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伟棠 香港作家、诗人。
终于看了贾樟柯导演的新片《天注定》，看到姜武救下的那匹被鞭打的马，突然明白为什么前年贾樟柯向我要一篇写贝拉·塔尔《都灵之马》的影评看，原来他和贝拉·塔尔想到一块去了。1889年1月3日，尼采途经都灵市中心的阿尔伯托广场时，看见一个老马夫在鞭打疲惫的马，尼采突然失控上前抱着马脖子痛哭……这就是哲学史上著名的“都灵之马”事件。
我那篇文章叫做《尼采的最后一个寓言》，里面有这么一句：“现实可能是：世俗与伟大的悲剧同在，并且互相验证其绝望。”如今看来，这句话同样适用于《天注定》，姜武饰演的乡间维权者大海与夜奔的林冲同在，赵涛饰演的抗暴民女小玉与起解苏三同在，李梦饰演的东莞小姐与雨中的菩萨同在……当然，受难的马也与反抗的虎同在，驯养的灵蛇也与逃逸的蛇同在，被割喉的鸭子也与囚笼里的牛同在，被放回河流的金鱼与在“金鱼缸”里任人挑选的小姐同在—所有的Animal都同时有着生灵与“牲口”的双重性。
大海的绝望证明林冲的不可能，李梦的绝望证明菩萨的不可能。最后他们的“传奇”本身也在微博上被隐藏在俗气ID背后的人以一句TMD轻易打发，就像悲剧在舞台上被麻木的看客围观。
贾樟柯的绝望在于，这是一个无侠的时代，他却想拍一部武侠片。
天下无侠，冤屈的人多了，最冤的才被逼成了侠。而且这侠从一开始就是侠之小者：匹夫之怒，血溅五步而已—姜武认为自己替天行道，杀光了侵吞村产的人，但是影片结尾，煤矿依然运作，董事长变成了被杀的资本家的老婆。王宝强更谈不上侠，他满足的是自己不甘心终老山村的心，开枪杀人对他来说如吸毒一样是必要的恶。赵涛的反抗既是对那一刻的身陷绝境的反抗，也是对自己暧昧不清的青春的反抗。东莞小哥罗蓝山一刹那想行侠，“傲然携妓出风尘”，不消一句话就被扑灭，他谁也解决不了，只能解决自身。
加缪说：“自杀是唯一的哲学问题。”但罗蓝山的自杀不是，他的自杀与诸多富士康工人的自杀一样是社会学问题—他们的自杀实际上是他杀。一个丛林社会的合理化模式，合理地、有条不紊地绞杀着那里的青春。可惜贾樟柯在这一段失去了重心，他既想讲述一个《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又想对一个地区的产业结构进行戈达尔式剖析，结果限于篇幅而蜻蜓点水的两者互相抵消。
四个无以为侠的人，共同的，是他们都被逼到绝路，孤立无援，他们失群同时也失去了在中国社会需要的一个“身份”，这一点倒是最接近古代的侠。我最欣赏的其中一部“武侠片”是山本萨夫的《忍者》，忍者本来不是侠，他们是被权势操弄的工具，但当忍者石川五右卫门觉悟到这一点，放弃忍者的工具性身份，就被迫变成了悲剧的侠——忍耐或者死去的问题，在那部传统电影里冷酷地直呈了。
忍耐或者死去，在《天注定》里或者在激烈的社会现实里，越来越不成为一个问题，因为对于底层来说，时刻都面临这种需要抉择的临界点：因为“判罪”的不公平，“罪”已经失去意义，所以“犯罪”越来越变得毫不犹豫。当你是一个面临殴打和羞辱的小贩，而且知道那殴辱你的城管不会有罪，你则无论如何都有罪，“罪”对人的规训制约力就失效了。侠的又一基本意义在此浮现：以武犯禁，如果“禁”已经失去在人民心中的合法性，则最小规模的行侠都会被理解为仗义之举。
无须生死关头，当一个人的存在被彻底羞辱（被人民币摔打数十下的人毕竟不是被鞭子抽打一辈子的马），即使是一个桑拿的前台小姐也会在瞬间变成胡金铨的侠女—这是贾樟柯的慕侠精神。虽然这依旧是一个无侠时代，围观的顺民也不会都变成林冲，贾樟柯的电影直面这种绝望，不意淫大侠救世也不借魔幻抽离现实，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一个导演真正的侠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