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少有人相信一段90分钟的演讲竟然在YouTube网站上迅速蹿红，这段名为《糖：苦涩的真相》的视频来自小儿内分泌科医师罗伯特·勒斯蒂格，他对食品进行了痛斥。他是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奥舍整合医学中心一间无窗教室里发表这番演讲的。虽然内容枯燥乏味，却很有感染力，将不可忽视的国内健康危机、阴谋理论的恐惧和单调的幻灯片集于一体。讲到一半时他放眼整个大厅，想了解观众对演讲的认可程度。“你们是否茅塞顿开？”
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进修生们喃喃地说“是”——至少大多数人如此。勒斯蒂格找到了一种赢得人们认可的方法，同时也激怒了大家。出于对当众表演的热爱和对赞许的需要，在麻省理工学院攻读本科的三年时间里，他一共参与了12部音乐剧的表演。而他演得最棒的角色，莫过于在就人们为何发胖和如何对此采取行动的公共卫生辩论中，发出最大、最叛逆的声音。
从出镜主持节制饮食节目的角度上讲，勒斯蒂格不算是上佳人选。他55岁，脸上胖胖的，即使穿西装打领带看起来还是衣冠不整。人们对他又爱又恨，尤其当他在《自然》杂志上提出要像管理酒精那样管理糖、人们应凭证购买苏打水之后。近三百万人观看了《糖：苦涩的真相》。演员亚历克·鲍德温按照勒斯蒂格的规定，放弃有毒食品，公开减去30磅，甚至不吃盘子里母亲所谓的“爱派”甜食。不过，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著名内分泌学家将勒斯蒂格称为“白痴”。
公众对勒斯蒂格的新书《肥胖没戏！》的看法很可能同样大相径庭。此书复述和拓展了糖之战的主要论点：我们的身体是否对所有卡路里一视同仁。保守派说“是的”：一卡路里就是一卡路里，不论是牛排或是苏打水，都没所谓，只要吃 的热量大于消耗的热量，你就会长胖。勒斯蒂格则认为不同体质对卡路里的反应有所不同。具体来说，他认为糖分产生的卡路里改变我们的生物化学状况，让我们又饿又懒，脂肪和蛋白质则没有这种作用。因此他说，西方饮食中的糖无处不在，它正在使美国人生病、肥胖、破产。
但是勒斯蒂格并不反复解释自己的理论，也不重申提高公众健康意识。“教育不起作用，标签行不通，它们都不可行，”他用惯用的强调口吻对我说，“对于任何致人上瘾的物质而言，教育都没用。”据勒斯蒂格所说，美国的肥胖问题不能靠像清教徒那样过日子、通过逐渐减少食物的热量来解决，我们要接受这一事实。要搞定美国的肥胖问题，需要对销 售进行监管，并减少食物含糖量。
在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勒斯蒂格的青少年与儿童体重评估健康室（隔壁是勒斯蒂格的内分泌科门诊）待上一个上午，你会感觉自己如同西西弗斯一般，试图通过每次帮助一名患者来解决美国的肥胖问题，最终却总是无功而返。检查室里挤满了胖墩墩的孩子，肚子饿了就再次填满。勒斯蒂格的办公室位于尼奥夫儿童医院街对面二楼的僻静角落，与两名医生、两名护士、一名营养师和一名社工共用，电脑看起来像是1997年的古董。
“这孩子毁了——不折不扣的灾难，”十月的一天，他一边大声读着老式显示屏上的旧文件档案，一边喃喃自语道，“不吃早餐，吃两顿午餐、两顿晚餐，半夜才吃。”
他转过头问我，“你不介意我说脏话吧？”
我耸耸肩。他骂了一句：“一塌糊涂。”
勒斯蒂格在检查室遇到一个14岁超重男孩，穿着橙黑相间的衣服——当时正值万圣节，旧金山巨人队刚刚赢得世界联赛——脖子上有黑色的一圈，是胰岛素抗性（注：指脂肪细胞、肌肉细胞和肝细胞对正常浓度的胰岛素产生反应不足的現象）的信号。勒斯蒂格与男孩举手击掌，放下装着听诊器和处方陈旧的皮药箱，问后者吃了什么。男孩非常清楚怎么回答：没吃零食，没吃快餐，没喝苏打水，晚饭后没吃东西。“那就好，”勒斯蒂格面无表情地说。患者自我报告的饮食情况很不可靠。“你想知道自己长胖的原因吗？”
