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蓝熊船长 原文地址：newyorker.com
1．
据我所知，唯一的一位给甲壳虫乐队的歌曲“昨天”（而且用的是地道的关西方言，丝毫不差）填上日文歌词的，是一个名叫木樽的家伙。他经常是洗澡的时候扯着嗓子唱出自己的版本
昨天
是明天的前两天，
前两天的后一天。
开头是这样的，据我回忆，但我很久没听了，接下来如何唱法已经不拿不准了。从头到尾，木樽君的填词儿几乎毫无意义，都是与原版没有丝毫关系的废话。话虽如此，那熟悉可爱的旋律和着愉悦的关西话——你可以称其为悲伤的反面——构成奇异的组合，是对一切音乐构成的强烈背反。至少，我听起来如此。那时，我就会摇头倾听。我可以对其发笑，但我也读出其间隐藏的意味。
我第一次见到木樽君是在早稻田大学正门附近的一家咖啡馆，我们都在那儿打零工，我在厨房，木樽君当服务员。门店关闭的时间里我们经常聊天。那时我们都是二十岁，生日相隔几星期。
“木樽君，这名字可不常见啊，”一天我说到。
“是啊，毫无疑问，”木樽君用他那浓重的关西口音回答道。
“乐天垒球队有个投手也叫这个名字。”
“我们两个没有关系。不是很常见的名字，尽管，你瞧，谁知道呢？也许其它地方有联系。”
我当时是早稻田大学二年级的学生，在文学系。木樽君没有通过入学考试，就去参加了一个考前强记班。他又没通过考试，看看他是怎么做的，这种结果不用猜也知道。他根本没费劲儿去学习。一有时间，他就大量阅读，不过全是些与考试无关的东西——一本吉米·亨德里克斯的传记，将棋棋谱，《宇宙从何而来？》，诸如此类。他告诉我，他是从东京大田区父母家通勤去强记班的。
“大田区？”我吃惊地问道。“我还以为你是关西人。”
“根本不是。田园调布，土生土长的。”
这可真让我发蒙。
“那你为什么一口关西腔？”我问。
“我习得的。下定决心学习。”
“习得的？”
“是呀，我努力学习，明白？动词，名词，发音——一切一切。就像学英语或法语。去关西练习，甚至。”
就是说有人像学外语一样的学关西方言？那对我来说可是新鲜事儿。这又让我再一次认识到东京之大，有太多我不知道的事情。使我想起小说《三四郎》，典型的乡下小子混在东京的故事。
“从小时候起，我就是阪神虎队的球迷，”木樽君解释道。“每次他们来东京比赛我都去看。但我一到阪神队的看台张口说东京话就没人愿意理我。不能加入，明白吗？所以我想好了，我得学关西话，我可是够努力的。”
“那就是你的动机？”我难以相信。
“正确。全是为了虎队，”木樽君说道。“现在我说的全是关西话——在学校，在家，甚至在梦里。我的方言几乎完美，你不觉得？”
“绝对的。我就确信你是关西人，”我说。
“如果我像学关西话那样准备入学考试，就不会像现在这样两次通不过了。”
他说的不错。就连他的自我评价也是关西式的。
“那么你是哪的人？”他问。
“关西。神户附近，”我说。
“神户附近？什么地方？”
“芦屋，”我回答道。
“哇噢，好地方。你一开始怎么不说？”
我的解释是。人们问我是哪的人时，我回答芦屋，他们就认为我必定家里很有钱。但芦屋什么类型的家庭都有。我的家庭就是那种不很富有的类型。我父亲在制药公司，我母亲是图书管理员。我们的房子不大，车子是乳白色的丰田卡罗拉。所以人们问我是哪的人时，我总是回答“神户附近，”这样他们就不会对我有那么多想当然的想法了。
“伙计，听上去你和我一样，”木樽君说。“我家在田园调布——相当高档的地区——但我家在最破的地方。房子也一样破旧。你应该哪天来看看。你就会，像……
这就是田园调布？天哪！但为那个担心完全没有必要，是不是？就是个地址。我正好相反——开口就说我住在田园调布。就像是在问，怎么样喜欢那里吗，嘿？”
这让我印象深刻。那以后我们成了朋友。
2.
