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是一个你可能会喜欢的测试：给以下场景分别从1至7评分，1代表略微不适，7代表十分痛苦。
场景1：像每天早晨一样，你正在新闻网站浏览新闻。然而，今天你比预定计划晚了些，只剩15分钟阅读时间，而不是往常的30分钟。你必须跳过一些最喜欢的专栏和章节。你会给这种不适程度打几分？（大多数人可能会选择一个较低水平，比如2分。）
场景2：你正在纽约旅行，你发觉无法看完所有展览，所有推荐的剧目，甚至无法游览一小部分当地朋友大肆赞扬的那些“到纽约不得不去的地方”。你会给这种场景打几分？可能5分？
场景3：你正在和朋友吃饭，并且你也已经认可这个晚上严格执行“谁都不得带手机”规定。但是你的智能手机不会停止Twitter新消息或短信提醒。显然在你的社交网络上正有什么新鲜事发生，但你却无法查看。这种压力即使7分也不够用了吧！
欢迎加入“错失恐惧症”（FoMO：Fear of Missing
Out）俱乐部。这是一种新出现的文化紊乱，正在暗中破坏我们内心的平和。FoMO是技术进步和社会信息激增的一种产物，是害怕错过正在别处发生的更刺激、更重要、或更有趣的东西的感觉。这是一种不安的心理，担心别人在获得更有意义的体验，而自己却不能成为其中一员。根据最近的一项研究，使用社交网络的人中，大约有56%是这种现代病患者。
当然，这种错失感也不新鲜。许多文学作品都描写过不切实际的愿望与社会保守主义之间令人心痛的冲突。仅举几例，远在我们能用Facebook与高中同学联络之前，伊迪丝·华顿（Edith
Wharton）、夏洛特·勃朗特（Charlotte Brontë）、司汤达（ Stendhal）就都描写过错失的焦虑。
然而，当19世纪的文学作品主人公用毕生精力与仅有一次的错失斗争时，今天源源不断的信息流却是对这个稍纵即逝的世界的恼人提醒。当你在读这篇文章时，你可能就错过了某些朋友正在举行的聚会，或其他朋友正在进行的饭局。你可能在电话讲到一半时就想挂断去接另一通，即使你不知道来电者是谁。晚上，当你再一次郑重发誓要把手机放到一旁或关掉电脑之后，你还是忍不住在上床前最后看一眼屏幕——生怕错过某些相识的人发布的趣闻，或甚至是陌生人的关注请求，或仅是一些新闻。
我们都知道，研究显示临终遗憾总是更集中于我们没做过的事，而不是曾经做过的那些。如果这样，持续关注别人正在做而自己没能参与的事，就是将来回顾过往时的痛苦情绪的根源。正在桌子另一端进行的生动对话就能令我们的“错失恐惧症”发作，正如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表演、聚会、书籍、或社交网络推送给我们的最近消费趋势。
我们迷人的网络人格——从远处看是如此诱人——使得错失恐惧症更加强烈。麻省理工学院社会心理学家、《群体性孤独：为什么我们对科技期待更多，对彼此却不能更亲密？》（2011）作者雪莉·特克（Sherry
Turkle）说，科技已经成为我们用来定义亲密关系的主要构成。在社交网络上成百数千的“好友”与现实中少数的亲密朋友中，我们感到困惑。基于数百次采访，特克称，我们为技术繁荣付出的代价是重要关系的逐渐下降——与父母、与孩子，或伴侣——以及另一种孤独感的产生。“出于对所处人际关系的不安全感及对亲密关系的焦虑感，我们期盼利用科技来获取建立人际关系的方式，同时从中保护自己。”她写道。如果你曾纳闷某人不停的发送短消息却没有与身边人交流，你会从特克的评论中得到安慰，即我们与技术的关系仍在发展。始终与所有人都保持联系是一种新的人生体验；我们只是还没有准备好怎样处理它。
特克说，如果我们能成功地将自己从那些电子设备中抽离出来，哪怕只是短暂的一会儿，我们对科技的依赖就能够得到缓解，将来某天，我们是不是会从“匿名错失恐惧症互助会”（FA：FoMO
Anonymous）那里购买设备，帮助我们戒除科技瘾？我设想一款以随机的、无法预料的时间间隔传递信息的设备——发送人和接收人都无法预先得知这种延迟；这就强制设备拥有者在某些情况下被错过，并惊喜地发现自己仍能过得挺好。
