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独眼一点五 原文地址：theparisreview.org
译者：五月撄宁 arlene163 香香落野 sibyl玥 独眼一点五（负责人）
我第一次打电话给安伯托·艾柯（Umberto Eco）时，他正坐在自家十七世纪庄园内的桌旁。庄园坐落于意大利亚得里亚海岸附近乌尔比诺城外的山间，艾柯一面盛赞庄园内漂亮的泳池，一面又担心我是否能应付乌尔比诺地区迂回的山路。因此，最后我们决定约在他位于米兰的寓所见面。我抵达的那天，恰好是去年意大利的八月节，是整个夏季最为欢乐沸腾的日子，也是天主教堂庆祝圣母玛利亚升天的节日。米兰灰色的建筑在热气中闪着微光，人行道上轻覆着薄薄的尘埃，街上鲜少听到汽车引擎的声响。我步入艾柯的寓所大楼，走进一架“世纪之交”时的老式电梯，随后便听到顶楼传来的嘎吱的门响，不久， 便看见艾柯气宇轩昂的身影出现在电梯铁门之后。“啊哈！”他微微皱了皱眉。
艾柯的寓所内布满了迷宫似的回廊，回廊上排放着高及屋顶的书架。据艾柯所言，这里共有三万卷书，而在他的庄园里还有另外两万卷。在这些书中，我看见有托勒密的科学论著、卡尔维诺的小说、关于索绪尔与乔伊斯的评论研究以及几书架中世纪历史书籍与神秘晦涩的手稿。艾柯的图书馆充满生机，许多书因经常翻阅已经陈旧磨损。他阅读速度飞快，记忆力惊人。在他的书房里错落放置着一些书架，上面摆放着他自己作品的全部译本（阿拉伯语、芬兰语、日语……在数了三十多种语言之后，我已然无法计数了）。艾柯饱含深情地向我一一指出他的作品，将我的注意力吸引到他一卷又一卷的著作上：从他早期的批评理论里程碑著作《开放的作品》（The Open Work）到他的新著《丑的历史》（On Ugliness）。
最初，艾柯以中世纪研究和符号学学者的身份开始了他的事业。接着，他在48岁时（1980年）出版了小说《玫瑰之名》（The Name of the Rose）。小说销量逾一千万册，在世界出版界内引起了轰动。这位大学教授摇身一变成为了文学界的明星。记者们蜂拥而至，询问他对文化的看法，敬服于他的博学，一时间，他被视为仍在世的最重要的意大利作家。自那以后的数年间，他陆续写作了主题奇特的随笔、学术论文和四部更为畅销的小说，包括1988年的《傅科摆》（Foucault’s Pendulum）和2004年的《罗安娜女王的神秘火焰》（The Mysterious Flame of Queen Loana）。
艾柯挺着肚子，双脚在地板上缓缓挪动着，在他的带领下，我们来到了客厅。彼时的窗外，米兰的天空正映衬着中世纪城堡的巨大轮廓。我原本期待看见满屋的挂毯与意大利古董，没想到映入眼帘的却是现代式家具、几个陈列着贝壳与珍稀漫画的玻璃橱柜、一把鲁特琴1、一叠收藏的唱片以及一幅画笔主题的拼贴画。“你看，这是阿曼2专门为我创作的……”
我在一张宽大的白色沙发上坐下，而艾柯则将自己埋在他低矮的扶手椅里，手里夹着雪茄。他告诉我，他曾经一天抽60根雪茄，而现在，他只是夹在手中把玩而已。我开始问第一个问题时，他的眼睛眯成了一条缝，然而轮到他说话时，他却突然睁开了眼睛。“我爱上中世纪的过程，”他说，“同有些人爱上椰子的过程如出一辙。”在意大利，他以谈话时富于韵律的节拍、颇具喜剧色彩的俏皮话而闻名。在他蜿蜒曲折的长句中，几乎每一个拐弯处都藏着一个俏皮的包袱。 当他说得越来越长时，他的声音似乎也越来越洪亮。很快，他便像对着一教室全神贯注的学生讲课一样，概括起要点来：“首先，我在写《玫瑰之名》时，当然不知道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中著名的已散轶的喜剧卷宗中的内容，因为没有人会知晓，然而，在写作过程中，我通过某种方式竟然发现了它们。其次，侦探小说中的疑问同时也是哲学上的核心问题：谁干的？”当他认为他的谈话者足够聪明时，他会迅速展开专业的评析：“这的确不错，但如果是我，我会补充说明……
