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对镜头：不丹扎西羊孜（Trashi Yangtse）区域的女性。这一位于喜马拉雅山脚的国家将“国民幸福总值”列为主要发展目标和衡量标准。照片由帕罗斯研究所的阿米·瓦伊塔尔拍摄。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对幸福的经济研究迅猛发展。奇怪的是，这一发展可能起源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一位国王的评论。在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不丹的国王吉格梅·辛格·旺楚克（Jigme Singye Wangchuck）的加冕仪式上，其促进国内生产总值的政策遭到质疑，这位国王便回应说，比起国内生产总值这一传统目标，他更想为促进国民幸福总值（Gross National Happiness）而努力。这一绝妙的名言不仅在不丹，还在发达世界中促成了一套全面的研究方案。一段时间之后，一群近乎家喻户晓的学术界新星冉冉升起，包括经济学家理查德·伊斯特林（Richard Easterlin）,布鲁诺·弗雷（Bruno Frey）和理查德·莱亚德（Richard Layard）。
那么，时至今日，我们又有何收获呢？主要收获是：大家都读但丁《神曲》的《地狱篇》（Inferno），却没有人读《天堂篇》（Paradiso），这是有原因的。托尔斯泰曾写道：“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他可能还会接着补充说这也是为什么幸福的家庭在小说中并不多见。或许幸福并没有什么有趣的地方可以供人讨论，而研究幸福的社会科学也同样无趣，即使是最基本的研究结果看起来也不像是真正的新发现，而更像其分析框架的影子。
就让我们用这一领域的重要发现，所谓的伊斯特林悖论1（Easterlin paradox）来做例子吧。跨国数据似乎坚持不懈地表明，幸福通常是与收入成正比的，但是也有一个上限* 。例如，发达国家人民的幸福度与上世纪六十年代相比几乎没有增长。这一论述的证据是一些调查问卷。人们在回答问卷时要按十分制给他们的幸福度打分。研究得出，不论是在哪个社会，幸福度总会随着一些明显的变量增长：收入、健康、家庭关系等等。但是在不同的社会之间，或者是在像澳大利亚这样的西方社会里，即使收入和健康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平稳上升，幸福度却并没有多大变化。
幸福是相对的！这听起来挺像一个研究发现的。但事实上，这一结果可能只是一个假象。想知道为什么，只要思考一下这样一个问题。假设你想研究儿童的身高是否会随着年龄增长，但是由于某些原因你不能直接测量他们的身高，一个调查方法就是采访不同班级的儿童，然后问他们：“以十分制来算，你有多高？”你会发现，那些比同学年纪大的孩子报告的身高会比那些年龄更小的同学高。毕竟，通常年龄大的孩子会比年龄小的高。至止，情况还不错。
调查了几个班之后，你可能会开始察觉情况有点不对劲。随着你从低年级调查到高年级，平均年龄会一直增长，但是孩子们报告的身高的平均值则没有多大变化，所有年纪组的身高中位数会在7左右（根据乌比冈湖效应2（Lake Wobegon），几乎每个人都认为自己在平均水平之上）。这怎么办？
与“幸福问题”相类比的话，你可能会总结道身高是一个主观概念，它随着相对年龄而非绝对年龄变化。但是，事实上我们知道身高确实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问题在于，要孩子们以十分制来发表主观评价是一种愚蠢的身高测量方法。他子们可能会与自己的同学相比较来为自己评分，而非根据一个绝对的标准，而得出的结果就是年龄间的身高比较是没有意义的。幸福会根据收入的增长而增加吗？没有人知道。但是，人们会以这个虚拟调查中的孩子们判断自己身高的办法来判断自己是否幸福。由于我们并没有一个绝对的心情标准，这一点看起来确实很有道理。
在一个大多数人总是饿肚子的社会里，吃饱可能就是一个较高的幸福得分了。如果大多数人能吃饱但主要是吃米饭和土豆的话，有烤鸡吃的人就算是得到上天的眷顾了。要达到平均水平以上的幸福需要怎样的客观收入和健康状况，这会根据你认为的平均幸福水平而变化。不论富裕社会的人们究竟是否更幸福，不论人们的平均幸福度与1960年相比是否非更高，这一点都是毫无疑问的。不管怎样，一个相对的标准并不能告诉我们什么。但在幸福方面，我们能拥有的似乎只有相对的标准。