即使有这些干预，这个问题也只有当我们明白大脑和人性——而不是技术——是导致成瘾的原因之后才能解决。如果我们不能诚实地问自己为什么如此害怕被错过，就无法寻求解决方案。
牛津大学社会科学家安德鲁·普日比斯基（Andrew Przybylski）最近首次对这种迅猛发展的文化紊乱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在2013年发表于《计算机在人类行为研究中的应用》杂志（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他的结论显示，不论在什么地方，FoMO都是使用社交网络背后的驱动因素。年轻人中FoMO水平最高，尤其是男性年轻人。在开车不专心的驾驶员中FoMO也很高，当他们开车时脑子里却在想别的事情。
最有启迪性的发现可能是，在诸如爱、尊重、独立性、安全感等方面心理需求有缺失的人群中，FoMO出现的可能性最大。毕竟，我们担心在爱和归属感上有错失；那些在工作中十分投入的人也担心错失升职或加薪机会。
牛津大学进化心理学家
、《一个人需要多少朋友》（2010）的作者罗宾·邓巴（Robin
Dunbar）说，只有当我们对自己有深入了解时问题才可能得到缓解。邓巴称，当一个团体有超过150名成员时，我们就缺乏区分他们的情感和智力能力。这是新石器时代农村的平均规模。把这个结果告诉美国青少年吧，他们平均每个月发送3000多条短消息（根据市场调查巨头尼尔森2010年的一份报告），他们担心如果不及时回复就会被排斥，他们有时与成千上万的人在网络上交流。
能不受他人意见影响并从社会比较中解脱出来是一种胜利，但只有极少数人做得到。拥有强大的自我约束能力并承受FoMO力量的人也很少。2012年，芝加哥大学社会心理学家威廉·霍夫曼（Wilhelm Hofmann）研究了利用意志力抵挡每日诱惑：他的研究对象发现，用意志力抵挡食物和性的诱惑比远离网络容易得多，失败率为42%。
那么，对于降低我们生活质量的事我们能做些什么呢？对FoMO潜在情感原因的心理治疗成本太高，也太有侵入性，仅仅发誓离开电子设备也不起作用。相反，对付FoMO最好的办法可能是承认，在疯狂的生活节奏中，有时候我们必然会错过。而且，当我们这样做，我们也许就能真正改善所做选择的结果。
这个简单的方法最早由美国多学科研究者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1956年提出。他使用的术语是“满意解决法”（satisfice）——“满意”（satisfy）与“满足”（suffice）的混成词。他建议我们不该试图将利益最大化，而是寻找一种仅仅是“足够好”的结果。西蒙的方法依赖一种假设，即在复杂的决策问题上，我们只是缺乏优化决策的认知能力。我们无法处理在权衡所有可能的选择和结果中所需的大量信息——无论是否在社交网络上。因此，最好的方法是“满意解决法”——选择第一个符合我们预设标准的、足够好的可能选项。
1996年，西蒙出版了一本自传，描述了他自己在一系列不同的决策中选择“足够好”选项的生活。西蒙说，大多数偏爱最优化的人没有意识到，获得整体收益是以收集信息的沉重负担为代价的。在日常决策中，我们付出的代价是幸福感；如果某人身边有个一定要去最时尚的餐厅吃饭，或逛街时坚持要挑选到最完美的套装为止的朋友，那么他一定会感激“足够好”策略带来的解脱。
西蒙方法的研究显示，坚持追求最优决策的人们最终对选择的满意度不如那些“足够好”决策的人们。其他的研究解释了原因：前者所取得的成就实际上不如后者，尤其当决策包含衡量可能的结果时。在斯沃斯莫尔学院社会心理学家巴里·施瓦茨（Barry
Schwartz）所做的一系列实验中，参与者填写了确定他们最优化决策倾向的自我评估问卷（基于他们是否同意如“我不满足于次优选择”或“我常常觉得为朋友选礼物很难”）。另一个问卷衡量参与者感到遗憾的倾向；而后，根据这两个问卷的答案将参与者分类。研究人员发现，最优化决策倾向与幸福感、自尊及满足感之间存在负相关，与抑郁、完美主义及遗憾感正相关。另一项研究显示做最优化决策的人也处于更多的社会比较关系中，当他们做得不好时受到不利影响。