在我们历时两小时的首轮访谈结束后，艾柯的意大利出版商马里欧·安德利欧塞（Mario Andreose，亦为意大利邦皮亚尼出版社的文学主任）前来带我们去吃晚饭。与艾柯结婚四十五年的妻子瑞纳特·拉姆什（Renate Ramge）与安德利欧塞坐在车子前排，我则与艾柯坐进了后座。几分钟前还闪耀着智慧与活力光芒的艾柯，现在却显得有些沉郁冷淡。不过当我们进入餐厅后，面对着摆在桌前的面包时，他的情绪很快高昂了起来。起初他盯着菜单，犹豫不决，然而当服务员过来点单时，他却很快点了意大利烤奶酪馅饼和苏格兰威士忌。“是的，是的，我不应该，不应该……”一位读者兴高采烈地跑到我们桌前：“请问您是安伯托·艾柯吗？”这位教授挑了挑眉毛，咧嘴笑了笑后，摆了摆手。之后，我们的谈话重新开始，艾柯兴奋地谈论起教皇本笃十六世、波斯帝国的衰落和詹姆斯·邦德的新片来。“你知道吗？”，艾柯边用叉子叉着他的烤奶酪馅饼，边说道：“我曾经出版过一部对伊安·弗兰明3的情节原型进行结构分析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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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者：请问您在哪儿出生？
安伯托·艾柯：亚历山德里亚，那儿以出产博尔萨利诺帽而闻名。
采访者：您来自一个怎样的家庭呢？
艾柯：我的父亲是一位会计师，祖父是一名印刷工人。我祖父有十三个孩子，我父亲是老大。而我又是我父亲的长子，我的儿子刚好也是我的第一个孩子，他的第一个孩子也还是男孩。所以，如果某人偶然发现艾柯家族是拜占庭皇帝的后裔的话，那么我的孙子就是皇太子了！
我的祖父对我的人生有着尤为重要的影响，即使我小时候并没能经常见到他，因为他住在镇外大约三英里的地方，而且他在我六岁时就过世了。我祖父对这个世界有着异常充沛的好奇心，而且他读过很多书。他做过的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是他在退休之后开始装订书本。他家里因此铺满了未装订的书籍——那些老版的、带有精美插图的戈蒂耶4和大仲马创作的十九世纪流行小说——这些便是我最早接触到的书籍。当祖父于1938年过世后，许多书主并没有索回那些未装订完的书籍，我家人就把这些书收进了一个大箱子里。很偶然地，这个箱子被放进了我父母的地窖里。我经常被派去地窖里拿些煤或者酒之类的杂物，有一次，我偶然打开了这个箱子，发现了这个满是书本的宝藏。自那以后，我就经常到地窖里去看书。我发现我祖父还收藏有一种配有插图的海陆旅游与探险杂志，讲述些奇特残忍的异国故事。那是我第一次闯入小说的领域，意义重大。不过很可惜，之后我把这些书本和杂志都弄丢了。但后来的几十年间，我渐渐从旧书店里和跳蚤市场上找回了一些。
采访者：如果在您探访您祖父之前没有见过任何书的话，这是不是就说明您父母家里一本书也没有呢？
艾柯：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我父亲年轻时，曾如饥似渴地读书。我祖父家有十三个孩子，一家人努力工作才能勉强维持温饱，父亲根本买不起书。于是，他就到街边的书报摊去，站在那儿看书。当报摊老板表露出不耐烦的神色时，他就换一家报摊，继续读上本书的第二部分……这是我视若珍宝的一幕，它体现了父亲对书本的不懈追求。成年之后，父亲只有在傍晚时分才有闲暇阅读，那时他主要看些报纸杂志。我们家也只有几本小说，而且不是摆在书架上，而是放在壁橱里。有时，我也看见父亲在读从朋友那儿借来的小说。
采访者：您父亲是怎么看待您这么年轻就成为学者这件事的呢？
