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may言 原文地址：philosophersmail.com
在他们最最严肃的时候，新闻集团会说，他们要把世界解释给我们听。这常常意味着他们要开始谈钱了。
新闻中当然有很多关于钱的信息：我们的目光定期被各式各样的经济学指标吸引，包括货币供给量（M1, M2, MZM），央行储备，生产通知单，消费者物价指数（CPI），施工执照，失业索赔，赤字，国债，还有最重要的，国内生产总值（GDP）。
金融机器的复杂很快就让大部分人默不作声了。我们在这个经济体系中生存，但只有很少一部分人真正理解它。这并非巧合。我们在这方面得到的教育很糟糕，而这或多或少是有意为之的。这是让我们沉默的一种策略。这一策略便捷地让大多数人绞尽脑汁才能模糊知道那些常用术语大概在说些什么，比如套利，巴塞尔1号、2号协议，循环调整的本期预算，收益率或量化宽松【译者：我就是那大多数人啊。。。完全是字面翻译，内在含义完全不懂。。。】。当我们关注新闻中的金融事件时，我们会一头雾水地问：金钱增长率是嘛玩意？对冲基金咋玩的？伦敦银行间拆放款利率决定了啥？流动资产是什么东东？通货膨胀目标又是咋整的？政府咋就能印钞票？长远上有嘛影响？凭啥有的人富得流油其他人穷得叮当响？
偶尔，这些受雇于新闻集团的友好评论家确实会努力解释这些术语，以帮助我们解除困惑。可过几个小时，我们就会习惯性地把这些解释抛诸脑后。但是，即使我们不懂多少，有时我们还是会怀疑这些事情是否安排得宜。比如说，夜半无眠时，尽管已经神思昏昏，我们中的一些人或许会真诚地思考：为什么这个由资本主义构建起来的世界没有（难道不是本应如此）更好一些？为什么依旧有这么多痛苦？为什么有的人饱死，有的人饿死？为什么大多数工作都不需要脑子？为什么我们不能拥有更多保障和闲暇？为什么焦虑和恐惧无处不在？我们是不是在漫无原因地、无偿地毁坏这个星球？（想到这里，时间可能已经很晚了，只有一小撮顽固的人会继续想下去。）我们是不是可以重新开始，采用某种新的方式重新安排各类事情，也许通过一些法律，尝试一些大胆的新思路，以此来创造一个更加自由、快乐，不那么焦虑的世界？
通过各种潜移默化的方法，我们“被”懂得，这些问题是无关紧要的（长大意味着“被”意识到，抱有理想主义是危险的，或者更糟，是“幼稚”的）。十四岁的孩子写诗或者和他们的父母争执的时候才会提到这种问题。一早醒来，我们就会坚定地对它们置之不理了。它们也不属于新闻中对经济的标准叙述方式。我们或许可以试着想想任何一个适度聪明并且通晓事理的人——比如美联储主席，当今世界上最有权力的经济学家——会怎么理解这些问题。
但是，我们的问题之所以看起来不成熟，只是因为我们对成熟的图解本身是错误的。我们把成熟和接受联系在一起，一种对许多我们应该拒绝接受的事物的清醒接受。标准的经济新闻大多是一个关于疼痛的故事，告诉我们一大堆复杂但合理的理由，来解释为什么一个好得多的世界不可能存在：为什么我们不能一挥魔杖就让穷国变得富有；为什么竞争和由此产生的焦虑在商品经济中是必须的；为什么完全的职业保障会让人们变懒；为什么国家不得不奖励胜者，惩罚输家；为什么对于富人的课税无法得当；为什么我们不能生活得更简单但依旧保有尊严；为什么政府不能以更高的价值观念之名，限制自由市场；为什么愚蠢的日用消费品在繁荣的经济中不可或缺；为什么人们大多不分享、循环使用他们的财物会对经济增长有利；以及为什么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干净的关切是我们不能承受之重。
