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经在美国生活了18年。如果我说自己没想过要在这里呆这么久，听起来有点无力；如果我说我不想呆这么久，那就更显得忘恩负义，甚至既没意思又不厚道。我当然想呆在这里，这里给予了我很多。但我对失去的东西却没什么概念。如果我年轻的时候多想想这个问题，会发现“失去了国家”或者“失去了家乡”是一个严峻的世界性、历史性问题，它被强行施加到受害者身上，在文学作品和理论中被哀伤地称为“流放”或“位移”。爱德华·萨义德在他的论文《流放随想》里非常精确地对此进行了定义：
“流放奇异地激起人们关注的兴趣，但对于亲历者而言却很糟糕。人与家乡、自我与真正归属之间一旦撕裂，伤痕便难以愈合，这是一种无法超越的哀伤。文学与历史看起来写尽了流放者的英雄史、罗曼史、光荣史和甚至成功史，其实无非都在尽力超越离乡背井所带来的巨大痛苦。流放中的种种成就，因为那些被留在身后的东西，而一点一点悄然崩塌。”
萨义德对自我“真正归属”的强调，带着一点神学甚至柏拉图色彩。世上有这么多被迫或自愿的失乡者，“真正归属”这个词也必然得到了许多不带感情色带的修正。也许萨义德指的是那些非自愿的失乡者，他们与那些拥有真正归属并且不断强化祖先源头纯洁性的人形成对比，毕竟对自愿的失乡者——就是我尝试定义的温和移民——而言，没有什么特别“真正”的归属。不过，我猜想他的意思是，在流放的沙漠中我们需要原始归属感的绿洲，这两者生来就是连接在一起的。
在这篇论文中，萨义德区分了流放、流亡、驱逐和移民。他认为流放者是悲惨的失乡人，与古老的放逐审判相关联。他激赞阿多诺《最低限度道德》的副标题“对残缺人生的思考”。乍看之下，我正在描述的这种更为温和的、非强迫性的离乡之旅似乎无法被归到这类广义的苦难中。“不回家”与“失乡”并不完全相同。寄宿学校里常用的词“思乡”也许更为恰当一些，尤其是如果我们能允许其中存在一些歧义。我有时是个思乡人——也就是说我思念着英国，又因英国而感到恼怒：念其风物又怒其不争。我在美国遇到的很多人都说他们想念自己的祖国——英国、德国、俄国、荷兰、南非——但下一秒他们就说，根本没法想象自己要回国。我想，很可能我们虽然思乡成疾，却根本不知道家乡现在的样子，而且也拒绝回乡。这种纠缠不清的情感也许意味着一种奢侈的自由，远不是萨义德笔下悲惨的失乡人所可以想象的。
从逻辑上说，拒绝回乡从反面印证了家乡的意义，恰如萨义德用流放印证了初始“真正归属”的意义。不过，拒绝回家也许是失去家乡或没有家乡的结果，就像那些幸运的移民对我所说的：“我不能回家是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回去。”而且，“家乡”和“现居地”是不一样的。书籍封套上常常用“现居地”介绍作者：“布里莫先生现居新泽西的普林斯顿。”我现居美国，但并不视其为家乡。比方说，我从来没想过成为一个美国公民。最近我去了一趟波士顿，移民署官员对我持有了那么长时间的绿卡感到奇怪：“绿卡一般是成为正式公民的过渡”，他说，语调里带着恼人的责备和动人的爱国情怀。我喃喃了几句，表示完全赞同他的说法，然后事情就不了了之了。从最基本的开放性和对外来者的慷慨度（以及同时存在的政治高压）而言，我们很难想象英国会像提供服务和商品一样如此简单自由地提供公民身份。他很大度地问：“你想要成为美国公民吗？”然后又不那么大度地问：“为什么你不想成为美国公民呢？”这种情形在希思罗机场根本是无法想象的。诗人和小说家泊翠客·麦基尼斯在即将面世的《他国》（这本书详尽地分析了家乡和失乡。麦基尼斯本人是爱尔兰和比利时混血）中引用了西姆农的话：当被问及为什么不改变国籍时，他答道：”成功的法语比利时人倒常常会这样做。但我本来就不觉得自己生来就是比利时人，所以也没什么理由不去当一个比利时人。“我也对移民官说了一句类似的，但没那么戏谑的话：因为我不需要成为美国公民，公民身份对我来说没有意义。把它留给更需要的人吧。”
