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迈克尔·谢尔默（Michael Shermer，译者注：《怀疑论者》杂志主编）
《怀疑论者》杂志——2008年11月（第14卷，第三期）
译者文前注：本文中The Institute for Historical Review（IHR）是美国一个反犹太主义的伪学术组织，与新纳粹主义的有关组织联系密切。该组织否认纳粹对犹太人和其他一些受害民族进行大屠杀的重要事实。很多学者认为，IHR是否认大屠杀的国际性领导组织（参见维基百科The Institute for Historical Review词条），文中被驳斥者Mark Weber即IHR的总监；David Irving乃臭名昭著的英国历史学家，曾因否认大屠杀在奥地利被判入狱3年。
2008年6月24日，星期六（原文如此），加利福尼亚南部的一个海滨城市，科斯塔梅萨。八十来个人挤在一个小小的会议室里，都是些大卫·欧文以及马克·韦伯的历史复查学会的拥泵、跟屁虫、走狗和资助者。扩音器坏掉了，空调却在隆隆作响，这给许多已经七老八十的出席者造成了极大的妨碍。他们来到这里，就是想听听他们的修正主义英雄不得不说的那些事儿，他们那永远最爱的消遣：希特勒和纳粹，犹太人和大屠杀，还有二战和西方的没落。不过，围绕着这些话题一个新的修正主义正在悄然抬头。先来看看下面三个简短的摘录：
“西方正在死去！看看我们的过往今来，了然可见。就一个世纪的时间，欧洲大陆上所有的大家族都已倒下。曾经统治世界的帝国都成了过眼烟云。除了信奉伊斯兰的阿尔巴尼亚，没有哪一个欧洲国家的出生率可以支撑自己安然走完这个世纪。作为世界人口的一部分，拥有欧洲血统的人口数量已经连续三代缩减。由于来自第三世界的人口入侵，由于我们没有抵抗，每一个西方国家，其所拥有的本质特征正在被别人涂抹更改，已然无法回头。我们正在慢慢地从地球上消失。”
“一百年前，西方曾统治世界，在欧洲反反复复自相残杀了一百年之后，那已成了不可追的前尘往事。一百年前，西方和东方的分界大概是在波黑一线，现在来看这条分界线已经贯穿到了每一个欧洲城市。这不是说在这些新的断层线上就必然会发生冲突，而是说如果历史再像二十世纪这样发展下去我们那脆弱的文明大厦很快就会土崩瓦解。在一些城市，不同的种族之间，不是拥有相同的信仰、拥有相同基因，就是都说着同样的语言，看上去已经融合得非常好了，但即便是这样的地方，也依然逃脱不了文明崩塌的终章。”
“贝尔塔·冯·苏特纳男爵夫人，《放下武器》（Lay Down Your Arms）一书的作者，欧洲反战运动的奠基人，也是炸药制造商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的朋友。那是1892年的八月，诺贝尔对刚刚在柏林参加完第四届世界和平会议的她说道：‘要让大家不再打仗，比起你的那个大会，搞不好我的厂子还来得快些。’诺贝尔还说：‘等有一天两支军队可以在一秒钟内就消灭对方的时候，估计就没有哪个文明国家再敢打了，说不定还会把军队给解散了。’”
那场正义的战争是不必要的吗？
上面这些言论既不是来自大卫·欧文，也不是来自马克·韦伯，更不是来自那些极端分子。第一段话是三次总统候选人、政治分析家帕特里克·布坎南（译者注：奥巴马经常提到他）所著《丘吉尔，希特勒，不必要的战争》（Churchill, Hitler, and the Unnecessary War）一书的开篇之语，该书主要是历史评论和社会评论，于今年出版，曾登上纽约时报的畅销书榜，还被6月23号的新闻周刊选做封面故事。