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新媒体女性 原文地址：blogs.lse.ac.uk
编者按：在这本新书里，作者Leta Hong Fincher（洪理达）认为，围绕着中国一些年轻未婚的“剩女”话语，通过官媒的新闻报道和电视节目的传播，成功掩盖了这个国家一直存在的性别比例不平衡，同时鼓励受过良好教育的女人尽早结婚生孩子。本文作者沈洋认为，Fincher把尚未形成理论的一些议题，包括女人的财产权，LGBT群体的权利，以及家庭暴力，放在一起讨论，是值得赞赏的。这是一本能引发思考的书，但是里面的一些内容因为论据不足和来源不可靠而显得有些不可信。
Leta Hong Fincher在北京的清华大学攻读社会学博士学位之前，是名记者。本书是以她的博士研究项目 – 尚未被充分研究的“剩女”和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以及性别不平等之间的关联 – 为基础的。Fincher此前曾为纽约时报，CNN以及Ms杂志撰写过文章讨论类似的议题，而这些话题也由此得到了不少的关注。大量的采访引述和新鲜的媒体报道使得这本书可读性很高，有潜力吸引广大读者。
根据Fincher的说法，在中国，“剩女”一词被“广泛用来形容一位快三十岁或以上的单身都市职业女性”（引自书中第2页，下同）。在第一章里，Fincher检视了剩女这一话语是如何通过“官媒新闻报道，调查，专栏，漫画和电视节目”（第15页）而形成的，并指出了国家宣传“剩女”话语的两大原因：一是为了维护社会稳定。由于长期处于性别比例不平衡的状态，很多中国男人找不到老婆。在中国，小于20岁的男性的人数比同年龄女性女性多3200万。二是为了通过对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的逼婚，提高人口“素质”。这一观察的确十分深刻。国家暗地里帮助和推动传播侮辱性的“剩女”话语，而这一话语可以说对25岁以上的未婚女性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二章指出了中国女性是如何为了避免被“剩下”而经常“在婚姻里放弃了太多协商权”(第12页)，从而导致她们被“排除在可能是历史上最大的民用房地产财富积累之外”。第三章进一步指出许多父母“通过只买房给他们的儿子这一行为表现了对他们自己的女儿的歧视”，从而导致房地产市场的性别财富差距。
本书语言风格通俗易懂，普通读者也可以理解这个论题。同时，本书采取了一种包容性的方式，涵盖了一系列与女性的财产权相关的议题，包括第三章和第六章探讨的LGBT群体的利益，以及第五章探讨的家庭暴力和女性财产权缺失之间的关系。在中国，每当涉及性别不平等时，这些议题很少会被放到一起讨论，因此作者在这点所做到的成绩值得赞许。
然而，我发现在某些地方，文章所提供的论据不足以支撑其提出的论点。例如，读者们会看到这样一个案例：一名大学毕业的女性被访者称其放弃了工作只因为“她想让自己更容易嫁出去，不再吓跑可能的结婚对象”。文中直接引用了她的话：“我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找个好男人嫁了”（第39页）。作者分析这一案例时写道：“官媒关于‘剩女’的宣传使得一些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甚至在结婚之前就辞去了工作”（第39页）。除了对于这一案例是否具有普遍性抱有疑问，我觉得分析和引用之间并不具有逻辑关系，因为这名被访者并没有明确指出她受到了“剩女”话语的影响。
这种分析的不严谨在第三章也有所体现。作者指出被访者尚小姐（音译）结婚的原因是她觉得她变老了。而作者将尚小姐的焦虑和“‘剩女’的年龄门槛”（第107页）联系在了一起。再一次地，被访者并没有明确指出她的焦虑和官媒宣扬的“剩女”准入年龄有什么联系。通过将“剩女”话语当做解释的“万金油”来使用，可以说作者不仅夸大了“剩女”话语对女性的影响力，而且忽略了引起她们焦虑背后错综复杂的原因。我们很容易发现，未婚女性关于年龄渐长的焦虑在“剩女”话语出现前就已经存在，而且这种焦虑在其他并没有出现“剩女”话语的国家也存在。