孩子没有动。
“让我告诉你怎么回事。你不是吃货，不是懒猫。但是，如果你吃大量碳水化合物或者喝那些含糖饮料，糖分会使你的 胰岛素骤升。你脖子上有一圈黑黑的，对吧？这表明你身体长期胰岛素偏高，那不好，胰岛素会偷走你血液中的能量，将它变为脂肪。比方说你吃进1000卡路里，胰岛素拿走500，将它们存储在你的脂肪组织中。猜猜怎么着？你仍然觉得饥饿难耐，四肢乏力。”
第二名患者的情况显得比较乐观。勒斯蒂格上次见到这个男孩时，他身体不错，体重在下降。但那是九个月前的事了，从那之后，那孩子四次没来复诊，增重33磅。
“你之前做得很棒，也保持得挺稳定，发生了什么事？”孩子走进房间时，勒斯蒂格说。
那孩子摇着头。
“你有没有去快餐店吃饭？”
“没有。”
“有没有喝含糖饮料？”
“没有。”
“有没有喝果汁饮料？”
男孩的父亲身材修长，突然插话进来：“这些事情确实都没做过。他大多数时间都跟朋友在一起”——不在父母身边，“我们生活很不规律。”
上午就这样过去了：每30分钟进来一个胖孩子，大多弯腰驼背，腼腆自卑，体重把他们的自尊压垮了。勒斯蒂格精神抖擞地走进每间检查室，不停地解释胰岛素的作用原理。然而，这是一场无止境的艰难之战。他要让每个家庭了解糖分、代谢和体重增加之间的关系，还有成千上万的家庭需要帮助。那天上午，勒斯蒂格最后看的病人是一个13岁的女孩。他跟她击掌打过招呼后，放下皮药箱。
“你吃早餐么？”勒斯蒂格问。
“不吃。”
“吃午餐么？”
“不吃。”
“你的成绩怎么样？”
“A和B。”
“想都得A？那就吃早餐。”
“我没时间吃早餐，”女孩说。
“她宁愿化妆也不吃早餐，”女孩的母亲插话道。
“你想了解一些知识么？”勒斯蒂格说，尽力掩饰他的无奈与沮丧。“没有人有时间吃早餐，我也没有时间吃早餐。早睡十分钟，早起十分钟。许多不吃早餐的小孩在半夜吃东西，那是他们的灾难，最容易变成胖子的就是他们。不仅要吃早餐，还要带上午餐。”
勒斯蒂格看完了所有预约病人，拍着女孩的背说：“吃早餐，得全A。”
走出大厅时，他说：“如果我们一直把肥胖视为一种个人责任，就无法找到解决之道。”
勒斯蒂格因此打算去学法律。
在许多方面，勒斯蒂格似乎更适合在法庭上滔滔不绝，而不是在实验室里一丝不苟，他的演讲和书籍更加印证了这一事实。（正如他在《肥胖没戏！》中写道的，与肥胖有关的“疾病蚕食我们的医疗保健金的速度太快，我们都来不及印钞票支付了”。）他对这个主题所做的原始研究不多，而这些研究让他在内分泌科的同事们快要疯掉了。按照某个人的说法，他那些不拘小节的错误让专家们恨不得“自戳双眼”。勒斯蒂格最突出的作用是提出一种想法、传播一种理念，在《60分钟》节目中担任主讲嘉宾。当我问他是否还在参演音乐剧时，他说：“现在我演讲。”
本学年勒斯蒂格在加州大学医学院旧金山分校参加半脱产学 习，同时又就读于哈斯汀法学院。在就读哈斯汀法学院之前，他见了14名律师，后者全都一致认为，依据案例法，可以要求司法机关修改公共卫生政策，以节制糖的消费。“此前，所有健康危害都被归类为个人琐事，现在它将被公诸于众，成为公共健康问题，”勒斯蒂格在《肥胖没戏！》中写到，“如果我们的早餐谷物食品被一些不法食品公司掺进海洛因，那会怎样？”如果人们上瘾了，这会是谁的错？“难道政府没有保护我们的的职责么？”
2012年秋，我和勒斯蒂格一起参加了在哈斯汀法学院开设的公共卫生讲座，那时，他刚刚收到《肥胖没戏！》的第一本样书。勒斯蒂格的装束还像一位医生，上身穿短外套，下身是宽松长裤。他一边吃着乔氏超市卖的卷饼当作午餐，一边翻阅自己的作品。那是一本硬皮精装书，封底印着好莱坞影视红星亚历克·鲍德温的宣传头像。他的大部分法学院弟子都穿着及膝高筒靴，配着卷边牛仔裤，又是戴手镯又是 戴耳环。少数人吸着纳特其混合果汁，这位老师则喝着16盎司的中杯可乐。当天的议题是强制免疫。在其他法学院学生援引那本指定读物时，勒斯蒂格却在自说自话，口气无比权威，好像他认为自己绝不仅仅是公共卫生史的旁观者。“公共卫生信息何时会变为公共卫生干预措施？”他郑重其事地问。“随时在变。我已经目睹了烟草的这种变化：科学家成为烟草的宣传者，虽然他们本意并非如此。”