第二段话来自哈佛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译者注：不熟悉的建议维基一下，这个家伙很出名）2006年的划时代历史巨著《世界战争》（The War of the World）的结语，PBS还根据这本书的内容拍了一部3集的纪录片。第三段话是尼可尔森·贝格2008年的反战新书《人类烽烟》（Human Smoke）的第一段引言，这本书受到了政治评论家们和脱口秀主持人们的广泛关注和讨论，也为它能够上纽约时报的畅销书榜推了一把。马克·韦伯坚定地认为，这三段话都代表了历史修正主义已成为主流。
这个新的修正主义的目的，一是要把“正义的战争”解构重造成“不必要的战争”（布坎南）；二是要把两次世界大战糅合成一场长时间的、本来是可以避免的（如果当时的英国不理会德国的话）种族冲突和经济冲突（弗格森）；三是要证明，对于这场战争——可以说，这场战争并没有给最需要它的人带来什么助益——的爆发及实施，从道德上来说同盟国和轴心国两个只是半斤八两（贝格和弗格森）。韦伯的演讲“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正义之战’神话”实际上只是拾这三个主流历史学家的牙慧，虽然按照韦伯的说法他的讲演稿是在这三本书出版之前完成的。韦伯还说，其他的事暂且不论，反正这类关于二战的修正主义可以追溯到1950年代，那个时候查尔斯·比尔德（Charles Beard）和A.J.P.泰勒（A.J.P. Taylor）这些硕望宿德的专业史学家就已经对二战是一场“正义之战”这个被广泛认同的观点提出了质疑。（译者注：academic history，称为学院派史学或专业史学，以区别于上世纪60-70年代在美国出现的public history，即公共史学；专业史学简单讲即为传统史学，注重理论研究；公共史学作为新兴学派，较为注重现实指导和服务社会。涉及专业术语，详细请维基。）
韦伯认为有必要进行修正，或是被韦伯称之为神话的观点有以下几个：
——第二次世界大战把自由和暴政摆到了势不两立的位置。
在韦伯看来，真实的情况是同盟国囊括了地球上最专制的国家——不列颠，以及地球上最残暴的国家——苏联：
“1939年战争爆发的时候，不列颠掌控着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殖民帝国，其强行统治的人民数量以百万千万计，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美国另一个伟大的战时盟友苏联，不管怎么客观地评价，都是当时最残暴或是最压迫人民的政权，论独裁统治的苛残凶戾，希特勒的德国都难望其项背。”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我们见证了正义战胜邪恶。
韦伯认为事实上同盟国的正义和他们敌人的邪恶根本无从区分。韦伯：
“事实上，同盟国的罪行同样罄竹难书。英美对德国城市的联合轰炸（这就是一场恐怖主义活动，夺走了不下50万平民的性命）；在东欧和中欧对数百万平民绝根灭种的‘种族清洗’；战后对德国战俘大规模的虐待。如此种种，都在单子上。”
——同盟国阻止了希特勒称霸世界。
正好相反，后来走上统治世界之路的恰恰是美国、苏联和英国。韦伯：
“统治世界，这本是三位盟国领导人控诉德国、意大利和日本这些轴心国的领导者所图谋不轨的事情，而最终完成这件事的，却正是他们三位。1942年在华盛顿的一次会议期间，罗斯福总统曾直言不讳地对苏联的外交部长说：‘美国、英国和苏联，也许还有中国，应该把全世界的治安维持起来，而且要加强监督，（对其他所有的国家）进行强制裁军’。为了保证战后各大赢家对全球的统治，‘三巨头’遂建立了联合国这个组织来充当永久性的世界警察。”