作者引用了相当数量的网上资源来支撑她的论点，让文章看起来运用了各方各面的资源。但是，Fincher并没有点到这些资源或许不是完全可信的。在第二章，作者引用了2012零点指标的数据和凤凰网的报道，指出只有30%的女性在她们婚房的房产证上写了名字（第46页）。首先，对于这份报道的可信度，我持怀疑态度，因为它并没有说明一共有多少受访者，也没有说明是通过什么方法进行的调查。再者，十分遗憾的是，作者并没有提到这份报道显示的一个趋势，即房产证也写上女方名字的数量和2006年相比上涨了10.2%,这可以解释为女性财产权的上升。
虽然全篇引人深思的论点不断，我还是觉得文中有些发现在本质上是矛盾的。例如，在第三章里，Fincher讲述了生女儿的父母“通常拒绝给自己女儿买房提供帮助”（第78页）。作者认为这是因为父母觉得买房是男人的责任（第83页）。然而，作者又发现许多女性会贡献自己的全部积蓄去帮助她们的伴侣买房子，即使房产证上没有她们的名字。“女儿”们的行为和父母们关于买房是男人的责任的观念大相径庭。考虑到作者还提到的女儿对其父母的孝顺（第82页），我不得不好奇父母们是如何看待他们的女儿贡献了全部积蓄却没能拥有财产权？这一行为有没有引起任何代际冲突？遗憾的是，本书并没有提及这些问题。
最后，本书标题中“重新出现”一词，在这一情境下显得有些问题。正如在本书序言部分提到的，本书“认为有官方背景的媒体对‘剩女’的宣扬是后社会主义中国性别不平等重新出现的表现之一”（第3页）。这里“重新出现”暗示了性别平等曾经得以实现。我认为性别平等从未实现并且性别不平等在中国历史上一直存在（更多信息请阅读Hui-Chen Wang Liu, Elisabeth Croll，和Judith Stacey的相关书籍）。Fincher通过引述宋朝（公元960-1279年）时期女人“对财产有着持续和独立的控制和拥有权”来支撑“重新出现”这一观点。然后她把宋朝女人和当代中国女人进行比较，声称“中国女人的财产权在后社会主义的城市化进程中被逐步侵蚀了”（第131页）。她把当代中国女人和一千年前的女人对比的方法是有问题的。虽然作者引用了历史学家Kathryn Bernhardt的研究，但她似乎忽视了Bernhardt的结论：宋朝根本就没有“财产平分法”，而且也确实不可能有。相反，父系继承的原则倒是一直沿用，而女性只有在家里无子无兄弟的情况下享有继承权（第8页）。此外，由于在讨论财产权时几乎没有考虑过相对应时期的社会经济情境，第四章的讨论显得过于简化。
中国媒体和公众目前的主导话语聚焦于女性如何谋划着分文不出或者只出很少的钱就能在房产证上写上自己名字。本书致力于通过讨论女性是如何被迫在房地产市场处于弱势来逆转上述话语。通过使“剩女”话语和房地产市场相互关联，作者想要提出一个新方法来论证在当代中国女性是如何处于弱势的。遗憾的是，由于过于简单化的讨论方式，不太站得住脚的论据，以及没有充分论证支撑的论点，本书的目的并没有实现。
总之，本书似乎颇具争议。即便如此，由于新颖的题材，作者吸引眼球的论点，和作者已有的名气，无论本书的观点有多片面，它仍有可能成为畅销书。还是得说，作者将很少讨论的一些议题，包括女性的财产权，LGBT群体的权利，和家庭暴力，放到一起研究这一点是很值得认可的。
作者简介
沈洋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性别研究院的博士生。她目前的研究对象主要为上海餐饮业的农民工。她的研究方向包括性别与劳动，移民研究，当代中国研究，和定性研究方法。
沈洋本科就读于复旦大学历史系，并于上海交通大学获得了高等教育学硕士学位。她曾在联合国妇女署实习，现为杂志China Outlook的供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