直到高中毕业，我只讲关西方言。但来东京一个月，我就是一口流利的标准东京话。我适应得这么快，自己都有点儿吃惊。可能我有一种变色龙的特质。或者我的语感比大多数人强很多。无论如何，现在没人相信我实际上是关西人。
我停止讲关西话，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想成为一个完全不同的人。
当我从关西来到东京开始我的学业时，在来时的高速列车上的全部时间里，我都在脑海里回顾我这十八年的生活，我发觉每件发生在我身上的事都是那么令人不堪。我一点儿不夸张。我不想想起任何事——那太没有价值了。我回想得越多，就越恨我自己。倒不是因为我一点儿美好的记忆都没有——有。一点点幸福的经历。但如果将全部经历相加，那些令人羞愧的，痛苦的部分远远超出其它的。当我想到我是如何生活的，如何接近生活的，全是些老套的，糟糕的无谓的经历。无法想象的中产阶级的垃圾，我想把它们收拾到一起扔到一个抽屉里。或者点上火看着它化作青烟（尽管是不是青烟我无法想象）。无论如何，我要抛弃过去，在东京作为一个全新的人开始新的生活。抛弃关西方言就是一个切实的（也是一个象征）完成这一转变的方法。因为，说到底，我们的语言定义了我们是谁。至少，在十八岁的我看来，那是个途径。
“难堪？有什么难堪的？”木樽君问我。
“全都是”
“和父母相处不来？”
“我们相处得不错，”我说。“但还是难堪。和他们在一起就让我觉得难堪。”
“你很怪，知道吗？”木樽君说。“什么让你觉得和父母在一起很难堪？我和父母相处可开心呢。”
我真的无法解释。拥有一辆乳白色的卡罗拉有什么不好？我说不出来。我父母不在面子上花钱罢了。
“我父母总是管我，因为我学习不够多。我恨这个，但你又能怎样？那是他们的工作。你要越过去看，你知道吗？”
“你可是够随遇而安的，是不？”我说。
“有女朋友吗？”木樽君问。
“现在没有。”
“那就是以前有喽？”
“直到不久以前。”
“你们分手了？”
“正确，”我说。
“为什么分手？”
“说来话长。我不想纠缠。”
“她对你不闻不问？”
我摇摇头。“不，并非完全不闻不问。”
“所以你们就分手了？”
我想了想。“那是一部分原因。”
“但她让你进三垒了？”
“在三垒边儿上转。”
“你到底到哪里了，精确点儿？”
“我不想谈那个，”我说。
“那是你提到的令人难堪的事情之一？”
“是的，”我说。
“伙计，复杂的生活，你了解了，”木樽君说。
3.
我第一次听到木樽君唱他那版的“昨天”是他在位于田园调布的家（并非像他描述的那样，简陋的房屋在简陋的地方，而是一个普通的房屋在普通的地方，老房子，但比我在芦屋的房子要大，各方面都不引人注目——而且，碰巧，车道上停着的是海蓝色的高尔夫，新款）中的浴室里唱的。木樽君一回到家，他马上扔掉所有东西，跳进浴室洗澡。一旦他进到浴盆里，就再不出来了。所以我经常拉一把高脚凳到挨着的换衣间坐在那里。隔着拉开一寸左右的拉门和他说话。那是唯一避免听到他母亲的唠唠叨叨（都是些对她那怪异的儿子的抱怨，还有他需要多学习）的办法。
“那些词儿毫无意义，”我告诉他。“听上去就像你在拿‘昨天’取乐。”
“别较真儿。我没在取乐。就算是，你应该记得约翰喜欢废话和字母游戏。对不？”
“但是‘昨天’是保罗写的词曲。 ”
“你确定？”
“百分之百，”我声明道。“保罗写了那首歌并且在录音棚里自己用吉他录制的。弦乐四重奏是后加上的，但根本不包括其他乐队成员。他们觉得那首歌对‘甲壳虫’来说太轻柔。”
“真的吗？我可不知道那么专业的知识。”
“那不是专业知识。那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我说。
“管它呢？那都是细节，”木樽君的声音平静得仿佛来自云端。“我在自己家的浴室里唱。不是录制专辑或者别的什么。我没有侵犯任何版权，或者冒犯神明。你无权抱怨。”
他接着进入和声，他的声音高亢又清晰。他高音飙得非常好。我能够听到他撩起洗澡水伴奏的声音。我都想和他一起高歌鼓舞他了，可我就是做不到。坐在那里，隔着一扇玻璃门同泡在浴缸里已经一个小时的他一同合唱可不是那么有趣的事。
“但你怎么能泡那么长时间呢？”我问。“没有泡得全身鼓起来？”
“我长时间泡澡的时候，各种灵感都找上门来，”木樽君说。
“就像给‘昨天’改词儿？”
“嗯，那只是其中一种，”木樽君说。
“与其花这么多时间在澡盆里想灵感，是不是应该为入学考试学习学习？”我问。
“天啊，你真让人沮丧。我妈说的就是这些。你能不能年轻点儿，比如，声音明智点儿或者别的什么？”
“但你已经啃了两年书本儿。你不厌倦吗？”
“当然。我当然想快点儿上大学。”