艾柯：唔，他早在1962年就去世了。但在他去世之前，我就已经出版了一些书，都是些学术作品，书里的内容可能会让我父亲感到困惑。但有时在傍晚很晚的时候，我发现他在努力阅读这些书。《开放的作品》一书恰好在我父亲去世前三个月出版，并且获得了伟大诗人埃乌杰尼奥·蒙塔莱5的评论。评论刊登在《晚邮报》6上，是一篇混合着好奇、友善与污言的评论。但不管怎样，那是蒙塔莱的评论呀！我觉得，这点对我父亲来说，就是最难以想象的事情了。从某种意义而言，我还清了债务，并且满足了他的所有期望，尽管我觉得我的小说应该会让他读起来更开心。我母亲比我父亲多活了十年，所以她知道我写了许多其他类型的书籍，并且受邀至国外大学讲课。虽然她身体很虚弱，但看到我的这些成就时，她很开心，虽然我觉得她实际上并不了解我所做的事情。而且，你知道的，母亲总是会为儿子感到骄傲，即使她的儿子是个蠢货。
采访者：当您还是个孩子时，法西斯主义在意大利兴起，接着二战爆发。那么当时您是怎么看待这一切的呢？
艾柯：那是一段反常的岁月。墨索里尼极具领袖魅力，而且他喜欢每个意大利学校里的孩子。当时我参加了法西斯青年运动，我们被要求穿着统一的军式制服参加星期六的集会。而我们也很乐意去做这些事情，这就像今天让一个美国男孩穿上水手服一样，他会觉得这是 一件很有趣的事儿。整场运动对我们这些孩子来说是一件十分自然的事情，就像冬天的雪花夏日的酷暑那样自然，我们根本想象不到还有另外的生活方式。当我回想起那段日子时，我心里便会满溢起一种温柔，与人们回忆起童年时生出的温柔一样。甚至当我想起那些轰炸和那些在避难所度过的夜晚时，也同样带着温柔亲切。当1943年一切结束的时候，伴随着法西斯主义的初步瓦解，我在民主报纸上发现了不同政治党派与观点的存在。1943年9月至1945年4月间，也是意大利历史上最为伤痕累累的年月里，为了躲避轰炸，我与母亲、姐姐迁居乡村，住在卡萨莱蒙费拉托镇7里一个皮埃蒙特人8村庄里，那里是抵御空袭的中心。
采访者：您目睹过战斗场面吗？
艾柯：我记得曾目睹过法西斯军队和同盟军的枪战，而且当时很希望自己能加入战斗。某些时刻，我甚至能回想起自己躲避子弹、从高处跳落到地面的情形。那时，从我居住的村子里，可以看见他们每周都在轰炸亚历山德里亚9，那是我父亲工作的地方。当时，天空被轰炸染成了橘黄色，电话线路被炸毁，我们只能等到周末父亲回到家时才能确定他还活着。那段时期的乡村生活迫使一个年轻男人学会了如何存活下去。
采访者：您走上写作道路和二战有关系吗？
艾柯：不，两者之间没有直接的联系。我在战争之前就开始写作，和战争无关。在少年时代,我创作了一些连环漫画，因为我读过很多漫画。我还创作了以马来西亚和中非为背景的奇幻小说。我是个完美主义者，希望这些书看起来像已经印出来一样。因此写作时我用了大写字母，并编写了扉页、摘要，还配了插图。这些工作都很累人，我没有一次能做到有始有终。我在那时候是创作未完巨著的大文豪哟。然而，显然在我开始写作小说的时候，对战争的记忆就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每个人都更留恋自己年轻时的回忆。
采访者：您给别人看过这些早期作品吗？
艾柯：有可能爸妈瞧见了我正在做什么，但我想我没给别人看过。这就是我独处时的自娱自乐10罢了。
采访者：你曾经谈过在这个时期你也试着写作诗歌。在一篇论写作的文章中，你说过：“我的诗在功能起源和形式构造上都和青春痘差不多。”
艾柯：我想在某个特定的年龄，比如说十五、六岁，诗就好像手淫一样 。但是长大一些之后，优秀的诗人就会把早期的诗作烧掉，而拙劣的诗人则把它们发表出来。幸好我及早抽身了。
采访者：谁鼓励你进行这些文学尝试呢？
