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独眼一点五 原文地址:themodernword.com

协作译者:独眼一点五(负责人)、阿情Iris一杯无小花儿老虎尾巴夜翔1019

【协作】政治家加西亚·马尔克斯插图

《政治家加西亚·马尔克斯》

乔恩·李·安德森  

1999年9月27日,纽约客人物侧写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乘坐着1992年款的定制金属灰蓝旗亚·西玛Turbo离开他在波哥大特区的公寓。这是一辆装有防弹玻璃和防弹底盘的中型小轿车。唐·齐皮担任司机,他是一个体型健壮的前游击队员,已经为加西亚·马尔克斯工作20多年了。数名秘密特工——有时会多达6个,在另一辆车里尾随着他们。在这个每月有近200人被绑架、超过2,000人被暗杀的国家,一辆马力十足、怪模怪样的防弹轿车是防身的上佳之选。在八月中旬,海梅·加尔松,一位写政治讽刺的通俗作家,在开车上班的路上被暗杀了。在他正在等红灯的时候,一个男人从摩托车上下来,对准他的头部就是一枪。加尔松和加西亚·马尔克斯一样,都是左翼游击队和政府之间的调停人。他曾经从右翼武装组织那里收到过死亡通牒,这些右翼分子不想让别人和他们的敌人谈判。

在安第斯山脉的最北部有一片绿茫茫的高原,波哥大特区就在这片地区绵延了数公里。在这个城市中放眼望去,就能看见一条长长的山脊,山脊上是一大片凄惨的窝棚。窝棚里住满了当过农民的人,还有他们的妻儿老小,他们是从乡下搬到这儿来的。在过去的15年中,150万哥伦比亚人在政治暴动之中流离失所。哥伦比亚40%的地区被左翼游击组织所控制。这些左翼游击队正和政府军、还有地主与毒枭支持的右翼武装势力,处于交战状态。

几个月以前,我从我在波哥大的旅馆打车,到拉·坎德拉里亚老殖民区一处位于市中心的房屋。一位卖祖母绿的商人请我在那里吃饭。(除了出产咖啡、油、可卡因和海洛因之外,哥伦比亚也盛产祖母绿。全球祖母绿供应的60%来自哥伦比亚。)司机在距祖母绿商人的房子100英尺处停下车,我下了车。房子的前门在街道深处,隐藏在一扇拱门中。当我向这扇门走去的时候,我看见两个人朝我的方向小跑过来。其中一个矮个子的、看起来有点野蛮肮脏的家伙,在我正在按祖母绿商人门铃的时候抓住了我,但就在此时门打开了,两只德国牧羊犬吠叫着从我身边冲过,扑向了他。

第二天,我告诉加西亚·马尔克斯我的经历,他笑了,对于我愚蠢的行为摇了摇头。没有一个有理智的哥伦比亚人会在这个时间到那条街上去。他说:“想死就去哪儿吧。”中产阶级和有钱人很早就搬出了波哥大的中心区,在北部郊区住下了。即便住在那里,他们也生活在被犯罪集团抢劫和绑架的恐惧之中,而那些极少数像加西亚·马尔克斯这样有足够经济实力的人,则要么有装甲车,要么有保镖,或者两者都有。

加西亚·马尔克斯和他的夫人美茜蒂丝住在一栋宽敞的复式住宅里。这套住宅在一座四层公寓中占据了两层楼,有许多落地窗,透过窗子可以眺望窗外的园林。整套公寓都是洁白的——地毯、沙发和墙都是洁白的。公寓内充满了艺术氛围,包括巨幅的波特罗1以及一套精致的印度微型春宫。在祖母绿商人的狗救了我的命的第二天,我们三个人在他们家巨大的起居室中的一个角落促膝而谈。电视旁边堆着几十张光碟。最上面一张是马丁·斯科西斯的《基督最后的诱惑》2。拉上的威尼斯风格的百叶窗掩住了窗子,昏暗的光线弥漫了整个房间,与马尔克斯烟斗中传来的淡淡的烟草气息相得益彰。 美茜蒂丝与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婚姻已经持续了41年,她是一位高挑动人的女子,留着齐肩的棕色头发。她的祖父辈是来自埃及的移民,遗传给了她宽阔的颧骨以及深邃的棕色眼睛。加西亚·马尔克斯个子不高,胸膛宽阔,有近乎帝王之仪。

