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丫丫丫 原文地址：narrative.ly
译者：JaneZheng、罗爽、Dora_water、易小又（按翻译顺序）
图：Sara Drake
在刚刚过去的四月，我和前男友一起凝望“血月”在天际缓慢爬行，这是我们近来共同经历的几件事情之一。之所以共同分享了那一神奇时刻，是因为在我们分手十年后，他搬到了我隔壁。对！就是隔壁！在洛杉矶这个拥有380万人口的城市，他和他女朋友随便挑了座公寓，而从那座公寓却能眺望我和我丈夫五年来称之为家的庇护所。
2012年初秋的一个下午，我和老公本还有我最好的朋友凯蒂一起逛圣莫尼卡的农贸市场。阳光明媚，气温在22度左右——典型的洛杉矶（地中海）气候。我和凯蒂聊得很欢，我们讲话总是直来直去，还经常带点我们自己的笑话。凯蒂不知道突然从哪冒出来一句，问我最近有没有碰到我的前男友内特（化名）。我说没有。就在我说完那一刻，内特走到我们边上，还是像和我交往时那样穿着黑色长筒袜和短裤（我肤色较白，小腿肉多，所以从没想过穿黑袜子；所以我们以前约会时，我对他这种能穿黑袜子的奇异风格很感兴趣。）
和内特分手后的十年来，我们偶尔会遇到，但也确实很久没见面了，两人之间还比较友好。开始我们经常在朋友的派对上争吵，但慢慢地也就不会了。当我像连珠炮似的问他家庭、工作、朋友等各方面的问题时，我们就会随意地开怀大笑。总的来说，我更擅长交际，所以很难注意到自己总爱刨根问底的好奇心（其实，我们以前在一起时我就一直这样滔滔不绝）。
这次在农贸市场，我一连串的询问——“工作怎么样”、“父母都还好吗”、“你姐姐呢”、“最近有没有什么新鲜事儿”——他不经意间提到他和他女朋友准备搬新家了。由于我们在洛杉矶所住的小镇地理位置清晰可辨，所以我问他，“新家在哪呢？”他说的那条十字街道居然和我家那条街道靠得特别近。我想“不不，这绝对不可能”，但只能问他，“具体地址呢？”我简直不敢相信，我们两家的门牌号居然尤为接近。仅仅知道地址还不够，于是我又描述了一遍我觉得他们可能会搬进去的那栋两层公寓。他笑着说：“我也不清楚，那是我女朋友挑的。我基本没怎么看，所以也不记得它长什么样。”
尽管这样，我还是越来越肯定了，就像我第一次看见他的时候那样，只不过这次肯定是个宇宙大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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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并没有告诉他我们就要成为邻居了，只是含糊其辞地说：“哦，我住得离那儿挺近的……”也许是我误解了，又或者他们不会真的搬过来。就在我们要离开时，我老公本突然说：“反正我们之前也打算搬走的。”要知道，本是从来不会吃醋的，并且老实说，每次我们遇到内特的时候，他似乎都不记得我的这位前任是谁。
本的反应让我大吃一惊。我们以前确实说过要搬走，但是我以为顶多就是嘴上说说罢了。我爱我们这个古雅温馨的小窝，爱圣莫妮卡靠近海岸的地理位置，爱这里澄澈的海风，爱这里一年四季绿树常青的景象，爱马路对面那栋灰色的木制建筑，建筑的谷仓大门又高又红。相比之下，本就不像我这么感情用事，他就总想着怎样才能让我们的钱包鼓起来，而这个卖房子的计划他也盘算已久了。我们经常在这个问题上争论，但我还是想继续住在这里，而且我以为本也同意了。
“这是我们的街坊。”我回答道。“要搬让他们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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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内特在大四那年开始交往，毕业后在一起两年多。他身材高大，皮肤黝黑，相貌英俊，下巴轮廓分明，就像成年男士一样。那时他学的是理科，我是学人文社科的；他是个带有自由主义倾向的共和党党员，而我是个忠实的民主党党员。我们因为一堂非洲艺术历史课和对未知世界共有的热情而结识。刚开始约会时，有一次我们同去纽约市参加巴西武术卡坡埃拉的培训课程。他热情、善良，有一种让我能乐享其中的怪诞式幽默感。他曾给过我一张制作精美的卡片，卡片展开是一座维多利亚式的剪纸房，上面印着几个凸出的字眼：维多利亚时代的哥特式。内特又在下面写上了“家庭聚会”几个字，所以读起来就是“维多利亚时代的哥特式家庭聚会”。内特在剪纸房上画了好几十个简笔画小人，有的站在窗户边上，有的在屋顶上跳舞，有的在草坪上呕吐，基本上都在狂欢。