在韦伯看来，小规模的局部冲突遍及世界、间或不断，可一直以来就连这样的小火苗联合国都扑不灭，想想我们就知道这个世界警察的表现有多么的糟糕。
二战中的道德等同问题
沿着这个新的修正主义的道路向前，这些历史学家对“德国和日本战败，从中受益的到底是谁？”这个问题进行了重新审视。按照韦伯的观点，这场战争虽然让美国崛起并成为了世界领先的军事、经济和金融强国，但它给欧洲和西方所带来的，却是一场文明和文化的长期倒退。为了支撑自己的这个观点，韦伯拉来作证的不是别人，正是飞行英雄、秘密纳粹党员、美国第一次孤立主义运动的思想领袖查尔斯·林德伯格（Charles Lindbergh）。二战结束25年后，林德伯格哀叹道：
“从军事上讲我们赢得了战争，但是把视野再放开一点，我觉得我们是输了，因为西方文明再也不像以前那么受人尊重了，也不像以前那样安全了。为了打败德国和日本，我们助涨了更大的威胁，俄罗斯和中国——在如今这个核武时代和我们分庭抗礼的，就是他们。波兰没能保得住……我们的西方文化有很多都被毁掉了。亿万年时间万千代传承造就的基因遗传，在我们这里断掉了……我很担忧，第二次世界大战有可能是我们西方文明崩溃的开始，因为它已经是人类最伟大的帝国崩垮的铭碑。”
基因遗传的形成需要千世万代？难道林德伯格的意思是说一个雅利安的基因遗传就把除它之外的所有西方民族都给排除在外了？也许他的德国老婆还有孩子——给掩饰了几十年，最近才被揭穿，讽刺的是，就是通过基因测试才被发现的——知道答案吧。
尼尔·弗格森在《世界战争》中也拿亲德的林德伯格来当垫子。林德伯格回忆一个步兵上校曾跟他说：“对日本俘虏，或是想要投降的日本兵，我们的人抬枪就射，也不会觉得有什么。”林德伯格还说：“在他们眼里小日本还不如一头畜牲。”他们？林德伯格指的是谁？很明显，就是他的美国同志们，现在则又包括了“其他的一些人”。在弗格森的纪录片中，同盟国轰炸汉堡（3.5-5.5万人死亡）、德累斯顿（3.5万人死亡，译者注：德国东部重要城市）、广岛（14万人死亡）和长崎（8万人死亡）的画面一一掠过，画外音中弗格森说道：“日本人死战到底，因为他们确信，美国这群野蛮人无论如何都要把他们杀掉，无情地杀掉。”
修正主义很早就得出了这样一些道德等式：奥斯维辛=德累斯顿，特雷布林卡=广岛。（译者注：特雷布林卡也在波兰，也有一个集中营，死在那里的人比奥斯维辛少不了多少。）这个调子在修正主义的书本里面唱了不知道多少遍了，现在倒好，一个哈佛的历史学家也掉进圈套里了。希特勒“给整整一个种族来了个致命一击”并且还想重新绘制整个欧洲的人种地图，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德国人需要在东方开辟更多的生存空间，而这就意味着对现有居民的“驱逐和灭绝”，对此弗格森是承认的，不过之后他就转到了道德等同的论证上面：
“奥斯维辛，在这里发生的一切是那么的骇人听闻，所以当美国的英国的还有俄罗斯的观光客们来到这里的时候，搞得他们还有那么一点儿的满足——正是为了对抗希特勒，同盟国才掀起了这么一场正义之战。有件事却太容易让人忘记了，为了赢得胜利同盟国照样还不是对无辜的男人、女人和孩子施了死刑，不过是方式不一样罢了。这场战争的双方，不能简单地以邪恶与正义而论，而是邪恶，与次一点儿的邪恶。”
英国和美国是如何变成洪荒凶兽的？其专制残暴居然和他们誓要击败的法西斯国家不相上下。
“为了赢得这场世界战争，西方国家发现他们不得不与专制暴政为伍，不得不在自己的国家实行多方面的极权统治，不得不采用某些战争手段——在意图上，要不然就是在效果上，已经和他们的敌人最最让人心寒的战争手段差不了多少了。