他已经72岁了。舒适自在、轮廓分明的面庞上,有一双温柔的棕色眼睛。他蜷曲的头发已经泛白,有着白胡须和浓密的黑色眉毛。他的手指修长纤细,手很漂亮。他是一位殷勤迷人的交谈者,哥伦比亚人把这种人叫做 mamagallista3——喜欢开玩笑的人。在和我几个月的交流中,加西亚·马尔克斯总是带着自豪之情提到美茜蒂丝。比如说,当他谈起他和菲德尔·卡斯特罗之间的友情,他评论道:“菲德尔比信任我还信任美茜蒂丝,”又补充说:“就我所知,她是唯一一个能责备他的人。”还有一次,他提起一个我俩都认识的人,我们聊了一会这个人之后,他若有所思地说:“美茜蒂丝不想和他再来往了。”他说话的时候那种语气让我非常肯定美茜蒂丝的意愿已经得到了执行。“她是他的主心骨。”一个朋友说:“她是他们两个人之中的实干家,是执掌经济大权的人,是他的宇宙。没了她,他会不知所措。”他们生育了两个孩子,一个是洛德利格,他住在洛杉矶,刚刚担任了他的首部剧情片的编剧和导演。另一个是干沙路,他是墨西哥城的一位美术设计师。

加西亚·马尔克斯有好几个住处,尽管早在1982年获得文学诺贝尔奖之前他就是哥伦比亚最有声望的人之一,他并不把波哥大作为常居之所。很多年来,他和美茜蒂丝都大部分时间都住在墨西哥城,也有时候住在他们位于库埃纳瓦卡、巴塞罗那、巴黎、哈瓦那、卡塔赫纳、巴兰基利亚等其他加勒比地区的住所中。每处住所都以同样的风格装修,铺着白色的地毯,摆着玻璃的大咖啡桌,陈设着现代艺术品,安装了精心挑选的安全系统,还有一模一样的苹果电脑。加西亚·马尔克斯在这类事情上有强迫症。相同的装修风格使他无论在哪里都能安心工作。他说他经常在五点钟起床,看书看到七点,然后换衣服、读报纸、看电子邮件。在十点钟之前,他会雷打不动地坐在桌前写作。他会一直坐在那儿直到两点半,然后去和家人一起吃午饭。在吃过午饭之后,写作时间就结束了,下午和晚上是留给“约见者、家人和朋友”的。

近来,加西亚·马尔克斯正在创作三部小说和两卷回忆录,有时也写写报刊文章。他的写作生涯就是以记者开始的,他的最后一本书《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发表于1996年,风格如他的报刊文章一般简单平实,而不是隐晦、“魔幻”的小说风格。这本书重构了1990年的绑架案,即被巴勃罗·埃斯科瓦尔4,亚麦德林贩毒集团的头目绑架了十个人的故事。故事基于对绑架幸存的受害者、以及对参与释放人质的谈判者的采访。故事的主要角色是精心构思的记者和政治家,这些人的原型来自加西亚·马尔克斯和美茜蒂丝社交和职业生活中的人。