大一我第一次见到内特时，就一反常态地向室友公开宣布“以后我要嫁给他”。大四那年，我们的关系步入了正轨，我和他提过一次以前的那些想法，结果他误会了，以为我花了三年的时间建了一个巫毒神殿对他施咒。我向他保证自己绝对没有做过那种事情，只是我知道我们肯定会走到最后。结婚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根本不用刻意为之。恰好，当时事情的进展差不多也是如此。
那时，我对一切事物都充满了信任。我相信上帝、相信直觉、相信命运、相信承诺、相信自己的规划。我对自己理想化的未来生活坚信不疑，我会嫁给大学时代那个亲爱的他（这一想法追随了我母亲和我两个姐姐的脚步），从此甜甜蜜蜜不再有任何悲伤。但在我们交往了几年后，我才意识到自己心心念念想要搭乘的这趟直通车根本就不存在。当我母亲17岁第一次见到我父亲时，同样说过“以后我要嫁给他”。然后他们一起走过了4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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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贸市场和前男友偶遇一周后的周日，天气异常闷热。我发现前面有辆卡车，就停在我每天回家都要经过的斜坡底部，车上醒目地印着前男友父母的制造公司的名字。我下午刚参加完一项正式活动，所以穿着很漂亮。我往家驶去，发现确实是他们。内特和他父亲正在卸一件家具，我认出那是从他父母家搬来的梳妆台。
我停车打招呼。我也要让他知道我们现在是邻居！
内特和他那当过消防员的父亲都已经汗流浃背。他们懊悔地拍了拍湿透的衣服，可以看出他们因为衣冠不整而有些不好意思。而我却自信满满的，就让他们以为我一直都这样完美如画吧。真是不费吹灰之力！
刚走下车，我们大家就都笑了。这样的相见太过荒唐，而且他们只知道一半真相。虽然我比那天在农贸市场时更确定他住在何处，但我还是天真地问：“哪套房是你家的？”他指着说：“噢，那套吧……”我们又笑了。我们总是很容易笑。“看，”我指着我家前门说，“那是我家前门。”在他家的车道上，可以清楚看到我家前门。
他们家那条友好的大狗跳着向我们跑来，内特的女友朱莉（化名）跟在后面。她身穿牛仔裤和T恤，戴着棒球帽。或许是因为大热天长时间搬家的缘故，不过她看上去确实不怎么高兴见到我。
聊着聊着，我听见自己说：“欢迎你们搬过来，一定要去我家做客哦。”说完过后，我真希望自己没有说出这句话。他们不想我到他们家里去，我也不想他们到我家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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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洛杉矶这个城市发展得杂乱无序，但我们宁静的圣莫尼卡社区却满是矮小公寓楼和独户住宅。在我那两层楼的公寓里，能直接看到围栏那边他家的公寓。他家后面的阳台与我家前门之间，大约有二十五英尺的距离。
布局是这样的：
想想两夫妻背对背躺在床上，臀部和双脚相互挨着。我们两家也紧挨在一起。在他家的阳台、浴室甚至卧室里，都能俯瞰到我停车的地方，能看见我爬楼梯回家，还能看见我走进前门。
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会觉得他是新上任的狱卒，专门来监视我的生活；不过，我确实感觉到有些事情我不能再做了。我不能无拘无束地穿着短裤和旧T恤，不穿内衣，直接从他家阳台下跑去倒垃圾（这意味着我已经妥协）；不能满脸通红地跑着回家（这意味着我的体质很差）；不能在开关前门时对院子外面听起来很大的门锁声不管不顾（这意味着邀请：这就是我的日程计划——记下来吧，赶快！）；不能在停车时放声高歌（这意味着我爱炫耀）；小区里的兔子定期来要食物时我不能再喂它（这意味着我是白雪公主）；不能穿走起路来啪嗒啪嗒的高跟鞋（这意味着我在诱惑别人）；忘记带东西时不能在车里向楼上喊（这说明我是个健忘的大嗓门）；绝不能在外面和人说话（这说明了我的存在）。
