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_许智博 北京报道
在2000年回国之前，画家陈丹青并未料想到“英语”会对他构成困扰；自从8年前他从清华大学辞职后，几乎不再谈论“英语考试”话题。不过，作为“炮轰”英语考试制度的第一人，他至今仍对应试教育感到绝望：“十多年了，讲了根本没用嘛，巍然不动。”
“我是知青，不懂英语”
“英语”对少年时代的陈丹青而言，既熟悉又陌生。他的父亲一辈，不少人精通外语。在广东老家上高中时，他的父亲已经有很好的英文教材和英语教学。1947年陈家老父考入上海海关学院，教授清一色是英美人，包括当时还很年轻的费正清。学校课程全部英文，“我父亲的高中英文程度就能考入洋人在上海办的大学”。
“上海是殖民地，1949年前，很多佣人都会讲英文，不跟外国人接触的市民也喜欢胡诌英文。为什么？因为很多上海口语夹杂英文，没受过教育的市井之徒也能讲几句英文。”陈丹青以他的老师之一、连环画大师贺友直为例，“他1949年前是个苦孩子，做过学徒、当过国民党兵，1949年后政府培养他画连环画，今年90多岁了，随口讲很多英文短句，就是上海街巷听来的。那时说洋话是风气，是时髦，有种优越感——‘我会讲几句英文’。”
2005年陈丹青批判英语考试制度被公开后，清华大学退休老教授孙复初站在他一边。孙教授与陈父同龄，他也说，1940年的中学生，初中可读英文小说、唱英文歌，高中就用英文写信、写作，“相当数量的学生口语也很好”。孙在建国后主持编写《英汉科学技术词典》出版发行数十年，是很多科技人员必备的工具书之一。
“我父亲和孙复初教授的回忆是相同的，他们说，到了大学还要严考英语，民国没这事儿！”陈丹青说，“当年你能进大学，就假定英语的读、写、听，已经过关，今后只是对专业口，深造提高的问题了。”
到了陈丹青这代“50后”读小学时，情况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尽管官方文献记载明确了1964年教育部将“第一外语”从俄语转换英语，但陈丹青完全不知道：“1964年跟苏联整个儿闹翻了，可是1966年‘文革’爆发，所有外语教育都停止了”。
1966年陈丹青小学毕业，此后再没受过正规教育。“文革”初始，小孩们因为学校关闭、不用上课而雀跃。“大家瞎混到1967年，毛主席说复课闹革命，我们按指定区域，一律免考，就近入学。入学后，语文数学课本一律没有，英语教材只有几页油印本，上了几课就下乡下厂了。”他们学的几句英语，无非就是——“打倒美帝国主义”、“毛主席万岁”。
自16岁到25岁，陈丹青辗转农村8年，自学绘画。“‘文革’结束前两年，1974年，部分大学复课，招收工农兵学员，英语是进外语院校的工农兵们的第一外语。
1978年，陈丹青投考“文革”后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研究生，他在外语考试证写道：“我是知青，没上过学，不懂外语。”然后起身离去。外语零分，专业课高分，他就这样成为研究生。“这样的例子不是一个两个，所有‘文革’过来的考生，十之有九不会外语。当时国家强调‘择优录取’，强调‘业务’。你画画好，跳舞好，数学好，外语差不要紧，进门再补。但这种状况很短暂，进入1980年代，外语教育越来越严格了。”陈丹青回忆说。
有趣的是，艺术研究生的教学依旧与英语没有交集：“那时学院有个天真的预想：这批研究生可能被公派赴法留学，于是美院请来外语学院法语老师，专为研究生开设小班，学了半年多。其实当年国家太穷，哪会公派，现在我只记得几个单词了。”
“只是生存需要”
?陈丹青就读美院的同期，“英语热”在社会上迅速升温。1982年陈丹青出国前，“英语角”是北上广等大都市的公园一景：“天天有一大群人围着一个英语好的老先生，成天对口语，风雨无阻。不过对我完全没有影响，我已考上研究生，一心只想画画。”
两年后，27岁的陈丹青完成《西藏组画》，震动美术界和文艺界。留校任教一年后，他自费去纽约留学。但“英语”仍未成为他的焦虑，只在出国前半年靠当时流行的大众教材《英语900句》，突击学习会话。”
到纽约后，陈丹青在唐人街一家华人开办的英语学校上过半年课，“上得很不认真”。他说：“我不是个好学生。但我在语言上不是特别笨，一两年内就能对付口语，四五年后，大概单独讲演半个钟头也可以，再后来，能和当地艺术家谈些带点专业用语的对话，但单词很少。我的问题是听和写、讲，今天也还可以，大约相当美国初中生水准吧。”
作为“文革”后第一批走出国门的寻梦者，他自认幸运：一到纽约，就有美国画廊老板找他签约。这家叫瓦里芬德利的画廊位于曼哈顿五十七街，陈丹青成为第一个和画廊合作的中国人。
几年后，由于厌倦重复西藏主题，陈丹青不再走画廊路线。他说，英语不佳，从未成为在纽约的困境，因为整个艺术界只看作品，从不计较作者的英语。英语的重要性主要针对两种人，一是必须在美国上学深造，一是必须在美国公司上班谋生。“我是自由职业者，从未遭遇语言问题的障碍。”
“到国外，英语不是学习问题，不是考试问题，而是生存问题。你要接电话，要购物，要交税，要去各种机构办事，你非得会说英文。在美国呆久了，大部分受过普通教育的人，生活会话都不错。但我不会说这是学习英语的结果，而是切切实实的生存的需要。”