加西亚·马尔克斯从今年的早些时候起,花了很多时间在政治和新闻上。他持有Cambio新闻周刊的大部分资产。他是用诺贝尔奖金买下Cambio的,这笔钱已经在一家瑞士银行存放了16年了。马尔克斯说:“我敢发誓这是真的,我把这笔钱给忘了。”他说,是美茜蒂丝“提醒”他还有这么一笔钱的。Cambio是他们留在波哥大的牵绊,他们在正常情况下应该住在墨西哥或者欧洲。加西亚·马尔克斯出席编辑会议,分配写作任务,写封面故事。这本杂志的读者群大概有14,000到50,000那么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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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加布要说些什么,哥伦比亚人总有兴趣。”Cambio的执行编辑皮拉尔·卡尔德隆说。在讲西班牙语的地方,几乎每个人都叫加西亚·马尔克斯“加布”。或者他们就叫他“那位大师”5,在哥伦比亚,人们叫他“我们的诺奖得主”6。他的一位朋友对我说,加西亚·马尔克斯在许多方面都是独一无二的,是不可复制的诺奖得主。我觉得这种说法贴切极了,至少在拉丁美洲的确如此。El Tiempo是哥伦比亚主流日报的主编,也是他的一位朋友,说赢得这次诺贝尔奖,是为哥伦比亚的文化摇旗呐喊。“这是一个正在腐烂的国家,而加布是民族的骄傲。”加西亚·马尔克斯所受到的广泛尊敬,使得今年初夏时开始扩散的流言愈演愈烈。传言说他患上了某种严重的疾病。他在六月中旬的时候住了一个星期的院,然后就待在波哥大的公寓中足不出户。

流言说,马尔克斯由于疲惫患上了神经失常,还有人说他得了白血病。七年前,他接受了从一侧肺部切除肿瘤的手术。现在关于他病况的各种传闻愈加不堪了。7月9日,有人谎称代表通讯社发布了一则假新闻,说他前一晚在墨西哥城过世了。这条消息迅速在网络上传播开来。

加西亚·马尔克斯说他去年春天就觉得不舒服了,他开始虚弱得好像要崩溃一样。他住进医院,随后一经确诊(是淋巴癌,尽管其后数月间公众都毫不知情),他便开始接受治疗,身体也有所好转。他从医院回来后不久的一天早上,我陪他在公寓楼下的公园里散步。他身穿海军蓝的羊毛厚呢短大衣、蓝色运动裤和跑鞋,身后一位身穿白大褂的护士小心地紧紧跟着我们,担任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保镖兼司机的唐·齐皮也在跟着。我们走了几分钟后,三个在公园边道上骑自行车的年轻人认出了加西亚·马尔克斯然后激动地叫道,“大师,你好啊?”他正专心走路,不过他轻轻挥了挥手致意而后继续前行。我看见那三位年轻人已经下了车子,正关切地盯着决然走远的马尔克斯,于是我开心地向他们竖起了大拇指。他们感激地微笑起来。

几天后,一个朋友带我去了一位杰出的左翼历史学家家里,他跟哥伦比亚年代最久、规模最大、最有势力的游击队,the Fuerzas Armadas Revolucionarias de Colombia(又称FARC)的几位领袖有着密切关系。听说我最近跟加西亚·马尔克斯在一起,主人问我,“他怎么样啊?”他的表情严肃而专注。当我告诉他加西亚·马尔克斯已经可以到处走走,头脑也很清楚但是瘦了很多的时候,他的嘴唇抿紧了。“人们说他患了癌症,”他轻轻说道,他多希望这不是真的,“这个国家现在的状况实在糟糕,已经承受不起如此噩耗了。”

几年前,加西亚·马尔克斯将哥伦比亚的苦难比作“圣经中的大屠杀”。这个国家饱受曲折内战的侵蚀已逾半个世纪之久,而暴力的受害者多为平民。他们被路障后的士兵杀害,被武装敢死队劫持折磨,被地雷炸死,仅因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在错误的地点就被毒贩子射杀,因为一方或另一方认为他们支持敌对方就惨遭屠杀。去年秋天,人权监察站发布了一篇对哥伦比亚生活令人惊惧的评估,评估说道:“对国际人道主义法即战争法的践踏在哥伦比亚并非抽象概念,而是构成日常生活的严酷事实……有些情况下,武装士兵从一张张单子中仔细挑选他们的受害者。还有的时候,他们只是随手杀害附近的人以扩散恐惧。的确,哥伦比亚战争中最显著的特征就是这种实施暴行的强烈意愿。

