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_洪玮
电影人都是神经病
“拿金马奖的时候你在干吗?”
“在哭啊!”台湾导演林育贤的冷笑话神经时刻紧绷着,看我没笑,他讪笑一声,“哈,没有啦。拍《翻滚吧!男孩》时,实在太穷了。那时告诉自己打死也不要拍电影了,可是上台一领奖内心就说,我要继续拍我下一部电影!疯了嘛!其实电影人都神经病。”
早在2005年,林育贤因关于体操的一部纪录片 《翻滚吧!男孩》拿下当年金马奖最佳纪录片奖,为人所知。而他的电影从业之路,刚好又踏准了台湾电影从衰落到复苏的特殊时期,一波三折。现在回头来看,别有一番感慨。
林育贤出生在台湾宜兰乡下的普通人家,以他的话说,“都在和大自然互动”,没有什么苦大仇深。直到看了《天堂电影院》,“感到召唤”,仿佛自己就是那乡下的“多多”,决心报读电影科系。
大学就读于中国文化大学,林育贤说那是“最高学府”,因为海拔高。老师上课,学生就随着飘进教室的雾气溜去楼下的舞蹈室,借拍片名义“把妹”。彼时,台湾的电影已入低潮,毕业后全班只有两人“傻傻”地进入电影业。
林育贤从导演助理做起。他记得2000年左右入行时看到的一系列数字。1000到1500万的投资。拍完后没有钱宣传,只可回收20到40万台币票房。到了2003年,台湾一年只有8部电影开拍,林育贤所在的公司也最终结业了。
林育贤失业了。
那年过年他提早回家,家人察觉到了“出事了!”,每当家人疑惑地看着他的时候,他就把借来的摄影机摆在阳台假装拍摄,“我只是在祈祷上天给我一个机会”。
事情很快有了转机,林育贤的哥哥,体操运动员林育信因为受伤,退役归乡。哥哥说,他回来做教练,带一帮孩子,希望一年后带他们参加比赛,用十五年时间重返奥运舞台。“我听到快落泪,不是因为他的行为很伟大,我疯了,我当时想的是老天爷给了我一条生路,这不是励志运动题材吗!”
他“憨胆”发作。没有钱拍剧情片,那就走个弯路,扛一台机,拍纪录片,说男孩们的故事。但拍摄很快就进入了“撞墙期”:日复一日的训练,他不知道自己在拍什么;另一方面,台北的电影公司都觉得一般的电影都做不起来,遑论纪录片,家人也劝他放弃。
谁知道他拍摄的其中一个小鬼头小恩留住了他。
我们在《翻滚吧!男孩》看得到当时小恩的样子。六岁,鞍马一圈都转不到,压筋也很痛,每天笑着来,哭着回去。当时林育贤已经有了放弃的念头,就想“解救小恩”,问他为何要“折磨自己”——“我在这里学会一个后空翻,比我在教室考一百分还高兴”,小鬼头反问林育贤“那你呢,你开心吗?”林育贤“差点眼泪喷出来”,小鬼头说得简单又对,“喜欢就做”。
所以,在所有人都不看好的时候,林育贤决定用一年的时间去做一件或许错的事情。于是《翻滚吧!男孩》制作完成并在2005年拿下了金马奖。尽管如此,尚未形成纪录片观影习惯的台湾,没有公司愿意做发行,他只能自己去做。
和这些同时发生的是,一批电影人和林育贤一样失业归乡。另外,新开的公共电视频道成立了“纪录观点”栏目,资助导演拍摄,这批电影人开始讲述身边的故事,而不再像以前讲述都市人的孤寂。“我觉得是2003到2005纪录片带来议题解放,2007年《海角七号》才出来,这是一个过程。”
翻滚吧!到北京
《翻滚吧!男孩》的成功,并未替林育贤铺就一条康庄大道。
2007年,林育贤推出关于西门町故事的新作《六号出口》,却遭遇票房滑铁卢,跌落谷底。后来,他又凭借以哥哥的体操人生为原型的剧情片《翻滚吧!阿信》(2011),与主演彭于晏一起打了个翻身仗,再闯金马。
在《翻滚吧!阿信》之后,林育贤却又再陷困局—他接手的三个项目都断尾了。一个是奇幻侦探题材《宅女侦探桂香》,被判定为题材“奇怪”;之后尝试北上合拍喜剧片《母老虎》,剧本倒是拿了台湾“行政新闻局”的“优良电影剧本”,因为合拍片包括送审上的种种磨合又搁浅;另一个北上的项目,也因和原作者创作自主权上的分歧作罢。
北上之路虽然屡屡不顺,林育贤并未放弃。今年3月,他又在香港亚洲电影投资会上,忙着北上项目《藏地白皮书》的前期筹备。这些年,冲着更多的资源和机会,台湾导演北上,有前辈朱延平,也有新一代的陈正道、林书宇,作品叫好叫座的并不多。林育贤知道自己现阶段无法掌握太地道的大陆故事,所以选择了“入门”级别的《藏地白皮书》。
见到林育贤的时候,他刚按着小说的路线走了一趟回来不久,突然发现一种共鸣——这一年,在北京、台北来回,他感到了书里的距离和漂泊感。
“搞不好这部拍完,就觉得算了,还是回去吧。”话虽这么说,事实上去年十月,在北京的项目受挫后,他在facebook上写道“气愤沮丧之余打包行李准备返台时,却想起荒谬的我早在上个月退掉台北的房子了,此刻该回去哪里呢?”
“他想做什么就会不留退路,即使他以后会回台湾,那也是以后的事情。”好友《母老虎》的监制林秉聿说。
这次北上,他也问过包括台湾著名监制李烈的意见。李烈说,“他是一个很乖的人,生活单纯。这对创作者来说不是好的,应该出去磨练看看。”
李烈是因为做了《翻滚吧!阿信》的监制才和林育贤熟起来的,当时她刚做完当年的本土票房王电影《艋舺》。林育贤的拼在一定程度上打动了她—— 听说林育贤因为《六号出口》赔了上千万台币,和那部片的监制黄江丰一起打拼还债,“很勇敢面对失败这件事”,让她愿意帮助他。
其实当时,林育贤想过跑路。“但这样我就三十年不能回台湾。我不甘心,我只是爱做梦,只是梦做太大”。
他开始还债。接一些以前不愿意做的案子,学吴念真做地方电视台的旅游节目。他也开始反省,下一部电影需要团队,不能全靠自己。实际上,台湾电影长期处在手工业制造的模式下。在2005年开始的创投会、包括李烈在内的一批制作人的加入等因素刺激下,台湾电影才逐渐复苏。
再后来,林育贤遇到了李烈,拍了让他电影事业路上柳暗花明又一村的《翻滚吧!阿信》。
经历过台湾电影的低潮期,留下来的人大多都有一部心酸血泪史。比如《海角七号》的导演魏德圣,把失业经历写进书里;但林育贤更愿意这样形容自己的奋斗史—他说,相比起“热血”,自己更适合台语里“憨胆”这个形容词,“就是傻傻的,胆子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