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政治正确一下，十字军东征是有世俗动机的，是存在大量错误跟过失的，是杀过人的，是不止有骑士传说的，更别说所谓其实传说也就那样了，是有劫掠屠城的，虽然屠城什么的是当时的战争习惯，人数也有夸张，不过干了就是干了，不是啥好事，没什么可说的。
提十字军东征就必须提中世纪。我们来看看中世纪除了科技，文艺乏善可陈外，意味着什么。
国内教科书必提的李约瑟，他其实问错了方向。应该问的不是中国为什么变得那么渣，因为印度，巴比伦，玛雅，埃及都这么渣，相较而言，中国比起来并不算太差，唯一的真问题是西欧文明为什么那么牛逼。西欧是人类文明的变异，起源于日耳曼入侵与基督教化。广为人知的希腊 – 罗马文明最后拜占庭化了，中世纪早期，西欧在技术层面上极度落后，贵族着兽皮不在少数。
后来阿拉伯人输入的医疗技术，数学等等。西欧学者旅行到西班牙托莱多，西西里的巴勒莫，还有拜占庭的君士坦丁堡，将知识带回西方。这些知识有阿拉伯文明的精华，也有希腊 – 罗马文明的遗产。譬如亚里士多德就是从阿拉伯人那里搬回来的，阿奎那直接受其影响。正是十字军东征将这些文明成果带回了西欧。
然而，西欧有自己独特的，其他文明吸收不了的东西，比如极其丰富的政体，世俗与教权的分割还有最重要的封建自由。有人认为其封建制度造成了连绵不断的战争，但是他们没意识到，与此同时，正是封建制度造就了西欧中世纪无比丰富的多样性，并维持了一个基本的秩序。
换句话说，其他任何文明，权力如果如此分散，社会早就陷入无秩序的征服了。但是西欧在数百年间维持了这种基本有序的无政府——帝国体系，封建体系，教会体系犬牙交错却维持了基本的秩序。而其他文明则没有这么幸运，希腊坚持了很短的时间就陷入了雅典与斯巴达的毁灭性内战；远东在昙花一现的春秋之后就进入了战国时代，印度一直处于失序状态；波斯也陷入了这样的混乱布朗运动。十字军东征起于穆斯林压力，维持了基督教世界的想象，并在客观上强化了王权，也确定了西欧教权与世俗权力的分割。
西欧大部分地区没有现实而短期的威胁，而远方的威胁却成为了永恒的达摩克里斯。东方专制帝国起起落落，易北河以东也常有蛮族活动，南面穆斯林实力愈发膨胀。西欧的幸运在于拜占庭占据了地中海，使得西欧时时有压力，压力却不会大到需要形成一个大一统帝国，并从旧的地中海体系中独立出来，区别于拜占庭隔绝发展。黑暗时代也就是这么来的，北方与繁华的地中海失去了联系，刚开始的日子很难熬。后人往往会感慨于前人的幸运，如果拜占庭保持强大，诸如贝利撒留这样的将领一直活跃在到 1200 年，那就不只是东哥特王国覆灭这么简单了。东罗马可是个每日不忘回复罗马的存在。如果持续强大，灭掉神圣罗马帝国，或者阿拉伯人攻陷君士坦丁堡，消灭贵族。那西欧就没了，后来的历史也没了。
地中海强国挡住了东方专制帝国，基督教世界的想象维持了秩序，封建制度产生的国家保证了丰富的政体。西欧就这样在幸运与艰难中度过了襁褓时期，13 世纪逐渐上道，十字军东征吸引了大批农奴参军，获得自由的同时，幸存者带着战利品回到西欧。与褪除宗教影响的骑士，修士们共同壮大了市民阶层。而市民阶层意味着什么不再赘述。
撑过了 14 世纪的黑死病，孤悬海外的不列颠及时提供了新鲜的文明养料，拜占庭适时的衰落，被突厥灭亡。此时西方已经能够抵抗入侵者，再后来基本就无敌了。曾经在某个答案的评论里说过，东方国家引以为豪的那些先进玩意儿，比如中央集权，理性化行政与文官制度是很容易学的，然而西欧的权利（非权力），独立于世俗政权的法庭，分权是其他地方学不来的。西欧这种国家，你可以他国家行政不够理性化，不够集中。搞不了大规模国家建设这种看上去很牛逼的东西，但是人家一旦学会了你这些东西，市民社会与阶级法权能够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我曾经在某个答案的评论中说过，等到欧陆诸国逐渐成为绝对主义君主国，奥斯曼土耳其就打不过了，等到不列颠的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成熟了，绝对主义君主国就打不过了；等到北美十三州成为了合众国，就是现在这样。
