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学东 资深媒体人,曾任南风窗总编、中国周刊总编。

前不久去缅甸仰光,作为职业习惯,我早上特意早起,观察了一下仰光的报纸批销市场。离我住的宾馆不远,有一处稍大规模的仰光的报章杂志批销市场,在立交桥下,看着一个个摊点,堆放的报纸,乱停的摩托车,一簇簇的人,平静地交涉,交钱取报。

这场景我依稀有些熟悉。

2000年9月,我离开新闻出版署,到一张叫《信息早报》的报纸工作,当副总编辑。这张报纸与另一份杂志《证券市场周刊》,号称“一报一刊”,当年在股民中享有盛誉。《信息早报》以刊登K线图闻名,发行量相当的大,最多时全国发行高达百万,北京市场也超过20万份。

我当时根本不懂股票,看不懂K线图,因为特别的关系到了这张报纸工作—当时很少有人像我那样,愿意挑选这样一张在体制内的人看来一点都不正规的报纸工作。

我最初的工作,便是跟着发行和广告的同事,熟悉市场。发行是当时这张报纸收入的重中之重,但发行是有固定套路的,我其实插不上手。不过,因为挂了个副总编的名头,又暂时安排我联系发行部门,我自然会跟着发行部同事去熟悉市场了。

当时在长椿街和宣武门间,新华社《中国证券报》的印刷厂在那,那里形成了北京证券类报刊最重要的批销市场,不管是《证券市场周刊》,还是《信息早报》、《中国证券报》,或者其他不合规的证券类媒体的专版专刊,都集中在《中国证券报》印刷厂边上批销,场景就跟不久前我在仰光看到的类似。

所谓批销,就是北京零售市场的大小“报头”将报纸从报社手中批发走,再分发给手下的报摊摊主—当时北京的报刊零售市场还是群雄争霸、诸侯割据的时代。当时北京零售市场最有势力的人,来自安徽,姓史,兄弟仨。

每周周六的凌晨,天还没亮时,印刷厂边上已经是人满为患了。若是夏天,这日子还好过,最怕天寒地冻,下雨下雪,艰苦可想而知。

当时《信息早报》的北京印点在《工人日报》印刷厂。报纸快印出来时,发行部的员工就会开上车,带上发行部的发行员、财务、库管等,坐着车到《中国证券报》印刷厂附近的小马路上,占个好位置,等着印厂把印好的报纸送过来。

我到《信息早报》时,已经是秋天,我第一次去了解这个市场,就在2000年的冬天。

那一次,我盯完版,在办公室稍微眯了会。到凌晨,发行部的同事叫醒我。我一看,不过四点多,跟着发行部的同事来到《中国证券报》印刷厂附近,也还是月黑风高,天寒地冻。印厂的车还没到,同事叫我在车上休息一会。待我醒来,风吹树摆,昏黄的路灯下,有些人声鼎沸的模样,各色人等,各自找自己想要的报纸杂志,一边热情地打骂,一边付钱取货。我们发行部的财务库管忙着收钱记账,而其他人则负责分发报纸。

也不过就半小时四十分钟左右,一个热闹的报摊批销自由市场,便复归于平静。路灯越来越暗,东方已经露出了鱼肚白。

虽然辛劳,但能把报纸批销出去,有收获,心情还是不错的。于是,一碗馄饨,几个包子,算是加班的早点,犒劳大家了。

山东的发行商后来就曾跟我回忆过当年印一报一刊的黄金时代,“简直就是印钞票啊,印出来,在厂门口直接就卖掉了!”

我后来在上海、在南京、在广州等地,都曾在凌晨去看印刷厂边上自发形成的证券类报刊批销市场,那真是当年的独特风景。

2000年之后,电脑和网络迅速开始流行普及,原来报纸印刷K线图的垄断的独特价值,迅速被电脑软件和网络取代。发行量不断下滑,证券类报刊的黄金时代很快就消失了。

自然,一起消失的,还有印刷厂边上的证券类报刊批销市场,以及散户的暴富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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