加西亚·马尔克斯在一场名为大暴乱的流血冲突早期开始了他的作家生涯,那场暴力冲突开始于1948年4月9号,即平民主义政治家豪尔赫·爱丽舍·加坦在他位于波哥大特区的办公室前被刺杀那天。大暴乱大约持续到60年代末,其间,遇害者多为农民,数量有20万到30万人之多。这期间在农村地区建立起来的土生土长的苏维埃式布尔什维克政权发展成了FARC。另一个大型的游击队组织,the Ejército de Liberación Nacional,又称E.L.N在古巴政府的支持和切格瓦拉的激励下加入了这场斗争。到了80年代初,随着麦德林和卡利的贩毒集团的实力增强,武装部队同时与毒贩子和游击队作战,制造暴力的势力实在太多,导致受害者搞不清到底哪方势力才是暴君。在《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开头,马鲁哈·帕松在她坐着司机驾驶的雷诺汽车从单位返家的路上被武装暴徒劫持时,曾试图弄清绑匪身份:马鲁哈想要好好看一眼绑匪无奈光线太暗。她试着问了个问题:“你们是谁啊?”拿着双向无线电的男人低声答道:“我们是M19的人。”

这是个无稽的回答:M19,前游击队组织,现在已经是合法组织并且正在选区竞选席位。

“说真的,”马鲁哈说道,“你们到底是毒贩还是游击队?”

“游击队。”前面的人说道。

当然,他在撒谎。他是巴勃罗·埃斯科瓦尔的手下,而绑架马鲁哈是为了给政府施压促使其同贩毒集团头目达成协议并答应不把他们引渡至美国,因为他们在美国会面临比在本土更为严重的刑罚。

随着巴勃罗·埃斯科瓦尔被杀和20世纪90年代大贩毒集团的崩溃,毒贩和游击队活动之间的分野变得愈发模糊起来。贩毒生意现在被小型黑手党、武装势力和游击队本身瓜分一空。FARC是拉美最富的游击队,世界上大多数可卡因都是他们控制的地区生产的。据说FARC拥有约1万5千名武装士兵,而E.L.N只有5,000人左右。两个组织都向他们的战斗员支付工资,并依靠多种犯罪活动维持自身运转,包括向海洛因和可卡因生产商征税,绑架索要赎金和借保护钻井设备、管道线名义向北美、欧洲的石油公司勒索钱财。

因为哥伦比亚为美国购买者供应了80%可卡因和大部分海洛因,“贩毒游击队”成为影响美国毒品政策的一个重要因素。哥伦比亚军方声称其与游击队的作战需要支援,并且镇压游击队也会抑制毒品交易。此类支援在1996年和1997年曾一度暂停,因为当时的总统埃内斯托·桑佩尔7,遭到指控称其接受600万的贩毒赃款来资助其竞选活动。但是新任总统,安德烈斯·帕斯特拉纳8已于去年接任并设法说服美国他能办成前任办不到的事情。

帕斯特拉纳开始主动与游击队交涉并让给他们一大块军队不得进入的中立区。而他获得了一个很大的援助项目。去年秋天,美国国会拨出2亿8千9百万美元给哥伦比亚警方和军方,使得哥伦比亚成为继以色列和埃及之后的第三大军事援助接受国。

加西亚·马尔克斯常常称自己是“哥伦比亚最后的乐观主义者”,他已经密切参与到了和平会谈中。他把帕斯特拉纳介绍给自己的老朋友,能降低同游击队交涉难度的菲德尔·卡斯特罗,他还帮助华府同波哥大特区重建了友好关系。“我不会说是加布带来了这一切,”美国能源部长比尔·理查德森,今年夏天早些时候说道,“但他的确是催化剂。”加西亚·马尔克斯曾数次应克林顿政府邀请赴白宫,朋友们说他相信自己的到访不仅能达成在政府和游击队之间促成某种和谈协议的即时目标,还能最终帮助改善美国同古巴之间的关系。“美国需要古巴参与到哥伦比亚和平会谈中去,因为古巴政府能最好地与游击队取得联系。”他向我解释道,“而且古巴的位置非常完美,仅有两小时路程,因此帕斯特拉纳就能连夜赶去古巴开会再悄无声息地回来。而美国希望这一切发生。”然后他像往常一样,意味深长地微笑起来。