“那为什么不努力？”
“就是啊，”他说，拉长声音好似费力地吐字。“如果我行，我早就做到了。”
“大学很无聊，”我说。“我进入大学就完完全全失望了。但不上大学只会更无聊。”
“非常中肯，”木樽君说。“我无路可退。”
“那为什么不学习？”
“缺少动机，”他说。
“动机？”我说。“可以同女朋友一起约会不是很好的动机吗？”
有一个木樽君从小学起就认识的女孩儿。可以说是青梅竹马。他们在学校是同年，但和他不同，她高中一毕业直接升入上智大学。她现在专业是法国文学还加入了网球俱乐部。他给我看过她的照片，漂亮得不行。身材优美表情动人。但这些日子两人不常见面。他们约定在木樽君通过入学考试之前最好不要约会，这样他好集中精力学习。是木樽君提出来的。“好吧，”她说，“如果你要那样。”他们电话打的很多，但见面最多一个星期一次。而且见面也只是简单探访而非通常的约会。他们一起喝茶谈谈彼此都在做什么。握着彼此的手，蜻蜓点水般地亲吻，那就是全部了。
木樽君谈不上帅气，但外表令人愉悦。他身材苗条，发式和衣着简约入时。只要他不开口，你会认为他是个敏感的，成长环境优越的城市男孩儿。他唯一可能的缺陷就是他的脸，有点过于细腻平滑，给人一种没有个性或是犹犹豫豫的感觉。但他一开口所有这些正面印象全部崩塌犹如活泼的拉布拉多猎犬捣毁的沙丘。人们惊愕于他的关西口音，仿佛觉得还不够，他的关西话还要更加抑扬顿挫些。这些与他的外表不相称的地方差距巨大；就算是我，一开始，也多少有点儿应付不来。
“嗨，谷村君，没有女朋友你不寂寞吗？”
“我不否认，”我告诉他。
“那和我的女孩儿出去如何？”
我不懂他的意思。“你说什么？和她……出去？”
“她非常不错。漂亮，诚实，聪明。你和她出去，你不会后悔的，我同意的”
“我肯定不去，”我说。“但为什么要我和你的女朋友一起出去？没有道理。”
“因为你人不错，”木樽君说。“不然我不会有此建议。绘里香和我到现在差不多共度了一生。我们似乎是天生一对，周围的人都这么认为。朋友、父母、老师。一对亲密的伴侣，形影不离。”
木樽君绞着双手解释到。
“如果我们都顺利升入大学，我们的生活就会暖意融融，但我搞砸了入学考试，现在我们。我不确定为什么，清楚地，但事情变得越来越糟。我谁也不怨——都是我的错。”
我默默地听他说。
“所以我有点分裂成两个人，”木樽君说。他分开两手。
“怎么回事？”我问。
他看了一会儿自己的手掌然后说道。“我的意思是，一个我有点儿……担心，知道吗？我的意思是，我上着该死的强化班，为那该死的入学考试学习，而绘里香正在参加大学舞会。打网球，不管什么。她会认识新朋友，可能还在约会某个新男友，据我所知。我想到这一切，我觉得自己被抛下了。就像坠入云雾。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差不多吧，”我说。
“但另一个我又觉得，好像……解脱？如果我们还像以前一样，没有任何问题或波折，完美夫妻顺利共度此生，就像……我们大学毕业，结婚，我们完美的婚姻，人人都觉得幸福，我们成了典型的四口之家，让两个孩子上田园调布传统优秀的小学，周末一起去多摩川游玩，滴滴答，滴滴答……我不是说这种生活不好。但我想知道，你懂的，如果生活真的应该那么容易，舒适。也许最好分开一段时间，如果发现彼此真的不能没有对方，再回到一起。”
“所以你是说事情太顺利舒服就成了问题。对吗？”
“是啊，凡事都得有个度。”
“但为什么非得我和你的女朋友一起出去？”我问。
“我想，如果她要和别的男孩儿一起出去，那最好是你。因为我了解你。你能给我，比如……最新战况。”
那对我不起作用，尽管我得承认我对和绘里香见面感兴趣。我也想知道，为什么像她那样漂亮的女孩儿会愿意跟木樽君那样的怪人在一起。我在陌生人面前总是有点儿腼腆，但我从不缺乏好奇心。
“你和她走了多远？”我问。
“你是指性？”木樽君说。
“是啊。你们是不是从头到尾？”
木樽君摇摇头。“我就是不能，明白？她小时候我就认识她，就是有点尴尬，你懂的，做得像我们刚刚开始，脱她的衣服，爱抚她，触碰她，不管什么。如果是别的女孩儿，我想就不会有问题，但把我的手放进她的内衣里，甚至就是想想要和她做——我不知道——就觉得不对劲儿。你明白？”
我不明白。
“我说不好，”木樽君说“比如，当自慰时，想着的那个女孩儿，是吧？”
“我想是，”我说。
“但我不能想象是绘里香。觉得那不对，明白吗？所以那时候我想着别的女孩儿。我不怎么喜欢的。你怎么看？”
我想了想，但得不出结论。别人的自慰习惯超出的理解能力。我自己的事儿还有搞不懂的呢。
“不管怎样，我一起出去一次，我们三个，”木樽君说。“然后你再考虑考虑我的建议。”
4.
