们不开心，正在接受婚姻辅导。我说，‘鲁珀特，一旦你身边出现个有心机的女人，她就会把你勾到手，而你将会变得无比孤独。’他说，‘别开玩笑了，妈妈，我都这么大年纪了。’后来果然如此。”
星空传媒首席执行官盖瑞·戴维（Gary Davey）是默多克的中国代表，他说，“那真是一次不同寻常的挑战，一段激动人心的时光。”随后，邓文迪加入星空传媒，她活泼进取，说英语断断续续，语速很快。戴维说，“她自信、乐观、大胆，非常受欢迎……她敢跳上飞机，跑到北京见上一大批中国的中层官员。如果她持之以恒，就可以成为一家大企业的高管。”但邓文迪的野心更大，她在星空传媒的一位同事说，“她的目标是富有和出名。
2007年，埃里克·艾利斯在澳大利亚《月刊》上发表题为《邓文迪·默多克》的文章。文中写道：
星空传媒一位同事记得1996年5月，邓文迪到那里工作的第一周，她就着手让管理人员认识自己。那些人多是男性，主要是澳大利亚人。这位同事回忆， “我们全都在那儿学啊学，拼命汲取知识，但邓文迪会说，‘我要去见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