所以，不管我说的这个国家状况如何，这种“不回家”并不悲惨。那些深入人心的哀歌听起来也有些可笑——噢，给他们常常哈佛布鲁斯的歌吧，白人小男孩！而我则要试着描述某种缺失，某种无法挽回的东西。（至于得到的东西，实在太明显了，我没什么兴趣再分析它们。）在克里斯托弗·希金斯生病之前，我问过他，假如生命只剩下最后几个礼拜，他会去哪，他会不会留在美国。“不，我会去达特姆耳，不带一点迟疑。”他说。他的童年就在那片土地上度过。对于被逐者、移民、流亡者和旅行家而言，这种想“落叶归根”的想法很平常。隔了那么长的时间和空间，回乡的渴望有一种令人愉悦的荒谬，这种感受也许是因为我们失去了初始的家乡（就像拒绝回乡也许是因为失去了家乡。）家乡之所以氤氲成一种情感，正正是因为我们再也回不去了。俄国移民作家谢尔盖·多甫拉多夫的小说《外国女人》的主角卢思雅·塔塔洛维最后觉得，离开俄国来到纽约是一个错误，并决心要回去。1979年离开苏联来到美国的多甫拉多夫自己也出现在了小说里，试着要说服她放弃这个决定。你忘了那里的生活了吗，他说，“充斥着粗暴和谎言。”她答道：“即便莫斯科的人再粗暴，那也是在俄罗斯呀。”但她最后还是留在了美国。我曾经在德国看到过塞缪尔·贝克特与德国出版商的来往书信展览。许多简洁的便笺按照年代排列着，最后一封的时间是在他死前的几个月。贝克特用法语而不是德语给出版商写信。法语是他的母语，但在生命最后的几年里他已经转用了英语。“落叶归根。”我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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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或者说在美国的某个地方生活了许多年后，美式生活已经成为了我的生活。生活由许多东西构成：朋友、谈话、种种日常生活。我爱某些新英格兰州警告司机已进入建筑林立地区的标语：“人口密集”。我爱泊泊流动的褐色哈德逊河——我几乎喜欢所有的美国河流，和它们比起来欧洲的河只能算是孱弱的小溪。这里有深红色的野猪头大货车。邮递员在深冬午后投递信件时，会头顶旷工头灯，好看清手中的投件地址。老公寓大楼里有大型美式电暖气，发出嘶嘶的声音和幽灵一样的叮当声。新罕布什尔的某家杂货店会同时出售冬靴、护手霜、上好的腌肉和枪支。我爱极了“放轻松”这句话，更爱人们居然真的对别人讲这句话！我现在甚至爱上了那些会惹怒欧洲人，尤其是英国人的东西，比如说美式运动，比如“双周”这个词不应该存在，比如“软糖”就是指巧克力，比如说没有人可以准确地发出“可颂”、“身世”或“中产阶级”这种词。