众所周知，经济学家们并不喜欢研究重要的问题而总是集中精力研究那些他们手头有相关数据的问题。一个老笑话说，他们就像是在路灯下寻找自家钥匙的醉汉，因为那里的光线更好。所以：幸福在本质上是模糊的。确实，根据所谓的“快乐悖论”（hedonic paradox），即使是那些想在生活中收获幸福的人也只能通过间接的方式来获得幸福。就像约翰·斯图尔特·密尔3（John Stuart Mill）在1873年评论的那样：“在你追求其他的事物时，幸福反而不期而至……询问自己幸不幸福，你将失去你的幸福。”
相比之下，不幸则是一个极其丰富的数据来源。就像托尔斯泰指出的那样，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如果幸福是隐秘难懂，主观难测的，那不幸则有许多的客观来源：饥饿、疾病、挚爱之人的早逝、家庭破裂等等。我们可以衡量这些不幸来源如何随着时间变化，然后将所得数据与主观的情感迹象相比较，一个崭新的研究计划就自己浮现出来了。
当我们把注意力从不幸上转移，一些重要的政治区别也暴露于我们眼底。广泛来说，每个派别的每个人都支持幸福。这是一种传统 “母性” 的话题（更像是话题，而非母性）。实用主义者们追求幸福最大化，即使他们再也不相信杰里米·边沁4（Jeremy Bentham）的“幸福计算5”（ felicific calculus）的准确性。撰写美国《独立宣言》的古典自由主义者们将对幸福的追求列为（白种）人类不可剥夺的权利之一。大量的科学研究表明保守主义者比自由主义者更加幸福（不论是美国意义上的还是欧洲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者”）。甚至连纳粹都“在快乐中寻求力量”。当然，不同的政治观念会有不同的提升幸福度的主张，但是几乎所有人都支持幸福。即使是埃里克·威尔逊（Eric Wilson）的《反对快乐》（Against Happiness）（2008）也更符合其副标题：“悲伤之颂歌”。
与之相比，人们在不幸方面则有所分歧。实用主义者们持传统观点，认为就像幸福是好的值得推广的一样，不幸是不好的应该被最小化的。这一观点，与政府应该有所行动减轻不幸的观点一起组成了社会民主主义者6（还有达到一些标准的社会自由主义者7）的哲学核心。而政治右翼的不幸观则更加模糊。想了解这点，就想想现代政治派别的分水岭——福利救助吧。
作为一个制度，福利国家8（welfare state）传统上与幸福没有太大联系。当被问及生活之中的幸福源泉时，我们之中很少有人会将失业津贴的收据或者上公共医院住院列入其中。但是福利国家所做的（或者努力去做的）是将一个市场经济中的不幸来源最少化。它帮助解决疾病、失业或劳动能力丧失带来的无收入、无家可归等等问题。这并不是说即使是在最为完善的体系中，在一个人们都不惧怕失业并且每个人都能享受较好的公共服务的体系中，每个人都是幸福的。金钱并不能买来幸福。但是，就像喜剧明星斯派克·米利甘（Spike Milligan）说的那样，钱确实能够让你在不幸的阶层中更上一层楼。
从这一方面看，福利国家一直有着非凡的记录。你只需要将拥有现代福利体系的国家的人民收入与美国相比就能明白这点，因为罗斯福新政仅仅带来了发育不良的福利体系。美国的科技引领全球，美国的宪法也赋予人民追求幸福的权利。但是在许多重要的发展标准上，包括过早死亡率、粮食安全、监禁以及医疗保健途径，美国仍落后于许多发达国家。对许多美国人来说，能在不幸的阶层中更上一层楼就已经很不错了。
虽然福利国家有所成就，但是它从未受到政治右翼的待见。为什么呢？表面上，右翼的主要批评观点是：从长远角度看，福利国家所带来的不幸会多于其减轻的不幸。这一论点的主要依据是：福利国家的高税收和福利支出会对积极性产生负面影响，但这种主张大体上并没有多少数据支持。与这些主题相关的文献极多，但是最为明显的证据可能就是这个了：虽然右翼认为低税收和少福利能极大地加强人们的积极性，但是美国成年劳动者的比例仍然急剧下降。
在那些看起来实用的对福利国家的否定之下，我们通常能发现某种思想的痕迹：不幸实际上对我们，或者至少对那些受不幸折磨的人们是有利的。这一观点或许能在正统基督教的世界观中找到支撑——正统基督教认为现在的世界就像是一个泪之谷，此谷之中原罪必须被偿清。更笼统地说就是，右翼保守主义者们总是将不幸视为必然，因为任何努力都无法改变人类的本质；他们同时还认为，不幸是构建正直人格的必要部分。