直到今年夏天早些时候,加西亚·马尔克斯都对帕斯特拉纳提上议程的和谈颇为乐观。但后来他就病了,然后七月的时候FARC从帕斯特拉纳让给他们的中立区发动了军事进攻。进攻包括对波哥大特区外围军事单位的突袭,和平谈判已经推迟,现在就显得愈发不可能了。几天后,帕斯特拉纳的国防部长宣布美国正训练和供应一支由哥伦比亚士兵组成的禁毒军队。然后他和武装力量领导人飞去华盛顿要求增加5亿美元的援助。国家药物政策控制办公室主管巴里·麦卡费雷声称哥伦比亚的可卡因产量在过去四年间已经翻了一番,而游击队应对此负责,并敦促国会拨出10亿美元给硬件设施和军事顾问。“这是紧急情况,”他说道,“外面已经有25,000人配备了机关枪、迫击炮、火箭和地雷了。”

由于帕斯特拉纳和前西班牙首相费利佩·苏亚雷斯,要顺道来见他,加西亚·马尔克斯不得不取消一次我们在波哥大的会面。游击队和政府之间的僵局使得局势很紧张,但马尔克斯他们正为组织一个国家区域理事会而奔走忙碌,想把它作为以后谈判的中立担保方。“我真的很想再同克林顿进行一次会面,然而在这种状况下是不可能的,”加西亚·马尔克斯说。但他没有说明这种状况指的是政局变化还是他自身的健康状况,亦或两者兼而有之。但实际上好像是华盛顿所表现出的好战立场让他最为烦恼。“科索沃事件之后,一切都变了,”他说,“世界局势已经彻底改变。在科索沃事件中,克林顿已经找到了他想留下的政治遗产——美利坚帝国模式。”

其他批评家们谈及克林顿政府的新政策时,联想到了越南的前车之鉴,他们警告当局在军事上干涉一个在地形和政治形势上都复杂的国家存在着风险。哥伦比亚有近440,000平方公里的地区人迹罕至。安第斯三大山脉纵横其中,广袤的森林和平原地带上没有修建一条道路。这个国家的某些地区仍然控制在残暴的武装势力手中,他们经常与军队串通做出严重侵犯人权的勾当。7月中旬,军方在美国卫星情报局的协助下利用一次空中伏击杀死了200名游击队员,而在此之前军队一直因无所作为臭名昭著。在同毒品游击队交战的过程中,已知的第一桩美军伤亡事件发生在7月23日,当天,一架美国侦察机在哥伦比亚南部一毒品主产地的山间坠毁,造成五名美国士兵和两名哥伦比亚空军军官死亡。