勒斯蒂格在纽约人口最多的布鲁克林区长大。他喜欢纽约市的史岱文森高中和麻省理工学院，确切地说是欣赏两所高校中超凡脱俗的聪明学生，还有音乐剧演出，但他厌恶威尔康奈尔医学院。“那是我人生中最惨无人道的经历，”他告诉我说，“无论来自哪里，所有人的思维、行为和学习都必须整齐划一，目的是复制100个理想的医学院学生。”这一点让勒斯蒂格深恶痛绝，他喜欢与众不同。
1995年，勒斯蒂格在田纳西州孟菲斯市圣裘德儿童研究医院做了一名儿科医生，主攻内分泌学方向，诊治了许多脑肿瘤患儿。他注意到，在接受神经外科手术切除肿瘤后，患病的孩子会表现出下丘脑性肥胖症状。由于下丘脑受损，这些孩子的身体开始分泌过多的胰岛素，因此变得昏昏欲睡，身材肥胖。针对这种病症，勒斯蒂格开出的药方是奥曲肽，一种胰岛素分泌抑制剂。就这样，服药的孩子既没有咨询是否需要改变行为，也没有努力矫正任何做法，食量却越来越少，运动量越来越大，体重也下降得越来越多。勒斯蒂格回忆，一些父母开始兴奋地给他打电话，说“我原先那个孩子又回来了！”1998年公布的一项后续研究结果显示，用同样的方式抑制胰岛素分泌会导致肥胖的成人病患体重减轻20%。勒斯蒂格的结论是，肥胖症的病因必定是荷尔蒙问题，并非行为问题。换句话说，肥胖症患者之所以过量摄入食物，增加了体重，是因为人体内的化学元素失衡使他们比正常时更饥饿、更慵懒。是这些荷尔蒙失衡使人的行为改变，并非行为变化引起荷尔蒙失衡。所以，如果想解决行为问题，就必须恢复人体的生物化学平衡。
但仅凭一位儿科内分泌学家无法改善众多国民的生物化学失衡问题。即使这位专家擅于造势也于事无补。美国市面出售的75%食品都添加了糖分。勒斯蒂格说，90%的食品都出自十大企业巨头。美国人通常认为，联邦政府的立法机构毫无用处。拜一些有钱有势的特殊利益团体所赐，立法机构已经因为一项资助玉米、水稻和小麦种植的农场法案而陷入瘫痪。2012年11月，美国加州里士满市取消了一项含糖饮料税。费城和其他大都市纷纷暗示，可能也会采取类似行动。前纽约市市长迈克尔·布隆伯格相信，市卫生部门会执行他那项禁售大容量含糖饮料的命令，可这项受到政策专家赞许的禁令却成为众矢之的。喜剧明星史蒂夫·马丁在Twitter上发帖嘲讽道：“喝过32盎司苏打水后，现在就可以去吸海洛因了。”这种讽刺中蕴含着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对大容量含糖饮料的担忧当真超出个人范畴了吗？
勒斯蒂格相信情况正是如此：“如果我们还站在个人责任的角度看问题，到2024年，美国的医疗补助计划就会土崩瓦解。”所以，他正在寻找方法，推动公众舆论。有一次授课课间休息时，勒斯蒂格坐在哈斯汀法学院图书馆的座椅上说：“我希望了解压力点在哪里。我会寻找改变社会风气的法律先例。肺结核、艾滋病、未成年人怀孕——所有这些起初在大家看来都是某个社会成员的堕落行为。待到很多人卷入其中时，它们就成为关乎公共卫生的大事。”
过去六个月，勒斯蒂格一直在与旧金山市检察官办公室合作，考虑是否针对可能存在的各种食品标签使用不当问题采取法律手段，以产品警示不足为由提出起诉。勒斯蒂格满怀期望地设想，有关食品糖分的政策和诉讼未来能够遵循烟草的发展路径，获得美国政府监管。烟草监管之路历经多年，也曾遭遇惨败。最初，律师界设法代表某些患病的客户追究产品的责任，但此路不通（仅吸烟一项很难与癌症联系在一起）。然后，他们尝试以产品警示缺陷为依据发起诉讼，也没能奏效。烟草生产商辩称，吸烟者点烟后即被理解为在承担产品责任。最终美国州政府证明，烟草厂商制造了巨大的公共卫生成本，法律诉讼终于显示了威力。
