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一些人事经理而言，我们犹如梦魇：在他们眼中，挑剔、自恋、狂妄都是我们的代名词。或者说，我们疏于自我反省，擅于自恃过高。我们一无是处（除了发短信比年长者快以外）。早在学生时代，我们就应该拿到比平均分更好的成绩，并且在其他方面屡获殊荣（即使我们在足球训练队里只能坐冷板凳）。
我们，这就是我们这一代。我们被称为“Y世代”，因为我们生于X世代之后，也就是出生于1980到1995年之间，另外，Y在英语中的发音是why，也就是“为什么”的意思（鉴于我们永远在追问原因）。我们正成群结队地涌入职场，人事经理和人力资源专员们不禁自问，自己究竟在与谁交流。有些人觉得我们不务正业，得闲便兴奋，工作不上心但下班准时，一休假便消失无踪。
可我们当真如某些媒体嘲讽的那般，是“垮掉的一代”吗？鄙人拙见，我们这一代根本不是那样的。我们并不懒惰，我们愿意工作，只不过不是像上一辈那样工作，而是更多的按照我们的意愿去工作。我们不会使自己成为工作的奴隶，对于我们真心热爱的事业（如果那里的咖啡机不罢工的话），我们付出全部的在所不惜。我们追求生活的意义、实现自我价值、要求与亲朋共度时光。
我们所要求的，与一场翻天覆地的变革无异：我们想要一个全新的职场。以往的职场充斥着失望：在德国，四分之一的雇员内退，61%的雇员只是按章办事，俨然盖洛普（Gallup）咨询公司发布的“义务指数”。在许多公司，硬性工作时间和出席率还扮演着重要角色。员工不能享受自由工作时间，而是与考勤机缔结着不平等条约。工作总结虽然存在，但一年才进行一次——而且是在强制的员工大会上。
工作成果通过员工在工作岗位上度过的时长来评断，而非工作本身取得的成果。这种逻辑下，相比短时高效地完成工作，磨洋工似乎才更有意义。冗长的工作将被奖励，迅速完成则会受到惩罚。谁要是在深夜依然写着邮件，那是可以赢得好感的。可如果为了到幼儿园接孩子而必须四点半离开，只能满心惭愧地悄悄从办公室溜走。
我们这一代要改变这一切。老一代也会因此感谢我们，因为他们也不想继续这样工作下去。他们也希望得到更多的灵活度和自由空间，正如调查所示，他们渴望定期的工作回顾和清晰的未来展望。我们这一代不是为了自己而斗争，而是为了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着的办公文化而斗争。
我们与前辈不同的是，我们手握王牌，一张曾被父母、祖父母隐匿起来的王牌。那是一张人口学上的王牌，由于这个国家专业人才的流失，只掌握在少数人手中的王牌。如今，有些领域的人才缺口已然初现，比如德国经济中工程师、计算机专业人才和物理学家的缺乏。除此之外，增加诸如白铁匠、火车司机、老年人护工等专业的职业教育迫在眉睫。调查机构的研究者称，到2030年，德国经济将面临着五百万的专业人才缺口。目前，企业的改革主要还是自上而下的，我们可以首先从企业底层施加压力，因为我们可以从人才短缺中赢得主动权。
青年员工期待着一个怎样的职场呢？肯定不是装备齐全的公事用车，不是公司停车库里的私人车位，更不是视野开阔的工作间。背负着旧时的权杖，我们可无计可施。薪水、津贴和大宗股票这样看似强大的诱惑在我们身上起不了什么作用，一份能结交朋友、找到人生意义的工作才是我们向往的。在我们看来，人生意义可比身份地位来的重要得多。一份适宜的工资其实就是经济学者口中的手段：它能避免不满情绪的产生，能给人以积极影响的同时，却不让人因此而安于现状。薪金既不会使人不幸也不会带来幸福。
真正能带来幸福的东西不一定要花钱才能得到：做时间的主人。独立自主才是我们这一代身份地位的象征。
身份的象征——自主
让我们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我们为什么必须要在规定时间规定地点工作呢？那种同时间地点密不可分的工作是工业社会的封建残余，因为那时工作和休闲还没有明确的界限。现在的职场早已转变成由强有力的创造性引领的知识经济体系，许多工作都可以在任何一个有电脑有网络的地方完成。我们怎么就不能四点钟就离开办公室，然后晚上再在咖啡厅或者家里继续工作呢？智能手机和笔记本电脑将把工作地点搬到一个“移动办公室”之中。
在我们的世界里，工作和私生活就像洇在一杯拿铁中的牛奶和玛奇朵。周末我们会读工作邮件，也希望可以在办公室上脸书。一些企业已经对此作出回应。例如宝马公司就即将允许员工工作时间在办公室外存款，并可以另择他日回家取款。
企业并不认为自己该为员工的自主权买单。大量研究表明，那些可以自主选择工作时间、工作地点的员工相比随大流的员工，更加多产、更有创新力、更加高效。自主权的缺失甚至能引发疾病。瑞士学者发现，一些面对要求严苛的工作却无法改变现状的雇员面临着患慢性病的风险。而可以自由支配时间的雇员就不必墨守成规。创造出自己的工作节奏，工作就不再只是工作，而是独立意志的体现。
一定会员工将这种自由空间夸大、并把时间浪费在网络上，好像自己早已完成工作任务一样。但大部分人表示，他们会以充分的信任和责任心对待工作。另外，在一个赏罚分明、行动力强的工作环境中，懒虫是无法驻足的。