我们三个人——我，木樽君，他的女朋友，全名栗谷绘里香——一个星期六的下午，在田园调布车站附近的一家咖啡馆会面了。她几乎和木樽君一样高，举止优雅，身着熨烫平整的短袖白衬衫，下着海蓝色迷你裙。全然一名典型的令人尊敬的上城的大学生。她像照片上一样迷人，但真正吸引我的更多的是她那种由内内外自然生发的活力。她与木樽君完全相反，相比之下木樽君要略逊一筹。
“真高兴秋吉君有了一位朋友”，绘里香告诉我。木樽君姓秋吉。她是唯一称呼他秋吉君的人。
“别夸张。我朋友多得是，”木樽君说。
“不，你不是，”绘里香说。“像你一样的人不会交朋友。你出生在东京，但却满口关西话，一开口全是那些恼人的阪神虎队和将棋棋谱。你这样的怪人没法和正常人打交道。”
“好吧，你非要这么认为，那这家伙也是一个怪人。”木樽君指了指我。
“他是芦屋人，但只说东京话。”
“那正常多了，”绘里香说。“至少比反过来要常见得多。”
“停！——那是文化歧视，”木樽君说。“文化是平等的，要知道，东京话不比关西话强。”“也许是平等的，”绘里香说，“但明治维新以来，东京话已经成为日本语的标准了。有什么人把《弗兰妮和祖伊》翻成关西话吗？”
“要是有，我肯定买一本，”木樽君说。
我可能也会买，心想，但没有吭声。
明智地，让我们不至在那个问题里纠缠，栗谷绘里香改变了话题。
“我们的网球俱乐部里有一个女孩儿也是芦屋人，”她转向我说。“樱井荣子。你说不定认识她？”
“我认识，”我说。樱井荣子瘦高个儿，父母经营一家很大的高尔夫球场。高傲，平胸，鼻子很滑稽，个性不是特别突出。网球一直是她拿手的项目。如果我再见不到她，对我来说有点儿太快。
“他人不错，现在还没有女朋友，”木樽君对绘里香说，“他长得不错，举止得体，见多识广。他干净整洁，像你看到的，而且没有任何疾病。是个有前途的年轻人，我敢说。”
“好了，”绘里香说。“我们俱乐部里有些新人真的很可爱，我会高兴介绍他加入的。”
“不不不，你误解了，”木樽君说。“你……愿意和他一起出去吗？我还进到大学里，我也不能以我喜欢的方式和你一起出去，代替我，你愿意一起出去……和他。那我就不用担心了。”
“你说什么？什么不用担心？”绘里香问。
“我的意思是说，你们两个我都认识，你们两个一起出去比你和我没见过的男孩儿一起，我感觉会好得多。”
绘里香瞪着眼睛看木樽君，就像她不很确定自己看到的。最后，她说。“就是说，你说要我和在座的谷村君一起出去，而不是别的男孩儿，那样就好？你正在郑重其事地建议我们一起出去，约会？”
“嘿，这不是什么可怕的主意吧？还是你已经和别的男孩儿约会了？”
“没有，没有别人，”绘里香用平静的声音说。
“那为什么不和他约会？会是一种文化交流。”
“文化交流，”绘里香重复了一句。看了看我。
那种情况，我说什么都不会有帮助，所以我保持沉默。我受拿着咖啡匙，研究着上面的图案，犹如一位正在精研一件来自埃及古墓里的艺术品的博物馆馆长。
“‘文化交流’？那是什么意思？”她问木樽君。
“比如，接纳别人的观点对我们并不坏……”
“那就是你的‘文化交流’？”
“嗯，我是说……”
“好吧，”绘里香坚定地说道。彼时彼地桌上若有一支铅笔，我可能会拿起来一折两段。“如果你觉得我们应该做，秋吉君，那好。就让我们来个文化交流。”
她啜了一口茶水，把茶杯放进茶碟，转向我，一笑。“既然秋吉君给了我们建议，谷村君，我们约会吧。听起来很好玩儿。你什么时候有时间？”
我说不出话。关键时刻找不到话说是我众多缺点之一。
