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学东 资深媒体人,曾任南风窗总编、中国周刊总编。
2006年7月底,我抵达广州,开始了自己在《南风窗》总编任上的生活。我与《南风窗》的渊源,首先是作为一名读者。大概是1997年,《南风窗》刊登了一篇谈农村收税的文章,提到一个细节,干部到村里收税,警察靠在警车上,手里摇晃着皮带,带扣在阳光下发出刺眼的光……这个细节给我留下了至深的印象,因为我的父亲也曾因故抗缴过农业税。
2004年,时任《南风窗》杂志社长的陈中来北京出差,我们俩第一次见面,聊得很投契。彼时我因为与领导不合,刚刚辞去一切职务和公职,赋闲在家。老陈希望我能去杂志社看看,聊聊,为《南风窗》写篇文章。
这就有了后来我和我原来的下属喻乐一起南下采访,最后写了篇《凯风自南,吹彼棘心——南风窗20年》的文章。也奠定了我和老陈友谊的基础。
后来我到广州公干,拜会过老陈和时任《南风窗》总编的陈菊红女士。当时我的身份是市场研究机构——新生代市场监测机构的董事,《南风窗》也是我的目标客户,加上其他一些渊源,我们还一起讨论过当时流行的电子杂志问题。
2006年春天,我正谋划再做一本媒体行业的专业杂志,刊号、资金,甚至影子团队和海外学习对象都已经落实,老陈找到了我。
彼时《南风窗》发生了些变化,老陈邀请我加盟。我初以没有做过此类杂志不敢担此重任为由,婉拒了老陈的邀请。老陈希望我认真考虑,并说你做媒体研究,对《南风窗》也熟悉,不能光说不练,你的视野和知识完全可以担当,做好了对社会的影响比做专业研究要有意义得多。
做《南风窗》这样的杂志,也一直是我内心深处的追求,只不过这些年压在了心底。内心的念头,经不住老陈的劝诱,心动了,虽然物质条件来说,还不如“新生代”。
我约了已经离开《南风窗》的江涛聊,江涛强烈建议我接掌《南风窗》内容。我也向我的几位师友征询了意见,老友谭军波反对我南下,认为我最适合做专业杂志;老友F兄和C姐也不太赞成我南下,认为《南风窗》内部有些复杂,怕我搞不定;老友L兄则强烈建议我南下,并批评C姐是女人眼光。
在不同意见的声浪中,我和江涛加上另一位好友,在一个晚上一起去找了正在值夜班的《京华时报》总编朱德付,在报社楼下的酒吧,我们四人一边喝啤酒一边聊天,老朱强烈建议我接掌《南风窗》内容,说《南风窗》是个好阵地,毛主席说了,我们不去占领的地方,敌人就会去占领。一定要去,你的能力完全没问题。
德付并赠我南下锦囊计,说《南风窗》过于尚空谈,但现在哪些杂志卖得好?《故事会》,应该让《南风窗》学会讲故事,思想才能传播更广。
初步下了南下决心后,我首先是做通太座的工作,毕竟这意味着两地分居,太座通情达理。接着在北京拜访了《南风窗》前主笔章敬平,敬平当时在《经济观察报》,他也给我介绍了些情况,并给了我一些建议。
差不多我在做功课的同时,我也约了我的影子团队,在北京的簋街喝了一顿酒,各位都极力支持我南下广州,认为做《南风窗》比做专业杂志更有意义。
南下广州之前,我约了《南风窗》前副总编张良和前总编秦朔,他们也是我的朋友,我想听听他们的提醒和建议。张良和秦朔都在上海。
2006年7月,我自北京回故乡,在故乡与弟弟及一帮朋友大酒,酒后冲澡,太阳能水烫人,一躲一滑,摔了个大跟斗,额头磕破,门牙磕断,就这样弟弟的朋友开车送我去了上海。
在上海,见了张良,我为破相失礼道歉,张良笑称“开门见喜”,也算是我南下的好兆头。
7月底,我便从北京飞赴广州,太座和女儿到机场送我,彼时3岁的小丫头尚不明白我这一走意味着什么。
到广州的第一顿酒,是谭军波请的,席间我给时任南方日报社长的范以锦发了个短信,感谢过去的支持,也请以后多支持。老范回短信说,好啊,你真有勇气……
从此,我的双城记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