艾柯：我的外婆。她是个热切的读者。她只上到小学五年级，但她是市图书馆的会员，她一星期给我带回家两三本书。有情节诱人的肤浅小说，也有巴尔扎克的巨著。在她的眼里，它们并没什么差别——都是引人入胜的故事。而我的母亲，曾经接受过打字员培训，她一开始学过法语和德语，尽管她在年轻的时候博览群书，随着年岁渐长，她变得有些懒散，只读读浪漫小说和妇女杂志。因此我不看她读的书。但是她谈吐优雅，有一种高贵的意大利范儿，她写作很有文采，她的朋友都请她代笔写信。她的语感极佳，虽然她很早就不上学了。我想，我从她那里继承了纯正的写作品味，以及我最初的文风。
采访者：你的作品有多大的自传成分？
艾柯：我认为在某种意义上每部小说都是我的自传。当你虚构一个人物的时候，你就会赋予他或她自己的个人回忆。你把自己的部分性格给了一个角色，另外一部分性格给了另外一个角色。在这个意义上，我并没有写过任何自传，但是我创作的小说就是我的自传。两者之间还是有区别的。
采访者：是不是很多形象是从生活中直接移植到小说里面去的呢？我想到了《傅科摆》里面在墓地里吹喇叭的贝尔勃。
艾柯：这个场景绝对带有自传性质。我不是贝尔勃，但是这件事确实发生在我身上，并且它意义非凡，所以现在我要告诉你我从未提起过的事情。三个月前我花了大概2000美元买了一把高端大气的喇叭。要演奏喇叭，你必须长时间地训练嘴唇。在十二、三岁的时候我吹得还不错，可是我现在已将技艺忘却，吹得不堪入耳。即使是这样，我还是每天都吹，因为我希望回到童年。对于我来说，喇叭见证了我曾经是个什么样的小伙子。我对小提琴没什么感觉，但是看见喇叭我就觉得血脉贲张。
采访者：您觉得您还能吹奏童年时的曲子吗？
艾柯：我吹得越多，我便越能清晰地回忆起儿时的曲调。当然也有一些乐章音调太高太过艰难，我就会反复吹奏好几次。我努力练习，但是我知道我的唇形并不太正确。
采访者：同样的，你是不是也难以找回儿时的回忆了呢？
艾柯：很奇怪，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反而能够想起更多的往事。给你举个例子：我们那里的方言是亚历山德罗方言，一种混杂了隆巴德、艾米兰和吉诺维斯口音的皮埃蒙特地区方言。我不说这种方言，因为我来自资产阶级家庭，我的父亲觉得我和姐姐应该只讲意大利语。然而在父母对话的时候，他们却讲这种方言。所以我完全能够听懂这种方言，但是不会说。半个世纪之后，它却突然从我的身体深处，或从我的无意识中，冒了出来。当我遇到亚历山德的老朋友时，我竟然会说这种方言了！所以随着我人生的时光流逝，我不仅能够记起我忘掉的事情，而且还能忆起我自认为从未学习过的事。
采访者：为什么你决心研习中世纪美学？
艾柯：我接受的是天主教教育，大学时我还是一个全国天主教学生组织的负责人。因此我对中世纪学术思想和早期基督教理论很是着迷。我还曾着手写一篇关于托马斯·阿奎那的美学理论的论文，但是在我完成之前，我的信仰遭受了一次震荡。这和复杂的政治事件有关。我属于该学生组织中较为激进的一方，对社会问题和社会正义比较关注。而右翼势力则受到教皇十二世的庇护。某天，有人指责我们那一方是异端、是共产主义。甚至梵蒂冈的官方报纸也攻击我们。这场事件使我从哲学的角度对我的信仰进行了修正。但是我还是怀着崇敬之心继续研究中世纪和中世纪哲学，更不用说我深爱的阿奎那了。
采访者：在《玫瑰之名》的附录中你写道：“我在每个地方都能看见中世纪的影子，显而易见地，它们覆盖了我的日常生活，那些看起来与中世纪完全不搭调的生活琐碎，实际上都沾染着中世纪的色彩。”您的那些生活琐事，是怎么沾染上中世纪色彩的呢？
艾柯：我的整个一生，有无数沉浸在中世纪之中的经历。比如说，在我准备论文的时候，我有两次在巴黎住了一个月，在国家图书馆里搞研究。我决定，在那两个月里面只在中世纪里生活。如果你简化巴黎的地图，只选择特定的街道，你真的可以生活在中世纪之中。然后你就可以开始像中世纪的人那样去思考、去感觉。比如说，我记得，我的妻子精通园艺，知道世界上几乎所有花花草草的名字，在我写作《玫瑰之名》前她就经常训斥我，说我没有正确看待自然。曾经有一次在乡间，我们生了一堆篝火，她让我去看在树林间飞舞的余烬。当然了，我怎么会在意这种事呢。过了不久，她读到了《玫瑰之名》的最后一章，在此章中我描述的篝火和那天晚上很相似。她说，那天你真的看了那些树林间的余烬呢！我说，我没看，但是我知道一个中世纪的修道士是怎么看余烬的。