其典型代表就是威廉·班尼特（William Bennett）。他曾在里根执政时期担任美国教育部长。在其编辑的《美德之书：伟大道德故事的遗产》（The Book of Virtues: A Treasury of Great Moral Stories）(1993)中，他发现，一个被大雪困于内华达山脉中的十九世纪开拓者团队，当纳聚会9（Donner Party）的成员们（至少是一些成员们）展现出了美国品质的伟大之处。他们之中许多人都饿死了。其实可以想像，这种恶劣的情况会将人性中的至善和至恶都表现出来。但是班尼特却满怀同情地赞美这些坚韧的幸存者们，将他们视为一个更加高尚的年代里的典范（他还沉思：“这些好人都去哪了？”），这正显示出了保守主义者的“美德伦理”与结果论者10的观点——“不幸是一种应该被最小化的罪恶”之间的巨大分歧。贝尔托·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在他的剧作《伽利略》中灵巧地总结了这一分歧。当道德论理学家说：“没有英雄的土地是不幸的！”时，他在后面接上一位结果论者的机敏回应：“不，需要英雄的土地才是不幸的。”
如果说传统保守主义者对不幸持颂扬态度的话，那像普罗米修斯般勇于创造的人和左右翼党派中的激进人士对不幸的看法就更加乐观向上了。例如，市场自由主义派坚决否定一定水平的物质安慰能让我们感到满足。他们认为，正是我们对所拥有之物的不满鞭策着我们为得到更多而努力。因此，使这一思想成为可能的市场经济就代表着人类所能拥有的最高社会进化阶段。
Postrel），自由主义政治、文化作家。
善于雄辩的美国政治作家维吉妮亚·帕斯楚（Virginia
Postrel）就是这一永不知足的体系的支持者。她曾反驳炫耀性消费的广义工具主义11理论。这种理论认为我们追求奢侈品是为了好的印象和社会地位。而帕斯楚认为，即使是在不起眼的东西上，消费者们也会寻求奢侈，例如价值四百美元的马桶刷。她的《魅力的威力》（The Power of Glamour）(2013)将魅力描述为一种“不用言语的修辞”，它“让我们感觉梦寐以求的生活是真实存在的，从而使我们更想得到那种生活”。
与人的纯物质需求不同，人的魅力需求永远也得不到满足，而且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永远也得不到魅力的奖赏。然而，帕斯楚辩驳道，比起满足于物质需求的无味，为了更高的目标而奋斗才能使我们生活地更好，即使我们知道那个目标只是个幻像。（但那些在别人鄙夷物质而追求魅力时仍忍饥挨饿的人们可能会有不同的想法。）
公平地讲，并不是所有支持不幸的人都是政治右翼。一些左翼的马克思主义者曾说，和宗教一样，社会福利对广大群众而言就是鸦片。福利和宗教都会减缓贫穷和失业带来的痛苦，从而让本应对这一剥削人离间人的制度心怀愤怒的劳动者们不再那么义愤填膺。他们支持的另一个革命选择则是将资本主义变得更加可悲，直至人们难以忍受，从而“使资本主义的矛盾更加尖锐”。
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一段短暂时间里，这一激进的想法或许可以成功。一个由饱受摧残的工人和激进的后物质主义12学生组成的名义上的联盟本可能将这一富裕的中产阶级一致支持的幻象摧毁，将社会矛盾的缓和剂——福利制度废除，呼唤建立一个每个人都能够得到真正幸福的新社会。
但事实上，这一左翼叛乱仅仅是减弱了福利社会对其真正威胁的防卫能力。这一威胁来自于主张自由市场的右翼。然而，许多社会批评者利用这一想法的余辉，抨击所有的改革，但同时又含蓄地让步说没有其他的办法。前英国革命共产党就是一个遵循着这样的逻辑的团体。现在这一党派的大多数成员都与那个忙着经营《Spiked12》，主张市场自由的团体有关联。
目前我们似乎走入了死胡同。即使几个世纪以来一直都有压力要求裁剪开支和制度合理化，福利国家的核心体系仍然保留了下来。在大多数国家中，是一种以公众为出发点的理念将这一体系保护了下来。这一理念认为这些福利体系是唯一抵抗失业、疾病和年老的不幸的可靠堡垒。但是，福利制度的反对者们并未消失，并且正如我们所见，他们总是在思想上拿各种各样的不幸说事，但现实中他们从未体验过这些不幸。
所以，或许我们需要一个新的研究方案来研究不幸的运转机制。饥饿、失业、或者由一场无力回天的疾病导致的家庭成员的死亡能否让人变得更加坚强，更加优秀？对更多和更好的追求是否真的比满足于现状更有意义？从我这样问问题的方式来看，我支持的答案是很明显的。但是对不幸的经济学原理的真实研究可能会得到一些我们意想不到的答案，还可能会揭露一些我们从未思考过的新问题。
或许不丹会再次引领方向。不丹的家长式君主制已被民主选举所取代，而去年的第二次民主选举的结果出乎人们的意料——策林·托杰（Tshering Tobgay）领导的人民民主党（People’s Democratic