但有些事情还是我们这些外乡人无法融入其中的。比如在美国任何地方：我所住的街道、新罕布什尔州谷、一些小的中西部城镇，你都能听到那些美国火车头发出漂亮的喇叭声，沉重婉转，像一串弯曲的音符，在街头巷尾吹奏出一曲安逸闲散的哀歌。它听起来不像喇叭声，倒像是草原上一阵突如其来风声或动物的呼啸。对我来说这种慵懒散漫的声音就是美国的声音，就是美国本身。但对非美国人而言，“美国之音”一定还有千万种，甚至亿万种形式。这种美国人共同的而非私人的体验，是我所没有的。我只能远远地欣赏它。我不在这段历史之内，它也不在我的历史之内，无法给我带来任何对过去的联想。（我们以前住在距离杜伦大学站半英里的地方，入夜后，那庞大的、尖端涂成黄色的三角形柴油机拖曳着它寒酸的车厢，爬上环镇而建的维多利亚桥，前往伦敦或爱丁堡。我在卧室里能听到他们呼啸而过时发出的那种毫无韵律的轰隆声，和偶尔响起的，小里小气的喇叭声——那是英国铁路公司的小三度音。）
又或者，当我在盛夏俯瞰波士顿街道的时候，会看到一些熟悉的场景：装了护墙板的房屋、门廊、修补过的道路上蒸腾而上的热气（那蛇般弯曲的柏油路像嚼过的黑色口香糖）、灰色的水泥人行道（在水泥未干时，某一处被三个年轻的家伙留下了痕迹）、肃穆的枫树、蓬松的垂柳、车尾上贴着”泰迪·肯尼迪杀人，比我开枪杀的人还多“的白色凯迪拉克。这一切让我觉得……没什么感觉。我看到了它们，却无法理解，也与它们并无确切关系。除去在这儿住的那几年，我在这儿没有过去——我与这一切有一种无法弥合的距离。我突然觉出一点惶恐：我怎么就到这里来了？这点惶恐一晃而过，平常日子又暂时填补了这种让人绝望的缺失。
爱德华，流放者通常称为作家、棋手或知识分子，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流放者要面对的这个新世界，尽管本身井井有条，对他们而言却很不自然，不真实得像小说。”他提到乔格·卢卡奇认为，小说是所谓“超脱的流离失所”（transcendental homelessness）最伟大的表现形式。我不是流放者，但也时时感到萨义德所说的“失真“。我看着自己的孩子像美国人一样长大，就好像看着或者创造出了一群小说人物一样。当然他们不是虚构的，但他们的“美国范”在我眼里很不真实。“我居然有一个美国七年级生。”当看见自己12岁的女儿如何对待一些常发生在健身房的校园欺凌事件时，我惊讶地想道。这种惊讶贯穿了每个孩子成长的每个阶段——他们太出乎我的意料了。同时我也有一种微妙的距离感，这种疏远的感觉像一层面纱，轻轻罩在一切事物之上。
但当我回到英国的时候，这层面纱依然无处不在。初到美国时，我总是竭力要跟上“家乡”的生活节奏——谁进了内阁、新出了什么音乐、报纸有什么新言论、学校的情况、油价和朋友们的生活。但我越来越吃力，因为这些事情变得越发与我个人无关。对我而言，英国的真实渐渐淡入回忆之中，如拉金所言，“变成了过去”。我对伦敦、爱丁堡或杜伦的现代生活几乎一无所知。回乡的感觉仿佛自己乔装了一番，特地要穿上新礼服，疑惑着它是否合适自己。
在美国时我渴盼见到那些消失的英国现实，童年的生活仿佛触手可及。但乔装的感觉依然挥之不去：我饱餐乡愁，沉迷于在英国时让我感到尴尬的爱好。杰夫·戴尔在《出离愤怒》中戏谑地写道，自己住在意大利的时候，养成了看英国报纸上电视节目单的习惯，但其实他在英国的时候从来不看电视，也不爱看电视。每每在美国新闻频道听到基尼口音，都激起我对故乡的热望：那些仿佛在舞蹈的方言，带着让人晕头转向的斯堪的纳维亚语调。还有许多妙不可言的词汇：segs（碰到你鞋跟的小金属片，像个小硬核，会在地上擦出火花，）、糖胶（kets）（糖果）、畀（neb）（鼻子）、别（nowt）（没事）、干酪馅面包（一种扁平的半发酵面团）、黐黐的（claggy）（粘性的）。英国北方人习惯用“噫”这个感叹词：“噫，这个大毒日头！”（只要气温高于72华氏他们就会这么说。）最近，我在国家公共电台听到了一首老歌《船儿入港》，几乎教我哭起来：