1993年,加西亚·马尔克斯写道,华盛顿的“毒品战争”仅仅是“进一步干涉拉丁美洲的一个工具,”他严厉批评美国决策者一点都不了解卡斯提尔语才发明了“毒品游击队”这个词。他说,他说,这使得美国得以“证明毒贩和游击队是同一个东西,然后他们就可以以打击贩毒和缉拿游击队的名义派兵力进驻哥伦比亚。”这不是当时哥伦比亚主流的看法,哥伦比亚一贯对外国佬的干涉又憎又惧。确实,美国在20世纪初的一次干预行动就造成了巴拿马地峡的损失,那时巴拿马还是哥伦比亚的一个省。而且距离美国入侵巴拿马并引渡其事实元首诺列加将军,也才过去了10年。加西亚·马尔克斯一惯反对将哥伦比亚国民——比如巴勃罗·埃斯科瓦尔——引渡到美国,他倡导与毒贩和游击队进行磋商,并认为这是可以结束,或者至少能减少哥伦比亚暴力事件唯一现实的途径。“没有人会想到,”在1990年的一篇文章中,他这样写道:“没有人会想到,我们伟大而不幸的哥伦比亚和毒贩及其幕后黑手之间有着怎样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个国家经历了几个世纪的农业封建主义,游击战争打了三十年还不曾了结,它历经数任政府,但每一任都没有代表人民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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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观点在拉丁美洲有相当重的分量。他德高望重,政府和革命分子都信任他。他参与调停萨尔瓦多和尼加拉瓜的内战,还常常协助让各种派系释放绑架的人质。“加布爱谋划,”他的朋友玛利亚·艾尔维亚·桑佩尔说,“也喜欢悄悄地做好事。他喜欢外交,而不是政治。他说自己是一个伟大的阴谋家。”但他也受到许多的批判说他过于享受自己的地位,追崇有当权者。一些朋友认同批判有一定道理,他们把他的敏感归因于卡斯特罗和克林顿的魅力和他由起点一路走来的艰辛历程。“记住,”一个波哥大女人告诉我,“加布来自于一个出产马匹的海滨小镇——一个落后的、没有名气的小镇,他本来很可能最终成为海滩上向游客兜售太阳镜的小伙子之一。”她说这话的时候神情凝重,我想她不是刻意自恃高人一等的,因为波哥大的人总是这样评价居住在加勒比海岸一带的人的,这是在显示他们的优越感。

加西亚·马尔克斯度过童年的地方不像环绕着波哥大的严寒高地,在历史和地形方面,都更像安的列斯群岛。几年前,他委托哥伦比亚建筑师罗赫略·撒摩在卡塔赫纳修建一座房子,卡塔赫纳是一个美丽的十六世纪风格海滨城市,四周仍然环绕着石头城墙。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房子被称作作者之家,由密集杂乱的几何形状或长方形的石头砌成,周围有高高的、涂成肉桂色的围墙。白天,一只啄食木瓜的鸟在笼子里唱歌,鸟笼挂在房前狭窄街道上的老式路灯上,晃来晃去。从早上7点到晚上7点,那只鸟都受到持枪警卫的警察保护。其中一个警察告诉我,他们站在那里是为了保护那只鸟不受可恶的乌鸦的侵害。他笃定地跟我说,如果鸟被单独放在花园里,那么笼子也保护不了它。

在一天最热的时候,警察们会躲到一座附近的建筑——圣克拉拉酒店的阴凉里,该酒店建于1617年,当时是用来当做女修道院的但现在变成了一个归法国索菲特连锁酒店管理的精品酒店。这个女修道院在加西亚·马尔克斯1994年发表的中篇小说《爱情和其他恶魔》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在书的前言里解释说,1994年当他还是卡塔赫纳的一名年轻记者时,他被要求报道修道院地下墓穴被挖空一事。“屋顶渐渐地倾塌,使美丽的礼拜堂罹于风雨,”他写道,“然而,三任主教、女修道院院长以及其他杰出人物仍然长眠于此。”在祭坛高处的壁龛上,工人们发现了一名年轻女孩的头骨,她的头发有70尺长,“像瀑布一样,而且是深深的古铜色”。建筑队的领班解释说对于一具已有二百年历史的骷髅这并不奇怪,但是加西亚·马尔克斯“不觉得这是寻常事,因为我小时候,祖母给我讲过关于一位12岁侯爵姑娘的传说,她的头发拖在身后像新娘服的拖尾一样长,她被狗咬了之后死于狂犬病,但由于她展现的许多奇迹,她在加勒比海岸一带的镇上颇受崇敬。那个墓穴可能是这位侯爵姑娘的,这个发现让我那天非常高兴。”

小说的故事背景是18世纪的卡塔赫纳,那时,这个城市是西班牙贩卖奴隶的中心之一,也是一个宗教法庭的总部,那个姑娘被无知的医生误诊为狂犬病,滥用了药物使她变成了半疯癫状态,后来被送到这个修道院驱邪。她的驱邪师非常博学,后来&#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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