我们这一代并不是拒绝工作，只是对工作的定义与上一代不同。如今，业绩提高会得到嘉奖。要是能在自己的工作中表现得好（或者能让上司认可他的工作），就能组建自己的团队，继而拥有自己的部门，直至坐上领导席。升职意味着更多的责任、更多权力、更多同事。领导多少下属也是衡量成功与否的重要指标。
现在的年轻人尽管想承担义务，但并不一定要领导别人。许多人的兴趣点并不落在权力上，而是工作本身。比起坐在会议室的经理人，他们更希望成为术业有专攻的行家。这改变了企业中的职业道路。忠利保险公司德国分部和汽车零件供应商博世集团都在提供传统的领导岗位之余，还提供同样同等地位的项目和专家指导机会——这些项目有着跟工作同样的薪资水平，更有机会改变自己的职业规划。
调查研究并没有指出，我们这一代并不看重结果。但社会学者却注意到，从90年代中期起，诸如勤奋、要强这样的美德就在年轻一代的价值观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最新一份壳牌调查表明，12到25岁的青年人最注重结果。
给我们扣上懒惰的帽子的人不知道，我们只是衡量成绩的指标并不仅仅是工作。我们重视生活的合理性、意义和其他很多方面：减轻伴侣的负担、给女儿搭建树屋、照料父母——在我们的定义下，这些都是成就。
从父辈身上，我们看到事业是如何统治生活的：父爱缺位、高离婚率、年逾50便心肌梗塞。是这一切吓退了我们。我们希望能够将事业、家庭和休闲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我们相信可以得到这样的协调一致的生活。
企业需要具有开创精神的员工
职业观的改变主要体现在年轻的父亲们身上。现在的他们不再希望充当家庭赡养者，而是家庭教育者。在2007年推行生育补贴之前，从没有过这么多的父亲把时间花在与家庭共度上：现在有超过25%的父亲会好好安排家庭时间。父亲联合会的一项针对低龄儿童父亲的调查显示，51%的受访者知道自己因为家庭和孩子损失了多少工资，56%的受访者为了家庭改变了自己的职业目标。现在的父亲们不再是“周末爸爸”了。92%的年轻父亲表示，在工作日陪伴妻子和孩子也是十分重要的。
陪伴孩子、假期、弹性工作时间、家庭办公：我们是挑剔的员工，我们想得到一切，并且要同时得到：职业，快乐，人生意义。事业和家庭——而且夫妻双方都要拥有这些。
我们的世界危机四伏
我们这一代对雇主没什么要求，我们倒是可以提供很多：我们是受教育水平最高、最国际化、平均掌握最多语言的一代，也是在职场最受推崇的一代。从来没有这样一代人，高中毕业率如此高、学习如此积极、留学经历如此丰富。
我们成长在一个不断发生变革的世界。自2001年9月11日起，我们生活充斥着危机：阿富汗危机、伊拉克危机、气候危机、经济危机、教育危机、金融危机、欧债危机。这种与我们形影相随的危机感不断提高着生活的不稳定性。在我们的世界里，一切都是可能的，但没用什么的永恒的。生活伴侣会变成人生过客，故乡可能会沦为第二故乡。铁饭碗给我们带来的也不过是稳定的退休金。无休止的不安全感迫使我们不停的适应危机，这使我们以开放的胸怀接纳新事物。
另外，我们是唯一一个在网络科技的巨大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一代。在脸书、推特和YouTube上，我们肆意展示着自己的创造性。在这些平台上：谁能发出新奇的消息、有趣的微博和不可思议的视频，谁就能赢得关注。这种原创性也被迁移到了职场。在奇特创意层出不穷、新鲜事物屡见不鲜的世界经济中，只有原创性才能使人更具竞争力。
我们是责任心与进取心、活泼与严肃的混合体，能在变幻莫测的经济世界中拥有一席之地：谁也无法阻止这个社会中的气候变迁、能源结构转折、资源匮乏、老龄化问题。新科技取代了旧的商业形式且不断推陈出新。对此，企业需要创新思维能力，并着手将创新作为企业的基石。
诚然，并不是所有1980年后出生的人都可以算作Y世代。他们主要是成长在和睦家庭、生活富足、毕业于有声望的高校抑或拥有良好职业教育的同龄人，大概占在20到30岁社会成员的四分之一。Y世代是社会中的少数人。同样只在他们那一代人中占小部分的“68后”也在时代中留下了属于自己的印记。Y世代的领军者有责任在职场中设立新的标准，而那些从前权利有限的员工也将从中获益。从此，各行各业将人才辈出。
就像在工业时代逐渐推行40小时工作制、假日工资和退休金一样，未来的大部分职工可以拥有自主权，并拥有一份合意的工作。
职场变革已经开始。它不是声势嘹亮的改革，我们这一代不会摇旗呐喊地穿过大街小巷，或者在摇动剧院大门。我们悄无声息地改变着经济和社会，但一定会让职场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本文是凯斯汀·伯恩特作品《幸运击败金钱——Y时代：我们真正想要的一切》的内容精摘，这本书于3月由摩尔曼出版社出版，篇幅200页，售价19.99欧元。
2014年3月10日，编者注：本文原文写到：“2011年9月11日起我们只知危机”，这里应该是指2001年，我们将其加以订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