“终于看到了小杰克
现在我在吸着烟斗
让我们疯狂一把
直到船儿入港。
你得尝尝鱼儿
在小小的碟子里盛着“
但我小时候很不喜欢这首歌，也从来不会讲正宗的北方口音。我的父亲生于伦敦，而我那苏格兰小资本家出身的母亲则竭力避免让我学到基尼口音。小伙伴们常常用半带恐吓的声音说：”你听起来不像是杜伦人，你哪来的？“有时为了融入大家或者免得被欺负，我必须得学一点当地口音。我永远不会像《纽卡斯尔我的家》这首歌里的主人公一样愚蠢地说：”我因身为基尼人而自豪，因生于基尼之地而骄傲。“
我所在的小镇是个大学城和教堂区，每个住在我们街道的人好像不是学者（比如我父亲）就是牧师，他们说话就不带基尼口音。那些邻居的行止如今依然历历在我眼前，却又如此陌生。我记得自己在70年代因了偏爱而观察过逐渐消失的彗星尾巴。我还记得巧丽夫人，我不记得她是干什么的了，只记得她走路要用三根拐杖，一根用来支撑左腿，而两根（被绑在一块）用来支撑右腿。那位枯槁消瘦，成天读着古典碑文的是富勒教授，他的口头禅是”别让他们得了逞！“与我们一墙之隔的房子里住着埋首书堆的学者，他是学校的图书馆长，懂多国语言，能背诵狄更斯的章句——有时我们会听到他来回踱步，一边背诵一边大笑。他自己就是一个可爱而单纯的狄更斯式人物：一天，他和我父亲同坐巴士去学校，他说了一句让我父亲很尴尬的话：”那些在伍尔沃斯工作的女孩子们是这个星球知识的浮渣。“这个学院与宗教混合的世界有着难以理解的戒律和准则。有一位历史学家因为某些原因禁止他那对聪明绝顶的女儿看《福尔赛世家》这部电视剧；一位节俭的神学教授家里没有电视，而且我母亲说他在圣诞节从来只吃香肠，不吃火鸡。这个家庭不可思议的枯燥乏味给童年的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因为他们夫妇和三个孩子只用棉手帕作为交换礼物。我们的杜伦唱诗班学校校长，同时也是一位牧师，告诉我们写文章的时候要”用一个震撼的开头：培根就用花园作为文章的开头：‘全能的上帝先缔造出了花园’，你们要试着模仿培根。“他用一套复杂的记忆法帮我们记住艰涩的拉丁词汇。每当课文中出现“哪里”（unde）这个词，他就会吸着烟斗，用他那低沉的牛津腔吟道：“玛莎百货，玛莎百货！”他希望能通过这句话让我们想起：“你在哪里买的打底（undies）？”“玛莎百货。”然后引导大家记住这个词的意思是“哪里”。你看，我到现在都还记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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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鲁克林的文学杂志《N+1》刊登了一篇评论，对所谓“世界文学”进行了抨击。评论认为，后殖民写作的政治黄金时期失落之后，便开始将它衰朽的手伸向了全球资本主义。《午夜的孩子》因此让位给了拉什迪温和的《她脚下的土地》。这篇文章认为世界文学其实应该叫做全球文学。这类文学里不乏大家，比如库切和翁达杰，墨欣·哈米德和兰·德赛；不乏大奖（比如诺贝尔文学奖、布克国际文学奖）；不乏代表（比如斋普尔和哈伊），不乏智力支持系统（比如各大高校）。批评者道，世界文学的成功是资本主义成功的副产品，也是审美全球化的副产品。诸如奥尔罕·帕慕克、马建和村上春树这类著名作家就被认为超越了本土议题去探索”普遍意义“。