Party）获胜。很明显，他已经摒弃了对国民幸福总值的追求。托杰对《纽约时报》的记者说：“比起谈论幸福，我们更想致力于减少通往幸福之路上的障碍。”这种实用的观点或许并不会把托杰变成旺楚克国王那样的文化标志，但是这似乎能更有成效地将不丹人民从贫穷带来的各种不幸中解放出来。
* 通过使用不同的幸福衡量标准，其他的研究者，比如贾斯汀·沃尔弗斯（Justin Wolfers）和贝齐史蒂文森（Betsey Stevenson）发现一段时间内的收入增长和自我报告的幸福度之间存在着在统计上显著但是相对较小的关联。
2014年四月一日，修正：当这篇文章刚发表时错将当纳聚会的被困位置写为了落基山脉。事实上他们是被困于内华达山脉。
写于2014年三月27日。
译注：
1. 伊斯特林悖论（Easterlin paradox）：由美国南加州大学经济学教授理查德·伊斯特林（R.Easterlin）在1974年的著作《经济增长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提高人们的快乐》中提出，即：通常在一个国家内，富人报告的平均幸福和快乐水平高于穷人，但如果进行跨国比较，穷国的幸福水平与富国几乎一样高。
2. 乌比冈湖效应（Lake Wobegon）：源自盖瑞森·凯勒(Garrison Keillor)虚构的草原小镇，镇上的”女人都很强，男人都长的不错，小孩都在平均水平之上”。社会心理学借用这一词,指人的一种总觉得什么都高出平均水平的心理倾向,即给自己的许多方面打分高过实际水平.
3. 约翰·斯图尔特·密尔：英国著名哲学家和经济学家，19世纪影响力很大的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家。他支持边沁的功利主义。
4. 杰里米·边沁：英国法理学家、功利主义哲学家、经济学家和社会改革者。以功利主义哲学的创立者闻名于世，还对社会福利制度的发展有重大的贡献。
5. 幸福计算：边沁认为有一种程序可以测量快乐和痛苦的单位,并以此对人的行为加以预测。而这种程序就是他的“幸福计算”(felicific calculus)。作为一个伦理学术语，边沁认为它是证实一个行为正确与否的技术。运用这种计算，根据受某一行为影响的那些人的痛苦和快乐，人们就可以计算出该行为所造成的后果。而边沁方法的真正激进的本质在于它通过何种途径把此些原则应用于社会和政治问题。
6. 社会民主主义：是一种在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初期开始浮现的政治意识形态，是从马克思主义的支持者里分离出来的众多分支之一。现代的社会民主主义强调透过立法过程以改革资本主义体制，使其更公平和人性化，至于原本理论上所追求的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理想，要不是被彻底遗忘、便是被以资本主义的方式重新定义了。
7.社会自由主义：是一种偏向社会公平及经济干预的自由主义，其学说在经济上采取凯恩斯的消费方经济学，强调政府干预；社会哲学上它看重公平多于效率，主张发展福利主义和社会规划。社会自由主义总是与高税收相联系。
8.福利国家：福利国家是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创办并资助社会公共事业，实行和完善一套社会福利政策和制度，对社会经济生活进行干预，以调节和缓和阶级矛盾，保证社会次序和经济生活正常运行，维护垄断资本的利益和统治的一种方法。
9.当纳聚会：在美国历史上曾经爆发了一次到西部淘金的移民大潮，人们从四面八方涌向加利福尼亚。“当纳聚会”就是前往加利福尼亚的又一次长途跋涉之旅，也是惨烈的“死亡之旅”。
10.结果论：主张一个行为的对错完全取决于此一行为所造成的结果，所谓对的行为就是行为者在面临各种可能的行为选择时，采行其中能达成最佳结果的行为。
11.工具主义：广义地说工具主义是杜威实用主义哲学的别称。狭义地说指他关于认识和真理的理论。其基本观点是认为思想、观念、理论是人的行为的工具，它们的真理性的标准在于能否指引人们的行动取得成功。
12.后物质主义：战后美国生活水平大大提高，在人们物质享受之后，后物质主义就开始出现了。成功的工业化使人们消除了对经济和人身安全的疑虑，激发了人们表达自我和实现自我的想法。后物质主义者价值追求开始向更多的物质之外的领域延伸，比如政治、生活和社会环境的质量。他们对这些领域有更高、更苛刻的标准。
13.《Spiked》：一份英国网络杂志，以人道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视角集中讨论政治、文化和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