等等——社交网络错失恐惧症不正是基于这类比较关系吗？如果这样的话，“满意解决法”能带来解脱吗？利用西蒙的参数分析错失恐惧症，得到的结果与他研究的最优决策过程惊人的相似，表现为认知过载及对幸福感的沉重代价。
今天，信息（尤其网络信息）的丰富，消耗着我们另一种宝贵的资源：有限的注意力。使已经不堪重负的注意力延伸至不计其数的信息量的困难，不仅在于优先排序的认知问题，还因为我们无法专心处理这一切。我们灵魂中与FoMO有关的压力在渴望帮助，恳求我们在生活质量、表现亲密感的能力及个性特质被侵蚀之前，减少表面的社会关系及在不同站点之间的疯狂跳跃。
采取“足够好”方法应对这个问题不仅仅是提高我们决策能力的策略。它首先是一种世界观、一种生活方式；许多研究人员甚至相信这是一种遗传性的人格特征。
证明该方法有效性的例子比比皆是。在商界，牺牲最优化而选择之前定义的“足够好”方式是长期最佳战略。俗话说，“牛熊都可赚钱，只有猪被屠杀”：贪婪看似能使收益最大化，实际上得不偿失。商界人士也明白“在谈判桌上留点余地”，尤其在导向长期合作关系的交易中。经验丰富的资本市场投资者明白，以“在市场最高点卖出”为目的的投资决策，最终所获的收益还不及一旦达到满意收益就卖出。有许多企业倒闭是因为没有在生产出易推广的、“足够好”的、有利可图的产品时就停止扩张，相反，他们被雄心勃勃的工程师用复杂的技术指标和不切实际的计划包围。
英国历史学家理查德·奥弗里（Richard Overy）在他的著作《盟军为什么获胜》 （Why the Allies Won (1995)）中分析了二战结果。他认为这个结果不是注定的。他提供的一种解释是，德国军队试图将军事武器效用发挥到最大，代价是策略性的作战效率损失。战争中，德国一度拥有不少于425种飞机，115种卡车，及150种摩托车。他们对德国制造武器的技术先进性付出的代价是大批量生产的难度，而从战略眼光来看这更重要。在一场与俄罗斯的决定性战争中，一支德国部队大约需要为数百种武装货船、卡车和摩托车携带一百万种零备件。相反，俄罗斯仅使用两种坦克，战争中，他们的武器维护简单得多。这就是他们的“足够好”战略。
完美主义是与实现最大化决策结果最相关的个性特质。然而，对那些我们称之为完美主义者的人来说，生活是一张永无止境的评分表，使他们陷入挫折、焦虑，甚至抑郁。完美主义者常常混淆错误与失败。他们试图掩盖错误，甚至是不可避免的错误。他们拒绝接受个人成长所必须的批评性反馈。如果可以做到“满意解决法”，他们也许能得到解脱。
即使涉及亲密情感和爱，“足够好”方法也能起作用。英国心理学家唐纳德·威尼康特（Donald
Winnicott）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足够好母亲”的概念——对孩子的基本需求足够细心、适当积极反应的母亲。随着孩子长大，母亲偶尔“拒绝”满足孩子的需求，使他为现实社会做好准备。在现实社会中，他无法总能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孩子学习延迟满足对成年后任何形式的成功都很关键。随着我们成熟，我们与“足够好”的伴侣凑合着过。当然，可能还会有人更适合我们——但是我们可能无法在有生之年遇见那个他或她。
即便错失感是我们热烈追求生活的一个证明，社交网络强化我们的最优化错觉并打破所有均衡的方式也正严重损害我们的生活质量。如果你仍怀疑“足够好”方法是应对错失恐惧症的最好态度，美国散文家和诗人拉尔夫·瓦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 ）的话也许能激起你的共鸣：“每一次失去，背后必有所得；每一次得到，背后也必有失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