采访者：你觉得你会真的很享受中世纪的生活么？
艾柯：如果我真的生活在中世纪，我就活不到现在这把年纪了。我想如果我真的生活在中世纪，我对这段历史的感受将会与现在有很大不同。我宁愿只是想象一下。
采访者：对于一个门外汉来说，中世纪弥漫着神秘遥远的气息。你怎么会对中世纪感兴趣呢？
艾柯：很难说。你为什么会坠入爱河？如果非要我解释，我会说因为这段历史和人们想象的完全不同。对于我来说，它不是一段“黑暗时期”，而是一段光明的时期，是孕育了文艺复兴的肥沃的土壤。这是一段虽混乱无序却又生机勃勃的过渡时期——从中诞生了现代城市、银行体系、大学、关于现代欧洲及其语言、国家和文化的理念。
艾柯：是的，但是人们必须谨慎地对待类比。我曾经写过一篇论文，对中世纪和我们的时代做过某些类比。但是如果你给我50美元，我也会给你写一篇文章来研究我们的时代和尼安德塔人11的时代的相同点。找到类似之处总是很容易的。尽管如此，我还是认为对历史的关注还是意味着对历史和当下进行旁征博引的对类比。我承认我守旧到了古怪的地步，但我仍旧相信，正如西塞罗相信的那样，现实生活要以史为鉴。
采访者：作为一名研究中世纪的年轻学者，你怎么突然搞起语言研究了呢？
艾柯：自从我记事起，我就对交流的意义感兴趣。在美学领域，这个问题是：艺术作品的本质是什么？艺术作品是怎么和我们交流的？我对于后一个问题尤其感兴趣。此外，人类的特有属性之一便是拥有创造语言的能力。结果，我的论文完成之后，我立刻开始在意大利国家电台工作。那时候是1954年，仅在第一个电视广播台出现几个月之后。这就是意大利大众视觉传媒时代的肇始。因而我开始怀疑我是不是人格分裂的那种怪人。一方面，我对实验性文学和艺术中语言表现出来的最先进的功能感兴趣。另一方面，我又对陶醉于电视、连环画、侦探小说。自然，我会扪心自问，我的各种爱好之间是不是差别太大了呢？
采访者：你曾经说过符号学就是研究谎言的理论。
艾柯：我本应该说：“道出了事实的反面”，而非“谎言”。人类可以讲故事、想象全新的世界、犯一些错误，并且我们还可以说谎。语言使这些成为可能。
说谎是专属于人类的能力。一只狗追踪着气味就能追踪痕迹，可以说狗和气味都不会说谎。但是我可以对你撒谎，让你偏离原本计划的方向，然而你却相信了我，就走向了错误的方向。这可能是因为我们依赖符号。
采访者：一些反对符号学成为一个研究领域的人宣称，符号学最终会使一切现实都烟消云散。
艾柯：这种立场我们称之为解构主义。解构主义者们不仅假设所有的事物都是文本——甚至这张桌子也是文本——而且认为人们对每种文本都能加以无限的解释，但是他们仍旧遵循着尼采开创的理念，尼采认为没有事实，只有阐释。相反，我继承了查尔斯·桑德斯·皮尔士的思想，毫无疑问，他是美国最伟大的哲学家，也是符号学与阐释学之父。他说过通过符号，我们可以阐释事实。如果没有事实而只余阐释，那还有什么可阐释的呢？这就是我在《阐释的界限》（The Limits of Interpretation）一文中所论述的。
采访者：《傅科摆》中您写道：“一个符号越晦涩越模棱两可，它就越具意义和力量。”
艾柯：空洞的秘密是强大的。人们经常提到共济会的秘密。到底什么是共济会的秘密？无人知晓。 只要它保持着这个空洞的状态，人们就能用各种可能的概念将它填满，它就具备了力量。
采访者：您觉得你符号学学者和小说家这两个身份是完全分离的吗？
艾柯：这看起来可能很不可思议，但写小说时我从不去想符号学，之后我让其他人去做这部分工作。 而他们的成果总令我惊异不已。
采访者：&n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