最后要给同盟国与轴心国道德上的完全等同下断语的时候，弗格森却退缩了。他缩是缩了，说的话却是不清不楚，让人极不舒服：
“我们让自己和一个从头到脚都跟希特勒一样残忍的独裁者成为了盟友。我们采用了我们自己曾经痛斥为没有道德底线、残杀俘虏和屠戮平民的战争手段。然而，这一切并不是就意味着奥斯维辛和广岛之间存在着某种简单的道德等同。轴心国的政府如果没有发动侵略战争，他们的城市就绝不会遭到轰炸。同盟国如果没有不择手段也要赢得胜利的决心，轴心国可能还在继续杀人。但是，1945年的胜利是不洁的胜利，我诚以为然，当然，如果这场胜利从各方面来说都确实是一场胜利的话。”
这个道德等同的调调看似独特，其实只是故伎重演：大卫·欧文在他1971年的书作《天启1945：德累斯顿的毁灭》中已经提出了相同的东西。欧文把德累斯顿受到的攻击称为“欧洲历史上最残暴的一次大屠杀。”随即他就问道：“德累斯顿与奥斯维辛，两者之间有共同之处么？”他的回答同样举起了道德的巨锤，但有着细微的差别：“在我看来，两者都给了我们这样一个教训：战争，和平也不例外，其真正的罪行不是种族灭绝，而是对无辜者的屠戮，因为种族灭绝罪暗含了一个要求，就是对于某个被选择出来的种族，我们的子孙后代们还保留了那么一份怜悯和哀悼之情。给奥斯维辛画押定罪的，绝不是受害者们的犹太人身份，而是他们的无辜。”
荒其大谬。是的，在追求胜利的过程中同盟国是杀了无辜的人，但是在同盟国胜利之时就停止了。德国人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在欧洲胜利日被终止了，日本人对中国人的种族灭绝在对日战争胜利日被终止了。在奥斯维辛和南京的杀戮也都被终止了。同盟国杀人是为了阻止轴心国杀人，再也没有其他原因。轴心国杀人却是为了地域扩张，为了政治控制，为了经济强权，为了种族净化，还有就是为了高兴，如果没有同盟国，还不知道轴心国要杀到哪一天去。任何人，要是不能区分这当中的差别，还有什么资格去研究历史？
文明的没落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不是一场胜利，是不是一场不洁的胜利，又或是根本就没有什么胜利可言，对二战其意义的修正，新修正主义者们更深一层的追问是什么？让我们回到这个问题的，是《西方的没落》（the Decline of the West，译者注：二十世纪初德国著名历史学家、哲学家、历史形态学创始人斯宾格勒的巨著，书中曾预言了西方文化终将走向没落）。新修正主义的书作用大号字体的副标题传递出了更深精神层次上的忧虑：“不列颠如何丢掉了帝国，西方如何失去了世界”（布坎南），“二十世纪的冲突和西方的没落”（弗格森），以及“二战开始，文明终结”（贝格）。斯宾格勒那振聋发聩的吼叫在上面这些叙述中仍然余音未歇。我曾问过韦伯在西方的没落中到底有什么。“首先，有一个种族退化的倾向。”他说的时候连点儿识时务的伪装都没有。他说道：“平均智力水平正在下降。每一个地方，受教育程度最高、最有教养的人他们的孩子却最少。音乐也好，建筑也好，艺术也好，都在衰退。文化中普遍存在不谐的现象。”
他继续说道“此外，一个健康的社会应该是一个有凝聚力的社会。”那是什么意思？他解释道：“种族及其划分。”种族划分，就是有着共同信仰的一群人吗？就像有一样的宗教信仰那样？“不。举个例子，伊拉克人就有着一样的宗教信仰，但是他们的社会是没有凝聚力的。我的意思是从种族或是从基因上来说，应该有聚合性。”例如？他说道：“好吧。有报道说丹麦人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无疑在这方面一个关键的因素是丹麦人种族族群的凝聚力。”但是美国非常地成功啊——全世界最富有、最成功的国家——但我们却是一个人种上多元化的社会。“美国的历史及其传统，一个最重要的事实就是它是欧洲人来定居的。”