因此，我们最终以身处这样的新闻议程下告终：充斥着关于极其复杂的社会科学工作方式的报道，这门学问全力应付着几乎与宇宙等大的各种问题和不可思议的困难，对于这些问题和困难它又间歇地发出悲观厌世又破罐破摔的声明；同时，另一方面，我们的主持人，其天真无邪、充满激情的热烈期望被小心翼翼地隐藏起来，为避免牺牲言论的体面庄重和成熟严肃，大多数时候都不被提及。
偶尔，弦拉得太紧，断了。一群人联合宣称他们受够了。他们画布告，买喇叭，在央行、快餐店或石油公司总部外示威。几周过去，在几次群情激奋之后，在和笨手笨脚的警察起了几次冲突之后，临时阵营就土崩瓦解，而新闻则会一切如常。
致命的幼稚破坏了这些弦断的爆发。出发意图极好，有效或辩证的知识缺乏，想要改善有问题的现状，却首先连是什么导致了问题也不知道。抱怨委屈可能偶然引起一场复杂的政治争论，却终化为一声本能的尖叫。
新闻是导致愤怒群众一盘散沙的部分原因。正是新闻，养育出了不能搞清他们自己所处状况并感到绝望的受众；也正是新闻，给民众喂饱了经济分析，巧妙地摧毁了创造更加平等世界的雄心壮志。反对者正确地意识到经济体系中有什么东西不对——但他们难以精确找出困境所在。要做到这一点，需要一段集中的时间，在有指导的情况下进行询问，还需要学习区理解金融机器的运作模式。要做到这一点也需要有技巧的手选对接地气的选项来进行改革。有许多明显的选项逗引着人们，然而我们很久都从未在新闻中听说过它们，这并非巧合。
大多数新闻报导无意于提供适当的、具备高政治向度的经济教育，因为它们要不自己也搞不清状况，要不就是既得利益获得者。解决所有经济难题并非新闻的任务，也不是内蕴在新闻之中的力量。新闻的力量更多是次一级的，不过依旧相当之大：新闻有能力设置议程，引导受众的关注点，让他们相信什么议题是重要的，然后为政府、企业输送一批胸有成竹、知识丰富的支持者。
现在，主流新闻机构大多跟踪报道经济建设中每天的活动。他们告诉我们正在发生什么，却对什么应该或可能发生不置一词。新闻所炮制出的议程必然是局限的：比如是否应该介入对劳工市场的支持，在货币联盟中是去是留，严控通货膨胀问题还是放松警惕。受众的期望和对于哪些事情有可能的感觉是被严格限制的，新闻视角中的经济“辩论”也不会越界太远。从议程（比如询问如何重新思考股东是什么、应该是什么，或者质疑关于发展和民生幸福的假定）出发，人们会被以令人困惑的速度带到“激进”之域，而“激进”也就等于荒谬——即使大多数我们现在习以为常的东西（比如最低工资、儿童保护、环境法规）刚开始即便不被所谓“明智”的人看作疯狂，也被当作是全然激进的。
完美的新闻服务会分析时事，也会大胆地解释那些能理想地巩固社会根本的经济原则。它会由“应去何方”的感觉指引，在经济乌托邦的理念下运行。它会是一个繁荣文明的团体，像关心金钱利益一样关心其他适当的目的：履行责任，公正，慷慨，美好，仁慈。它仅仅教条主义地执着于目的地，对于如何到达那里保持着经验主义的灵活——不像左翼或右翼的分析那样，死守公理般的、可预测的手段，变得脆弱而令人生厌。
分析衍生产品、产额比、M2货币供应量状况是经济新闻的常规。在继续这些之外，经济新闻不应该忘记它肩负追求这样一个世界的终极责任：一个不那么焦虑，没有那么多破坏，更加安全，工作寿命更有意义，并能维持这些的世界。
在我们当下的历史节点，不管这样的议程在古典经济学的环境中听来多么幼稚细弱，它是那样重要，以至于只能在夜半无人时蹒跚地冒出来，或者在警方面前由一把沙哑的嗓子透过劣质喇叭喊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