针对食品巨头的诉讼在很大程度上已陷于失败阶段，2009年，加利福尼亚州联邦法庭撤销了一桩指控百事可乐虚假广告宣传的案件，诉讼书中认为，该公司出售的脆脆船长脆浆果不含真正的水果。（法官裁定认为，只有白痴才会认为麦片粥“含有一种不存在的水果”。）
不过，最近律师们（包括唐·巴雷特和其他人，他们曾与R.J.雷诺兹公司达成金额巨大的和解协议，并在第三轮烟草诉讼中完胜菲利普·莫里斯公司）正在采取完全不同的战术。他们没有就大生产商致人患病，或大肆宣传垃圾食品是健康的等行为提起诉讼。他们揭发制造商没有遵照规定进行生产。
2012年5月，一件诉讼案在加利福尼亚立案，几个月后修正成为集体诉讼案。这起诉讼控告乔巴尼酸奶公司在标签上使用“脱水甘蔗汁”一词，无视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以下简称FDA）禁止使用这个词的警告。“脱水甘蔗汁”只是糖，不是水果汁。“这样做起来，整件事就轻松多了，法律站在我们这边，”巴雷特说，“我们没有必要去展示因果关系，也不用雇佣一群专家或工程师来解释标签上隐藏了什么，或者它真正意味着什么。这是一种欺诈行为，因为FDA说它是欺诈的。我希望可以像烟草诉讼一样顺利过关。”
乐观主义者可以认为，乔巴尼式的语言游戏可以帮勒斯蒂格扩大战果。有证据表明，这一信息已经足以吸引消费者的眼球，没有人想在标签上看到“糖”的字样。可是鲁斯提格并不是乐观主义者，“烟草立法花了40年，”他说，意思是经过几十年，人们才使烟草行业真正就范。
年轻人能够起到帮上忙吗？“不太可能。他们普遍比父辈更缺乏开放性思维，而且他们是吃着加工食品长大的。”
公共卫生举措呢？只有极少数人具备这种理念。正如勒斯蒂格所说，政府正在集中注意力创建一个繁荣的国家，帮助人们赚钱，公共卫生事业则致力于节省开支，两者大不相同。“而且，公共卫生在节省开支之前必须要先花钱，所以政府没有什么动力促使公共卫生事业运转起来。”
学术界呢？他们仍然停留在一卡路里只是一卡路里的教条观念中，勒斯蒂格明白，必须打破这种观念，才能使他的观点落地生根。“就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我参加了帕洛阿尔托基金会主办的一个讨论会。与会者都是非常有修养的人，他们统统支持一卡路里只是一卡路里。当时我站起来，在房间里发表了反对的观点。但是直到讨论会结束，他们所有人仍然抱着原先的观点不放。”
勒斯蒂格没什么野心，他的中期目标是将糖从FDA所谓的“一般认为安全”（以下简称GRAS）的产品列表中删掉。GRAS没有考虑到食品添加剂，所以生产商可以将任何数量的添加剂添加到任何产品中。勒斯蒂格的计划似乎足够充分合理。按照FDA的说法，设立GRAS列表的目的是让公众对物质用法的科学数据和信息具有广泛认知……，并表明那物质在特定的使用条件下是安全的。当FDA在1986年最后一次审核糖的安全性时，该机构假定美国人每年吃40磅的糖，并承认明显增加糖的消耗将会带来健康风险。目前，美国农业部门认定，美国人每年的糖消耗量超过了90磅。
理性的人可能认为现在应该对糖的安全性进行新一轮审核了。但是在勒斯蒂格看来，这种事在近期不会有结果，尽管他一直在不遗余力地促成此事的发生。也许有一天糖会取代饱和脂肪，成为我们食谱上的坏蛋。如果这件事发生了，那就说明在公共卫生领域勒斯蒂格已经成功地继承了安瑟尔·肯斯的衣钵，后者因主持七国研究、发现饱和性脂肪与心 脏病的关系而闻名于世，并在四分之一世纪之前在美国提出发展营养学的指导方针。不过，凭借所有决心和自信，勒斯蒂格保持着乐观。
“我不是鸿运当头的人，”当他返回法学院讨论会时说，“虽然我有天赋，但运气不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