1988年，陈丹青的夫人和女儿来美团聚。之前，他担心孩子如何入学，结果美国入学规矩简单到“只需要一个信封”，证明你是学校附近的常住居民，任何族裔的孩子立马可以上学。语言问题怎么办？“我女儿来时8岁半，读到小学三年级，能写几百字的中文作文。但半年后她就忘了中文，天天看美国电视，和任何美国人交谈，很快就变成美国孩子了。”
此后，陈丹青就以女儿的经历劝那些移民美国的家长，他们“半年后根本不用操心孩子的英语水平这事，每个孩子满嘴英语，非常快”。在美国18年，陈丹青目击移民美国的各国孩子越来越多，美国为了这些孩子，包括大量非法移民，不断扩建中小学：“我都不知道美国师资怎么跟得上，在美国，上学是天赋人权，哪家家长不送孩子上学，是犯法的。”
至今，陈丹青坦承“从未融入美国社会”——他说，他连中国社会也未“融入”——他读中文《世界日报》，读中文书，听木心先生讲世界文学史。“我连中文都没学过、没学好，所以从未焦虑自己英文不好。”毕竟，艺术超越语言，他表达自己，并不深受英文的困扰。他认为，一定程度的英语会话足够与人沟通，交友，甚至深谈：“人与人的交流，人表达观点情感，还看你的语言能力，而不一定是外语能力。‘语言天分’和‘外语程度’是两回事，许多精通外语的人，说话木讷笨拙，更说不出有趣的、有深度的话。”
“用一个错误代替另一个错误”
2000年，陈丹青被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聘为教授、博导。当年报考博士生的24位考生中，5名入围，但因外语不过关全部落榜。为陈丹青首次招生不致落空，校方特意让五位考生转以“访问学者”名义入学。然而一年后，5名“学者”再次因为英语分不过线离开清华；同年，二十多名投考陈丹青画室硕士生的考生无一人通过英语和政治考试。
“我完全疯了！”陈丹青回忆道，“这还不如‘文革’后我上学那会儿啊！”当年年底，他在上海《艺术世界》专栏上以四千多字长文“痛骂”艺术教育的英语考试制度，题为《我们上百年文化命运天灾人祸的总报应》。这是国内第一篇痛陈英语考试制荒谬而误人的文章，立即被不少大学生复印放大后，贴在校园里。
“1980年代，华东师范大学校长袁运开甚至亲自到上海教育局力争，并和教育部交涉，恳请对业务人员的英语考核适度放宽，让他们以后再补，那时也还有通融的余地。”陈丹青说。“我回来后，不可能了，完全不能通融，跟律法一样严厉。所有教员为之困扰20多年，居然没人叫一声，后来我明白了，这是硬杠杠，休想动。”
2002年，青岛女孩吴雯投考陈丹青的研究生，专业第一，外语、政治各差一分，落榜了。她花整年时间在京租房，日日专攻英语和政治，翌年再考，英语仍差一分，被断然拒绝。
2004年，吴雯去伦敦自费留学，毫无悬念考入当地艺术学院研究生，之后两年给陈丹青的电邮全是英文，“远远超过我的英文书写”。
2003年年底，当三位本科生决定报考他的研究生后，他辛辣地写道：“弃置画笔，春夏秋冬专攻外语和政治，预备投考研究生，此乃当今所有文艺壮丁的青春修行。我预祝他们成功，等着他们失败。”
就这样，仅仅因为英语考试，陈丹青4年没招到一个研究生。2004年10月，他向校方清华提出辞呈，迅即引发全社会对于英语考试和英语教育的大规模质疑。
“我观察他们怎么教英文，发现一切的一切只为考试。我父亲和孙复初教授启发了我：英语教学越规范，越可怕。灵活的、有智慧的、能够带来热情的、曾经非常有效的英语教学，消失很久了，一切让位给考试。被英语考试毁灭的不仅是落榜学生，而是首先毁灭了英语教育本身！这样的制度让你痛恨英语，因为最后，你学来那点可怜的英语，全部还给考试。”
尽管任教期间，陈丹青不停地“疯狂叫嚣”，但体制却毫无回应。更让他感到心寒的是学生的态度，辞职两年后，凤凰卫视《一虎一席谈》邀请他参加一期辩论“英语四、六级该不该废除”。好几位咄咄逼人的女同学坚决支持考试制，称高校应该“培养人民的艺术家”，而非招“民间艺人”，这样“中国作为泱泱大国才能更加崛起”。陈丹青说他当时气得无法开口说话，最后只能委婉地说：“这是社论语言，不是年轻人的语言。”
“这已不是外语教育问题，而是权力教育的后果。”他说，“你什么都不能做，做了也没用，因为你没有权力，很简单。”
所以当陈丹青得知“三年内高考取消英语”的消息，第一反应是：“什么原因导致教育部出台这个政策。哪个部门、哪个官员、通过哪一级批准，这种政策才会出台？才能实现？目前没有人确知理由是什么、目的是什么，尤其是，取消之后，外语教育怎么教？”
“我不乐观。英语教材改不改？教学方式换不换？替代方案、后续措施是什么？是否更合理？各校第一线教师是否知情？是否同意？只要这些不清楚、不改变，英语教学的无效性和荒谬性，不会改变。我看不到英语教学废除强制性考试，或降低考试门槛后，短期内会有良性转变。”
他的语气仍和多年前一样冷静而无奈：“绝不仅仅在教育领域，在所有领域，总是有一个粗暴的、荒谬的、明显不奏效的政策，无视下情，罔顾规律，强行实施很久很久，非得到两三代人给废了、耽误了、扭曲了，非得整个情况早已无可挽回，这才出台另一个同样轻率、同样极端，尤其是，同样傲慢的政策，用来废除上一个政策。总是这样的：用一个错误代替另一个错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