朋友来我家做客，知道了我家和前男友的公寓挨得这么近，都惊得目瞪口呆。他们说：“之前听你说他搬到了你家隔壁时，我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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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邻居搬进来不久，飓风桑迪就袭击了东海岸，纽约马拉松也被迫取消了。这个新闻让我想起大四时前男友参加纽约马拉松的事情。我们从纽黑文市乘火车到曼哈顿，在切尔西区朋友的宽敞公寓里的伸缩沙发上过夜。那套公寓是朋友与一位艺术家合住的，那位艺术家工作的房间像仓库一样大，里面有件混合手法的马车轮艺术品，由用过的卫生棉条制成。
当晚电话响起时，手机屏幕的光明亮刺眼。一接通电话，我就知道那是个什么电话，那是父亲打电话告诉我祖父去世了。电话里他的声音清晰且让人放心。那时候我最希望的就是父亲来告诉我这个噩耗，因为母亲刚刚失去自己的父亲，而我的父亲仍然是我们最坚实的后盾。他是位十分有爱且坚定如一的父亲，而且已经是我那九个侄子侄女/外甥外甥女的祖父了。
一年后，父亲也去世了。但那天在电话里，我仍然是他的小女儿。在那张伸缩沙发上，前男友彻夜拥抱着我，而我却失声痛哭，还因为让他在大赛前的晚上不能睡觉而内疚。
我回想起四岁时父母参加纽约马拉松的事情。我裹着毯子，和祖母一起坐在终点线边的看台上。我的祖父，也就是刚才提到的去世的那位，肯定也在那里，不过他应该是在和工作人员套近乎。我们看着父亲和母亲一起越过终点线。我现在才更加明白他们为什么要一起训练，为什么父亲已经跑过马拉松，比母亲高差不多一英尺，却还要引以为豪地跟随母亲的节奏。内特也会和我跑马拉松吗？那天我得到一张参赛者在赛后用来御寒的金属纸，后来在家时我喜欢拿它出来，感受它的脆薄。它坚固结实，却又脆弱得让人着迷和不安。以一种方式拉它，它让你保暖；换种方式拉它，它却会破碎。
内特参加纽约马拉松一年后，我也去都柏林参加了马拉松，而且那场马拉松将会在飓风般的条件下举行。在去都柏林的两个星期前，我的父亲去世了。当时内特还是我的男友，我给他打了一整天电话，但是接电话的都是答录机。
在那初次真爱中，我变得更加盲目地信仰善意的宇宙。我和内特相亲相爱的快乐日子只持续了一年半，但是在我们交往的36个月中，我们只有13个月同在一个城市。毕业后我搬到了洛杉矶，他去了另一边的弗吉尼亚读研究生。研一那年夏天，他本可以选择到洛杉矶工作，但却留在了弗吉尼亚。那是我们感情基础第一次出现破裂，从那时起，我开始在这段感情中承担起更多的负担。第二年他转到斯坦福大学，虽然我们都位于加利福利亚时区，但我们的关系却开始举步维艰。他觉得自己的工作趣味盎然，而我则在电影业从事着费力不讨好的工作，这份工作需要投入许多精力，对智力的要求却不高。我依赖着他寻求在其它地方无法得到的满足感：我比他更需要这份关系。他渐行渐远，而我也变得越发渺小，直到我最后承认无法再在这种状态当中生活下去。他上研三时，我们就彼此分开了，但我们分手的根本原因是他不再爱我了。我当时觉得这不可理喻。从来没人停止过对我的爱。我认为，爱只要共享过，就是永恒的。
有过心碎经历的人都了解这种痛苦。但又不单单是分手才让我这样挣扎。我们分手后的两年内，先是我祖母和叔叔离开，紧接着是祖父和父亲也离开了我。失去的这一切我本可以承受得住，只是我从根本上动摇了，因为生活不但以死亡来抛弃你，也通过选择来抛弃你。我深受打击。我迷失了方向、信仰和追求。
在父亲的葬礼上，嫂嫂把我拉到一边说：“看到你恋爱了，你父亲真的非常开心。”我就开始说父亲如何的喜欢内特；他当天也参加了葬礼。她纠正我说道：“不是，你父亲是因为你而开心，不是因为你和内特恋爱而开心。他只是看到你恋爱了才感到高兴的。“父亲知道我们年轻人的爱情或许并不会长久。他知道我设想的未来很可能不会成为现实。他还知道我尚未预见的未来会是一个更好的未来。