反事实的历史“假如”是在玩火，但是拿来梳理过去的原因变量还是有点用处的。这就是尼尔·弗格森在他1999年的修正主义史学《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的悲悯》（World War I, The Pity of War）中努力要做的事情，书中他违反事实地提出，假如英国1914年保持中立，一个欧洲内部的小冲突就不会升级成世界大战，弗格森认为这“绝对是现代历史中最大的过错。”假如没有第一次世界大战，百万计的生命将得以幸存，1917年的不敢翻革命就不会发生，不敢翻主义也就只是留在不敢翻的笔下而已，那么欧洲就不会遭到那个极具毁灭性的意识形态以及它的双胞胎兄弟法西斯主义的强奸，不敢翻主义也决不会在之后的几十年还有什么立足之地。
“假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没有打起来，”弗格森推测道：“最坏的结果差不多也就是来个第一次冷战，五大国继续保持大规模的军事力量，但不会妨碍他们各自持续的经济增长。”假如德意志帝国打败了她的劲敌法国和俄国，类似今天欧盟的组织可能早就建立了起来，而大不列颠的世界帝国也将荣耀依然。并且，一个政治上持续、经济上稳定的德国也不会催生出阿尔道夫·希特勒和纳粹，而另外那4000万人的死亡和无数的悲惨，以及整个欧洲大陆的经济崩溃，可能也就不会发生了。
在后来的一个电话采访中，马克·韦伯接下弗格森的话茬也做了一翻推测，如果英国和法国没有向德国宣战，如果轴心国成功地消灭了不敢翻主义，又将会发生些什么呢？一个轴心国统治下的和平欧罗巴呈现出来的将是文化的生意盎然，社会的蓬勃昌盛，政治的坚强稳定，经济的健康持续，以及技术的遥遥领先。“一个胜利了的国家社会主义的德国，可能已经实施了比美国或是苏联更具雄心壮志的太空探索计划。遍及整个大陆的广泛的交通和通信网络，模范式的环境政策，综合性的医疗体系，以及有着良心的优生计划可能也已形成和建立起来。”韦伯热情高涨地说道，“最重要的是，欧洲仍将依然是欧洲，它可能已经让世人为之而震惊。”
希特勒不遗余力地要和英国和好，那个帝国主义流氓温斯顿·丘吉尔反而在煽风点火助涨反德仇恨，还把英国人和美国人纠集在一起掀起了对德国的战争，从而让欧洲的文化和种族合一走向了末路。第二次世界大战并不能以同盟国的胜利而论。西方价值观里面我们所珍视的那一切，其实都给输掉了，而苏联虽然在冷战后不光彩地了解了自己，她的世界平等主义这种思想观念却通过西方的自由民主继续存活了下来。
假如希特勒赢了
要解构这个新的修正主义，还有点儿猫吃乌龟——找不到头。我想起了意大利物理学家沃尔夫冈·泡利（Wolfgang Pauli，译者注：根据后文引用的此人名言，该泡利疑是提出泡利不相容原理的那个泡利，那么此人就应该是奥地利人，后移居美国入了美籍，此处按原文翻译）极具杀伤力的一句话，是他批评一个同行的论文时说的：“这不止是不正确，甚至连错误都算不上。”新修正主义有如此之多的东西都是反事实的历史假如，正是在这一点上，他们的分析逾越了错误而成为了纯粹的意淫。
违反事实的历史“假如”是所谓的反事实条件句的前提部分。条件句是“如果p那么q”的叙述形式，例如在“如果希特勒打英国，那么他就会输掉战争”里面，q（输掉战争）取决于p（打英国）。反事实条件句把p换成了p’，使之与事实相反，从而使假设条件下的结果q变成了q’。把p变成p’（和英国和好），然后你得到的将会是q’（赢得战争）而不是q，比如说“如果希特勒不打英国，那么他就可以避免两线作战——这是不可能赢的——继而打败俄国，打赢二战。”
