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周末，我去长沙参加大学室友的婚礼。室友出生在长沙一个殷实的家庭，在上海、北京接受了广告学的高等教育之后，回到位于长沙的湖南卫视，身居与新媒体相关的职位。这看起来是个合情合理的选择，但室友在研究生毕业时，却犹豫了很久，她愿意留在雾霾重重的北京，因为如果想选择媒体业作为职业发展领域，北京作为全中国当仁不让的媒体中心，其地位几乎不为任何一个城市所取代。
要是我没有记错，差不多从 5 年前也就是 2009 年起，敏锐的媒体开始率先引用“二、三线城市”的概念，用来引导大家关注那些开始下沉市场的跨国公司们。这些新闻的背景是，在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影响下，中国政府开始寻求扩大内需，空前刺激了中国社会的内需，那些对行业整体振兴、地方政府引资决策权力下放的种种信息，都让嗅觉灵敏的跨国公司开始深入中国腹地。
当时的我同所有人一样，对这些传说中新崛起的消费市场充满了好奇。我随家乐福去沈阳，听他们当时的法国籍中国区 CEO 眉飞色舞地形容过沈阳那 8 家门店是全国销售额最佳的门店；路过西武百货的时候，当地的一家媒体同行兴奋不已地介绍说，定位高端、卖一水儿奢侈品的西武百货在中国其他城市都生存不下去，唯独在沈阳，经营特别好。那时，我还听高端化妆品牌娇韵诗的人提过，位于成都春熙路的那家店毫无疑问常年稳居全国销售冠军宝座。
于是，蓬勃兴盛的消费市场催促这些城市抓紧树立自己独特的形象，比如成都就请奥美公关借熊猫为他们树立新城市风貌；除此之外，所有城市都默契十足地把希尔顿、香格里拉洲际大酒店拉来，整出一个个国际性的会议，大概是以为做完这些，“international”的标签就会自自然然地贴上来。
可是，我去年到成都参加的那场“财富”论坛，却让我觉得，楼造得再高，环路修得再好，香格里拉大酒店的数目再多，没有一座“国际化城市”的精神和内核，那些皮毛外表反而显得十分可笑。以我亲身体验为例，会议第一天，由于不熟悉会场，我误闯到香格里拉酒店二层一个不允许媒体进入的区域，还没等我反应过来，一位怒目横眉的酒店服务生就朝我呵斥，大意是你怎么跑到这里来，在我解释我要参加的会议时，他毫不客气地打断我，让我立即离开。在我试图沟通时，这位小哥开始用成都话责骂我没有礼貌……
这其中有酒店本身培训不到位的问题，也可能只是我认倒霉的小概率事件，但一个城市的五星级酒店服务水平，却相当程度地反映了这座城市服务业的发达水平，而服务业的发达水平和人员本身对自身职业的敬畏和尊重，又反映了一座城市的文明程度。这些代表现代城市规格化的证据，却需要花上很长一段时间才能修炼而成。
正如这次去长沙，最令我吃惊的是，听到一位当地朋友问另外一个朋友，“你坐过刚开通的地铁了吗？”什么？长沙才有地铁？当我们在出租车上第二次提到这个话题时，我忍不住开口问，为什么作为湖南省的省会城市，长沙才开始有地铁？两位朋友答不上来，活泼的出租车司机戏谑地来了一句“还不是因为没钱。”谁也没有真正回答这个问题。我想，建造地铁是为那些赶时间的“大城市”族群们服务的，而在长沙这样慢悠悠的城市，地铁确实没有“一线城市”那般急需。与慢悠悠的生活、刚刚开通的地铁相比，长沙的芒果台却是举国瞩目，推出过《超级女声》《爸爸去哪儿》等一系列收视爆表的娱乐节目。
2009 年，我头一回去长沙，正是采访湖南卫视，想探究一下这家居于一隅的地方卫视是如何捕获全国观众的心。当时的台长欧阳常林特别骄傲地告诉我，你看，世界上好多规模庞大的媒体集团，其实都不是在受人瞩目的文化中心诞生，最典型的莫过于诞生在澳大利亚的由默多克一手创办的新闻集团(News Corporation)。虽然后来默多克为了扩张新闻集团，把总部搬到美国，还把自己的国籍改成了美国，但拥有一颗征服天下的野心总是没错的。
也有令人欣喜的事。我发现，长沙的新青年们——正如一座“国际化城市”的内核和精神——展现出强有力的自我发展意识和敢于追求个性的强烈渴望。头一天晚上一块儿吃虾尾的当地朋友中，有两位就职于省博物馆，其中一名男生，白面，留着似乎是五四青年时期流行过的大背头，戴一副黑框眼镜，正在纠结要不要来上海读个 MBA。他对古代瓷器颇有研究，还承接过 Google Art 的项目，对如何用新科技展现艺术作品颇有心得，却苦闷于在体制内，无法伸展志向，很难完成自己想做的事儿。所以出路就变成了读一个狗皮膏药般、哪里都可以贴的 MBA，为此，他还可能要卖掉刚刚买下的房子。在长沙，市中心的房价也在 10000 元 / 平米上下，其他地区热门一些的商品房均价也在 7000 元 / 平米左右。尽管正在纠结自己未来的发展，他还是一个月都不落下地组织当地年轻人的读书会，分享书籍、新知和想法。在这些方面，所谓“二线城市”的青年们和“一线城市”的青年们都面临同样的人生困惑，也同样迸发出热忱的生命力。
回到传说中的“一线城市”，还是继续留在“二线城市”？仍然是很多年轻人反复思量的事儿，竞争是否激烈、工作机会是否充足、领导是否足够公平、裙带关系是否严重等问题依旧是常常被讨论的议题。
在那个细雨蒙蒙的早晨，新郎在还未从劳累中缓过神来，在送我去机场的路上，他轻轻地叹了口气说，“你知道，我们如果在北京，会对下一代的发展更好，机会更多；我们在长沙，自己过得好一点，但是未来孩子的发展平台就会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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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由彭博商业周刊 App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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