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见张艺谋之前，我的脑海里还回旋着小学时看《红高粱》的情景，记忆偶尔还会串行，以为嘶吼着“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的不是姜文，而是张艺谋。待一个穿黑衣的人进来，坐定，冲我笑，我才意识到，张艺谋已是一位64岁的老人。
他的脸的确很像兵马俑，一张非常中国的脸，没有第二个人的面部有他那种刀砍斧凿的质感。他不动时如同一尊远古雕像，咧开嘴巴笑起来，又变回了憨厚的西北汉子。这种双重印象，让我想起黑泽明的《影子武士》，武田信玄沉默如山，不怒自威，他的替身却是藏不住的扭捏与胆怯。这两者，浑然统一在张艺谋身上，如同众多历史人物具有的双重性格。我问哪个才是他的本来样子，他沉默一阵子说：“人一生中，只有几百个，甚至几十个人真正了解自己，其他的多是误解，以讹传讹。”他常说的两个词是“不解释”、“算了”。
我一直认为，凭着这样的性格和面容，张艺谋本可成为最好的男演员，中国的高仓健，然而命运给了他另外的选择，一条更危险、更有权力、挂满桂冠也遍地荆棘的导演路。
《归来》释放的信号
5月16日，张艺谋脱离张伟平后的首部影片《归来》将全国公映。《归来》脱胎于严歌苓的《陆犯焉识》，一部出色的“文革”小说。但张艺谋只截取了小说的最后部分，让故事从“文革”中的陆焉识逃回家看妻子开始，然后主要讲述“文革”后，陆焉识和妻子冯婉喻的“精神疗伤”。
陆焉识是上海大户人家的少爷，回国后成了教授，上世纪五十年代被打成反革命，“文革”时被判处无期徒刑，终被平反。所以这是一部纯正的知识分子电影。当逃出农场的陆焉识进入镜头，形象和表演方式的反差，我一下没认出是陈道明。他表演中的霸气和夸张完全消失，变得含蓄隐忍，身上的书卷气也契合大学教授的身份。影片中打动人之处，也多发生在陈道明的表演情节中。
张艺谋说，陈道明很努力，很多场景他会提供三四种表演方式，而张艺谋剪取最不演的那一条，那最符合知识分子的身份，也融于影片的风格。陈道明的改变，背后是张艺谋的改变。
讲述“文革”的电影并不好拍。《活着》有大段情节正面讲述“文革”，让葛优成为戛纳影帝，也给张艺谋带来了遭禁的厄运；田壮壮的“文革”电影《蓝风筝》遭禁，本人更被“禁赛”多年；陈凯歌的《霸王别姬》也命运多舛。不可否认，这几部直面“文革”的电影，成为中国艺术电影的高峰，也成为知识分子心目中的史诗。张艺谋新片仍然对准“文革”这一敏感区，既显示了某种选择，也释放了一种信号。
但张艺谋从来不是跟体制死磕的人，他接受了之前的教训，《归来》虽然从“文革”讲起，但并不直接表现，而是瞄准了“后文革时代”，讲述“文革”后疗伤的过程，讲述“文革”带来的次生灾害，解释更深层次的痛苦。你可以当成家庭伦理片来看，这是它催泪的地方，也可以作为“文革”电影来解析。张艺谋对记者说，《归来》和上述几部“文革”电影不是并列，而是前后继承的关系。“文革”如二战一样，在几十年、一百年之后，也仍然值得文学家和导演深度挖掘，反复吟唱。
不得不承认，无论从应对审查还是艺术表现，《归来》的角度选取都令人叫绝，显示了张艺谋的精明，以及对尺度拿捏的精准。离开了张伟平，不再有商业票房压力。对商业电影的厌倦，再加上作家的辅助，张艺谋开始向艺术电影回归，并向他的老朋友们（后来成为老对手）——知识分子靠拢。
与知识分子的恩怨情仇
几年前，《三枪拍案惊奇》放映前后，张艺谋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说过一句话：“想让知识分子笑，很难。”一句话道出张艺谋对知识分子的五味杂陈。
在闹僵之前，张艺谋和知识分子其实有过长时间的亲密关系。张艺谋早期的电影，往往有出色的小说作为母体。那时候张艺谋和莫言一块种高粱，和余华、刘恒一起改剧本，他对文学和作家甚至尊敬到了虔诚。1987年《红高粱》放映后，体制内老干部大怒，认为张艺谋靠宣扬愚昧落后、展示民族丑陋一面讨好外国观众，群起批判《红高粱》是“诋毁祖国，诋毁社会主义”的“大毒草”。但这部电影得到百姓的喜欢，思想新锐的知识分子更从中解读出了时代气息，对电影给予了热情的支持。
《活着》的遭禁，让知识分子对张艺谋的支持和同情达到顶峰，但张艺谋本人的感受要苦涩得多，他更在乎的是电影能不能被国内的观众看到。知识分子的批评声音从《一个都不能少》开始。1999年，《一个都不能少》参赛戛纳电影节，电影节主席雅各布公开表示不喜欢，认为是在替政治做宣传。张艺谋发表《给雅各布的一封信》，不接受西方对影片的政治化解读，宣布退出戛纳电影节。这种向西方说不的姿态，激怒了国内知识分子，一封信成了决裂的开始。
决裂的标志是《英雄》，票房取得空前成功，但影片体现出来的价值观令知识分子愤怒。著名学者崔卫平认为影片“以法西斯美学为极权者找合法性”。张艺谋没有辩解，但迹象显示他深感委屈。采访时他对我说，知识分子对自己的批评有些过度政治化，因为他拍《英雄》时根本没想那么多，而且当时他想拍另一个结尾，即秦王陈道明欺骗了刺客李连杰，只不过念头闪了一下没有去拍，如果采用这个结尾，结果就会完全颠覆。
此后《十面埋伏》《满城尽带黄金甲》《三枪拍案惊奇》，甚至北京奥运会开幕式，让张艺谋戴上了“红卫兵情结”“装修大师”等头衔，他成了知识分子的公敌。最激烈的批判来自2004年，北京《艺术评论》组织“张艺谋和中国电影艺术研讨会”，批评张艺谋“追逐名利、失去灵魂”“崇洋媚外、讨好西方观众”“有文化恋尸癖”，等等。
知识分子的天然使命是社会批判，而作为中国导演来说，批判意味着各种各样的死法。深知这一点的张艺谋，寻找适合生存的空间，赢得了市场、票房，但失去了知识分子的心。这也成为张艺谋心中的隐痛。他说知识分子的批评有道理，但又抱怨他们过度政治解读。
从这一点，张艺谋“归来”的意义，既是离开商业挟持后向艺术电影的回归，也许更是张艺谋向知识分子的回归。但只有等到《归来》上映，我们才会知道，知识分子会不会重新接纳他，欢迎他的“归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