东方专制国家的机会在于发展早期，能够欺负西方式社会，这也是为什么古代往往发展程度高的国家，都是东方式的，能在早期生存竞争中占优。过了早期阶段就迅速衰落，完全干不过蛮族，西欧与犬戎的战争，拜占庭与蛮族的战争，太相似了。公民兵（部落兵）- 征兵 – 募兵 – 雇佣军这种模式，从 1 到 2 以及 3 的早期，比较强大，因为军队职业化。然后就战斗力低下，最终沦落到依靠蛮族雇佣兵，同时被自己内部的敌人消灭。而从公民兵到职业军队的过程中，必然伴随着民间活力的下降与社会武力潜能的丧失。这种情况一直到文艺复兴之后，总体战兴起，职业军队重新占据优势。西欧比公民兵还要「原始」，是贵族兵，类似于满洲八旗，贵族 – 军人的模式。这种军队你能欺负他人数少，难以指挥。但是这种社会如果真的学会了总动员，你就打不过了。西欧早期穷困潦倒，只能支撑这种军制，而贵族兵恰好与共和主义密不可分。如公民 – 军人 – 贵族这种概念，在东方，这些概念甚至无法想象。中国有句俗语「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比较下比较有中世纪遗风的美国，整个社会从上到下都把军人当做英雄。我们华人教会在老兵纪念日，要很郑重地为这个国家的英雄祈祷。
这样的中世纪产生了契约式的加封，这种加封不同于东方，重视契约，贵族要忠于他的领主，至于领主的领主，与他无关，这使得贵族阶层内部是一种网状的关系而非层级关系。同时神学高于王权，「民众可以承认一个国王，也可以废黜一个国王。」这正是基督教确立地位所达到的成就，基督是第一的，教宗、教会、国王、贵族以及一切有财产和学识的人都不可以高于它，否则就有理由被推翻，而不是现代人所理解的那样是人文主义兴起的结果。最重要的是村社民主，它意味着一个共同的自治体，在雅典，无论是德拉古还是梭伦还是庇西特拉图，都可以对土地交易、地租等规则肆意「改革」。这种权力在中世纪，无论是村社中被选举的首领还是不经选举的领主都无法轻易得到。
这一切意味着自由，商人不再需要去依附某个强大的政府，他们不再需要特定地从黑海搬运粮食到雅典，或是从大马士革搬运手工品到意大利，法兰克的农奴可以耕作数倍于希洛人的土地，靠的是农牧混作的方式，8 世纪开始，人口就超过了罗马帝国时期的峰值并不断增长，11 世纪的领主制欧洲无需从非洲、小亚细亚、叙利亚征粮，却养活了比罗马帝国多得多的人口。 无论是向往的还是唾弃的。重要的是它正是自发的法，是免于外来权力干预的产物，其结果是繁荣。经济学家花了很多年才接受这种制度是高效率的。它并不是从刻在柱子上的律令，古老的箴言推导的，而是在演化中生存下来的——无论是杀人偿命还是私有财产不可侵犯。共同体自治的中古欧洲，秩序主要就围绕着共同体成立和演变。无论是内部秩序的不仁——譬如没有任何原则使村民会议不可以决议驱逐一户人又如被说臭了的猎巫，还是外部施加的暴政，破坏力都有限，这也就使得这种演变的结果趋向于由是否导向自由繁荣来选择。它也最终构成了我们的强调有限权力，由竞争和抗衡形成的审慎的现代制度。
至于十字军，它适时产生，杜绝了东方专制帝国的浸染（拜占庭毁于此），抵制了穆斯林，兴于宗教却并无想象的宗教贡献，反而促进了市民阶层与世俗的崛起。保证了王权与教权的制衡。并适时衰亡，无论是批判反思，或者是浪漫传说。都与十字军本身无关。我们仍然没有走出预定的时代与命运，所谓留待后人评说，也大抵如此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