这个条件句其实还包含了一个假设，那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就由这么一个单一的条件来决定。而事实是，这场战争的结果取决于战争从始到终过程中的一系列条件。与其说“如果p那么q”，更加现实的条件方程式应该是“如果p, q, r, s, t, u, v, w, x, y那么z”。那么反事实条件句就应该是“如果p’, q’, r’, s’, t’, u’, v’, w’, x’, y’那么z’”。在这些方程式里再多加几百个条件进去，我们就开始接近人类历史那盘根错节的因果关系图了。也就是说，两次世界大战蓄势待发，同时，各类事件的发生及其结果都不是一个单一的小因素（p）就可以决定的，世界是处于这样的一种状况之下，改变其中的某个条件（p’）将会使整个事件序列都发生改变。
在1939年英国向德国宣战的时候——作为对德国入侵波兰的回应——纳粹政府就已经在写着一长串的条件句，而这些条件句实际上已经注定了他们在两线作战中灭亡的终局。希特勒违反《凡尔赛条约》和《洛迦诺公约》（确认一战后德国东西部边界）诸多条款，视国际联盟（译者注：一战后成立的国际组织，二战后被联合国取代）的警告如无物，他一直在重整德国军备，突破条约对德国武器火力吨位数量的限制，大肆制造坦克、飞机和战舰，与此同时，他在1936年重新武装莱茵区，1938年春吞并了奥地利，1938年秋宣称对捷克斯洛伐克苏台德地区的主权，1939年春夺取了波西米亚和摩拉维亚。希特勒在1938年9月30日签订的《慕尼黑协定》中承诺不再向欧洲进行任何领土要求（此后张伯伦有个非常出名的举动，他朝着松了口气的英国父老乡亲挥舞这一纸协定。译者注：张伯伦在协议签订后回到伦敦，在机场一边挥舞慕尼黑协定一边说“我带来了整整一代人的和平”，后来此事因张伯伦绥靖政策的失败而成为笑柄。说明：此处译注只为介绍事件背景和相关事实，不代表译者认为自己有资格对历史人物进行评价），但是在1939年9月1日这一天，纳粹导演了一出波兰士兵“入侵”德国的好戏，然后在军队、坦克还有飞机都早已摆好了阵势随时可以在1750英里长的德波边境线展开攻击的情形下，德国马上就进行了“报复”，发动了一场全力以赴的对波入侵。
两天后，英国遵守其与波兰签订的共同防御协议——正是针对德国攻击波兰的可能性——向德国发出了最后通牒：撤出波兰，否则后果自负。（译者注：1939年上半年英国与波兰签订了安全保证条约。）德国的翻译官保罗·施密特（Paul Schmidt，译者注：希特勒的翻译，著有《我是希特勒的译员》等书）为元首及其外交部长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Joachim von Ribbentrop）翻译了这份最后通牒，对当时所发生的事情施密特回忆道：“当我翻译完的时候，房间里一片死寂。希特勒坐着一动不动，瞪着眼睛望着前方。停了一会没有动静，这一会儿功夫就像100年一样长，然后，他转过来朝着仍然站在窗子旁边的里宾特洛甫摆出了一副凶恶的面孔，问道：‘现在怎么办？’”（译者注：此处施密特回忆所说的话语其翻译纯属抄袭董乐山先生译作《第三帝国的兴亡》中的译文，如嫌添油加醋，请直接质问董大神。）
假定西方列强对希特勒的扩土野心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是不是就可以说他能够在单线作战中打赢苏联了呢？也许吧。让英国和美国坐视不管，只有这么一个条件是不能决定那场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