一旦受害者被处心积虑地贴上标签，那些冷嘲热讽就容易引起共鸣。谁会喜欢那些洋洋自得、追名逐利、老奸巨猾还名噪一时的家伙？“痛苦的国际化”听起来比“舒畅的全球化”要好，隐忍的幸福比浮夸的狂欢要好——连伊莲娜·弗兰特听起来都比卡米拉·夏木西要好。毕竟，这种痛苦的国际化生来就适合被写成华彩文章，每每出现在世人面前，都是厚重又带有实验性质，其间充满了对本地细节的犀利描写。因此对”痛苦的国际化“经典作品的选择或多或少都带着点随意性，比如伊莲娜·弗兰特、基里尔·梅德韦杰夫、萨曼斯·萨巴马尼安、胡安·维洛。
尽管如此，后殖民文学也并不仅仅只有一种全球化的模式。它还有一个新的当代文学分支，在一些新的题材间来回游移并进行着有力的思考：无家可归、离家、迁居出境、自愿或经济移民，甚至观光浏览。这种文学形式模糊了《流放随想》中厘清的界限，因为移民的意义本身已经变得更为复杂多变，更为广义。《N+1》在褒扬现居纽约的尼日利亚作家邰茹·科尔作品《开放之城》时显得几乎没有底线。这位作家的处女作以一位年轻的精神病学实习医师为第一人称，他是尼日利亚-德国混血儿，身上带着W.G.巴尔德笔下那种游离移民的敏感。
不过，与《开放之城》类似的作品还有巴尔德的作品、尼日里哈和加纳混血作家泰夜·色拉子的《麦基尼斯的他国》、约瑟·奥尼尔的《荷兰》。《荷兰》对移民进行了清晰的划分：一边是小说的叙事者，富裕且享有特权的荷兰银行家；另一边是小说的悲剧主角，地位较为低下的特立尼达魔术师。其它作品还有波斯尼亚和美国混血作家亚历山大·黑蒙的作品、玛丽莲·罗宾逊的《家园》、杰夫·戴尔的一些作品、澳大利亚籍越南人黎南的一些小说、印度小说家阿密特·乔杜里的小说和散文。
V.S.奈保尔在《抵达之谜》中宣称，“发生在20世纪后半叶的人口流动涉及到了所有的国家”。这种流动不可能再被局限在某个范式（后殖民主义、国际主义、全球主义、世界文学）中。喷气发动机的作用也许币互联网要大得多，它将尼日利亚人带到纽约，将波斯尼亚人带到芝加哥，将墨西哥人带到柏林，将澳大利亚人带到伦敦，将德国人带到曼切斯特。1981年，它将时年18岁的吉斯·格森（《N+1》的创刊人之一）从俄国逮到了美国，现在，它又带着他在这两个国家间来回往返（在纳博科夫和谢尔盖·多甫拉托夫的年代这是不可想象的）。
我们再回想一下卢卡奇“超脱的流离失所”。我在自己和他人的生活更多地像“世俗的流离失所”。没有宗教般的“超脱”，甚至谈不上是“流离失所”。“去国连乡”（homelooseness）（并且失去了某些东西）这个（怪诞的）生造词可能还要恰当些：它指人与故乡的联系变得松散，这可能是快乐的，也可能是不快乐的；可能是永久的，也可能是短暂的。很明显，这种世俗的流离失所可以囊括移民、流放和后殖民运动的许多方面。同样明显的是，它同时也偏离了这些方面。成年后在英国度过了大部分时光的德国人巴尔德（所以他是移民，或者侨民，却不是羁旅和流放者），对各种“无归属感”有着细腻的感受。他20世纪60年代大学毕业后从德国来到曼彻斯特，然后去了瑞士一段时间，到1970年的时候又回到英国，在东安格利亚大学当讲师。他的移民经历就是世俗的流离失所，或去国连乡。他有经济能力回西德，而到了90年代，他已经声名在外，完全可以到世界任何地方工作。