绘里香拿出一个红色皮面记事本，打开，看看她的日程。“这个星期六怎么样？”她问。
“我没有计划，”我说。
“已经是星期六了。我们去哪？”
“他喜欢电影，”木樽君告诉她。“他梦想有一天能写电影剧本。”
“那我们就去看电影。类型呢？你来选，谷村君。我不喜欢恐怖片，其它的都可以。”
“她是个真正的胆小鬼儿，”木樽君对我说。“小时候我们去横滨的鬼屋，她攥着我的手还…”“看完电影我们一起去美餐一顿，”绘里香说，打断了木樽君。“你想好时间和地点，给我打个电话？”
那时候我还没有电话（那是手机出现之前很久的时候），所以，我给了她我和木樽君打零工的咖啡馆的号码。我看了一眼我的表。
“对不起，我得走了，”我说，尽量表现着喜悦。“我明天之前有一个报告要交。”
“不能等？”木樽君说。“我们刚刚到这儿。为什么不呆在这儿，我们好多聊聊？街角处就有家不错的面馆。”
绘里香没发表意见。我把我那份儿咖啡钱放在桌上，站起身。“报告很重要，”我解释道，“所以我真的不能耽误。”实际上没那么重要。
“我明天或者后天给你打电话，”我告诉绘里香。
“我会一直期待着，”她说，双唇升起灿烂的微笑。一种，至少在我看来，多少好到有点儿假的笑容。
我离开咖啡馆向车站走去，心里想着我这是在干什么。在事情结果面前左思右想——在一切已成定局之后——是我另一个年深日久的毛病。
5.
周六，绘里香和我在涩谷见了面，在纽约电影院看了伍迪·艾伦的电影。不知为什么，我有一种感觉，她会喜欢伍迪·艾伦的电影。而且我十分确信木樽君从未带她看过一部。幸好，那片子不错，我们离开影院时都感觉愉快。
我们在日落大道逛了逛，就去了樱丘的一家意大利餐馆，吃披萨喝了基安蒂。那是家比较随意价位适中的餐馆。灯光昏然，桌上放着蜡烛。（那时候多数意大利餐馆桌上都有蜡烛和格子花纹的桌布。）我们聊了所有的事情，就是两个二年级大学生初次约会聊到的那些（假定你把这叫做约会的话）。刚刚看过的电影，各自的大学生活，爱好。我们的交流比我预想的要好得多，期间她甚至还放声大笑了好几次。我可不想听着像在吹嘘，我好像有某种让女孩儿笑的本事。
“听秋吉君说，你和高中的女朋友分手不长时间？”绘里香问我。
“是的，”我答道。“我们相处差不多三年，但没有结果。不幸的是。”
“秋吉君说，没有结果是因为性。她没有——我该怎么说？——给你你想要的？”
“那是部分原因。但不是全部。如果我真的爱她，我想我会有耐心。如果我真的确信我爱她，我是说。但我不是。”
绘里香点点头。
“就算我们走完全程，结果很可能还是一样，”我说。“我想那是难免的。”
“那对你来说痛苦吗？”她问。
“怎样的痛苦呢？”
“原本有伴儿，一下子没有了。”
“有时候，”我坦白地说。
“但是或许那种艰难孤独是年轻时必须经历的？是成长的一部分？”
“你这么认为？”
“严冬让树木更顽强地生长，内里的年轮更加紧实。”
我努力想象内心的年轮。但我只想到了年轮蛋糕，里面有一圈圈年轮的样子。
“我同意人们生活中需要那样的岁月，”我说。“要是他们知道那样的日子总会结束就更好了。”
她笑了。“不必担心。我知道你不久就会遇到一个好的。”
“希望如此，”我说。
我在吃披萨时，绘里香考虑着什么。
“谷村君，我想要听听你的意见。好吗？”
“没问题，”我说。这又是我的一个弱项：刚认识的人就某个重要问题向我问建议。而且我非常确定绘里香要问我建议的肯定不是什么开心的问题。
“我困惑了，”她开口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