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认为以下真理是不证自明的：制度对经济增长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当然为了科学性也需要证明一下。考虑两个命题：
1、在控制了其他因素的前提下，由于制度较好的国家通常经济更发达，因此制度对经济增长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2、在控制了其他因素的前提下，由于中国1919年教会学校人数较多的地区通常经济更发达，因此制度对经济增长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你可能会觉得，命题1显然是合理的，而命题2，傻逼吗？
但是经济学家会告诉你，命题2是合理的，而命题1则略显傻逼。
为什么呢？
因为不但制度（更好的产权保护，更加清廉更加民主更加法制等等）影响了经济发展，经济发展也会影响制度。因此经济和制度之间有一种反向因果关系。
例如美国的陪审团制度，其诉讼成本是巨大的，而对于追求结果的正义并没有太大帮助（如辛普森案），因此只有财大气粗的美国才能像购买奢侈品一样购买程序正义。
这种现象叫做内生性，内生性带来的估计是有偏估计。具有内生性的估计有时候是非常可笑的，例如警察人数通常与犯罪数高度正相关，但是我们无法得出“警察人数增加带来犯罪提升”的因果关系，因此恰恰是因为犯罪较多，人们才配备了更多的警察。
与直觉相违背的内生性偏差是有害的，而与直觉相一致的内生性偏差更加有害，因为你也不知道你直觉的正确性。这使得经济学家不敢对任何一个简单的回归妄下断言，而是反复推敲计量模型所代表的真实因果关系。
那么内生性问题如何解决呢？
我们仔细看制度和经济的关系问题。我们用制度的改善来解释经济的提高，但是经济的提高也有可能反过来影响了制度的改善，所以我们的估计是有偏的。
那么解决的方法就显而易见了，我们寻找一个不被经济的提高而影响的，并且确实会影响经济的制度因素就好了。而在实际操作中，由于我们找不到这么一个完美的制度变量，我们通常可以找一个与这个完美的制度变量高度相关的变量来作为制度的工具变量，从而通过它的变化来间接反映制度对经济的影响。
例如，你不是说经济也会决定制度吗？那么我用过去的制度来解释现在的经济好不好？一方面，现在的经济不可能超越光速穿越时空去影响过去的制度，令一方面，由于制度具有连续性，过去的制度与现在的制度是高度相关的。在这里，过去的制度就是现在制度的工具变量。
但是问题来了，过去的制度又是怎么形成的？或许过去的制度是由过去的经济决定的，而过去的经济又与现在的经济高度相关，也或许过去的制度以及现在的经济，都是受到你这个经济体个体的无法观察的特质的影响，因此它们也是高度相关的。因此用过去的制度来做工具变量并不合适。
怎么办？再往下想，假如过去的制度是强加过去的，而不是由这个经济体的特质所决定的呢？很容易可以想到确实有这种东西，那就是大航海时代之后欧洲的殖民扩张，欧洲把他们母国的制度带到了美洲和非洲的殖民度，不同的殖民度具有不同的制度，例如有些地方，他们是真的在那里定居，并且把一套有利于经济发展的良好的制度搬了过去；而在另一些地方，他们仅仅是掠夺那里的资源回国，因此建立的制度就不利于经济发展。
但是问题又来了，假如这种不同的殖民策略，仍然是由于地区个体的特质所决定，从而仍然和现在经济发展高度相关呢？例如，正是由于这个地区经济发展的潜力好，我才决定定居，而正是由于这个地区发展潜力差，我才决定掠夺？
怎么办？再往下想，假如我们找到一个影响这种殖民策略选择，而又不是影响该地区经济发展的个体特质的东西呢，那就完美了。
Acemoglu， Johnson和Robinson（2001）就找到了这么一个东西：殖民地的死亡率。
首先，殖民地的死亡率意味着这个地区是适合定居还是不适合定居，从而决定了殖民策略是建设型的还是掠夺型的，从而决定了过去的制度，而过去的制度又影响了现在的制度。其次，早期殖民地的死亡率与现代经济发展也是不相关的。
（修正：这里的早期殖民地死亡率与现代经济发展不相关，指的是不直接相关，也就是仅仅通过制度来影响经济，而没有其他通道。可以粗略的理解为，死亡率本身不影响经济，但是死亡率影响制度，而制度又影响了经济。）
AJR(2001)用详细的计量方法论证了上述的相关性和不相关性，然后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测度了制度对经济的影响，结论是制度对经济产生了巨大而显著的促进作用。
我认为经济学的实证分析中，最好玩最有意思的是对内生性的解决，这是枯燥乏味的经济研究中为数不多的乐趣，它需要灵光乍现的巧思，还需要对经济社会各种知识的把握，各种因素的权衡。寻找工具变量的旅程就像寻找飓风的形成是由于哪一只蝴蝶扇动的翅膀，结论有时候是匪夷所思的，但是越是这样，也需要讲故事的能力。
回到开头的命题2，你就知道为什么1919年教会学校学生人数会出现在我们关于制度和经济的讨论之中了，它显然是一个制度的“工具变量“。这就是中国学者方颍、赵扬（2011）找到的那对翅膀。
— 完 —
本文作者：zcw gaizhili
【知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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