不过，巴尔德对自己的漫游并不感兴趣，他想研究的是更接近悲剧的或超脱的流离失所。在《移民》一书中，他描述了四个这样的流浪者：亨利·塞尔温医生，一个立陶宛犹太人，在20世纪初来到英国，然后一直鬼鬼祟祟地乔装成一个英国医生，最后自杀身亡。保罗·贝叶，德国人，因为有一半犹太血统而被禁止在第三帝国教书，他这一生从来没有走出过这一阴影，最后自杀身亡；巴尔德的姑老爷阿德沃，在20世纪20年代抵达美国，在长岛一个富裕家庭当仆人，最后的归宿是纽约伊萨卡的一间精神病院；马克思·费伯，以画家弗兰克·奥尔巴赫为原型的一个小说人物，1939年抛下父母离开德国，逃往英国。
《移民》在1996年由迈克·赫尔斯翻译成英文。这本书常被认为在写四个大屠杀时代的受难者，但这是错的——只有其中两个人物是直接的受害者。因为这本书的真实性、对事件的解读和档案证据都受到质疑，也因为书里那些戏谑的照片，它也总被列入小说或纪实小说范畴。但这也是错的。这本书其实是个人生活纪实研究。在一次采访里巴尔德告诉我，90%的照片”都是可信的，它们就出自文章里面那些人物的相册里，也切切实实证明了那种生活形态和方式。“巴尔德的确在1970年亲自见过塞尔温医生；保罗·贝叶是巴尔德的小学老师；他的姑老爷阿德沃在20年代移民到美国；而马克思·费伯的人生与弗兰克·奥尔巴赫极为相似。
当然，不可否认巴尔德用了一些精妙而高明的修辞手法去润色了这些故事。巴尔德为了表达自己的主题，也将这些修辞手法用到了他的移民亲朋身上。亨利·塞尔温和马克思·费伯从本质上说是政治难民，因为20世纪不同的两波反犹浪潮而逃离自己的国家；阿德沃是经济原因导致的移民；保罗·贝叶则可以被看做一个精神上的移民者，他从二战的生还者，却在最终选择了死亡。巴尔德自己呢？他的移民与这些人相比简直是小儿科。从行政规定上讲，他只要愿意，随时可以回到自己的祖国。但也许他出于政治原因考虑，决定永不回国，永远不回去那个有一堆战后乱摊子没有收拾的国家，在60年代那些乱摊子让巴尔德感到厌恶。
巴尔德自己如幽灵般贯穿了整本《移民》。我们只能窥见一小段这位德国学者在英国的生活，但从另一方面讲，作者本人的存在感在书中非常强烈，带着某种不曾改变过的歇斯底里情绪。这位看起来地位稳固的教授，这位极其热衷于研究移民，不惜横跨整个欧洲或大西洋去收集素材，将研究对象的档案洗劫一空，将他们的相册来回翻阅，一直跟随他们步伐的学者，到底是什么人？在第一个亨利·塞尔温医生的故事里，我们看到了一个美妙的时刻。作者的笔触碰到了巴尔德本人，这位不那么典型的离乡者，然后迅速离开，似乎在礼貌地承认他那些渺小的控诉根本算不上什么悲惨的事：
“一次见面，克拉拉进城去了，塞尔温医生和我进行了一次长谈，他追问我会不会思乡。我一时语塞，而塞尔温医生沉吟了一会，坦白（这是个最合适的词）最近这些年他越来越多地被思乡病所困扰。”
接下来，巴尔德描述了塞尔温医生对立陶宛小镇的思念，他一直到7岁才离开那里。我们看见他骑着马去火车站，坐火车去里加，从里加乘船来到一处宽阔的河口：
“所有的移民都聚集在甲板上，等着自由女神像在飘忽的迷雾中出现，每个人都望着通往亚美利加（我们就是这样叫美国的）的方向。直到上岸，我们都相信自己脚下的土地就是新世界的沃土，就是希望之城纽约。但不久之后我们沮丧地发现（此时船已经再次离岸了），自己登陆的是伦敦。”
巴尔德把自己的乡愁转移到了塞尔温身上，但这份乡愁被塞尔温敏感锐利的描述吞没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