在遇到未来的丈夫之前，我已经有五年没有认真谈过恋爱了。他的自信和大方提醒我，相信爱情、重新相信直觉、信任别人和未来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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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男友搬来后的第二天，我家附近有一条狗在哀叫。这种极度悲伤地哀叫声持续不断，我走到窗前去看声音是从哪里传来的。狗叫声似乎是从各个方向传来的。最后我才明白：那是内特的狗在叫。我朝内特家门廊方向望去，盯着那只狗的眼睛看。看起来刚才哀叫的并不是她，但我知道是她。她很茫然，又不确定爱她的人会不会回来。我无法减轻她的痛苦。但是我突然意识到我实际上可以减轻自己的痛苦。现在我仍然可以鼓励那个曾经充满幻想的女生，那个忍受了多年悲痛的女生。那个在前男友搬到隔壁后，不请自来再次出现在我家门口的女生。命运的这次转折，虽然让我容易受到已经掩埋的情绪的影响，但却也有其意义。它可以让那挥之不去的痛苦随风而去。是时候告诉自己内心那个深受伤痛的女孩她痊愈了；她的悲伤已经足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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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下车时听到了盘子碰撞发出的叮当声和轻微的笑声。——我的新邻居在做晚饭。在我的停车位上，一道栅栏和一棵缠绕着厚厚牵牛花的树能让我很自然地避开他们的视线。我逗留了很久，心里又一次五味杂陈——我觉得这就是本来的我。我难道不是才发现我和他的世界之间的界限？我能忍受到什么程度？什么时候这些声音才能变得无足轻重，就像普通邻居发出来的声响一样呢？
我走进屋里，感到既愤怒又内疚，愤怒的是自己竟然被那些声音烦扰，内疚的是不知怎的竟让自己的过去侵扰了我和丈夫的生活。自己真是太不成熟了，居然被这些事情困扰着，好像我在和那个年轻的自己纠缠一样。
因为前男友搬进隔壁，我向本道歉，当然这也不是第一次了。他给了我一个拥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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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觉得他们随时都有可能在看或听，但内特和我大约十个月没有真正见面。他和女朋友在门廊上挂满了花盆。藤蔓本应该沿着花盆的绳子迅速生长，隔开我们两家的视线，但是它们从来没有长过。
终于，我们还是在外面碰到一起了。内特在阳台上，我在车道上——这样的方式刚好是和罗密欧与朱丽叶相反。——终于和他相遇了。我松了一口气。本就在附近，但是他的车在视线范围之外。他可以听到我们的谈话，这让我更加意识到应该结束谈话。我想象朱莉在家里，或许也能听到我们的谈话，我也好奇内特是否也这样想。换掉睡衣穿上夏装，检查了衣服扣子后跑到外边，我感觉轻松了很多。内特挥手时我停了下来。和内特刚好碰上，就像上次在农贸市场时那样——“你住得怎么样”、“父母都还好吗”、“你姐姐呢”。在对话结束时我听到内特说：“我们希望你们有空能来我家……”我很确定他想收回那些话，就像十个月前我希望收回自己的话那样。我知道这只是人们说的客气话。
内特去忙他的事了，我把头探到车门里对本轻声说：“呃，很尴尬。”我的意思是说让他听到我们的谈话令我感到尴尬。本以为我希望自己能换种方式来处理。在我意识到之前，他就以经典的“丈夫援助”的方式跳出来解决这个问题。
本在车里尽可能委婉地对我说：“你可以挥挥手就走开。没有必要停下来打招呼。”
“这很没有礼貌，”我说。“而且不像我的性格。”
我觉得那样会显露出我的愤怒或怨恨，给内特留下那种印象可能会令我更加难受。我喜欢把事情处理妥当。
“打招呼有时候也是不得已。“我说。
本只是想换种方式来处理。
“另外，”他继续说，“有几次，你本来可以结束对话的，但是你又问了别的。”
啊。我也没办法。我不停地填补聊天的空档。我让别人感到轻松，但是却陷入自己不想继续的谈话中。本已经说过，连他都很难判断我是否陷入了困境，因为我总是表现出很有兴趣。他想让我像杰克·唐纳吉和亚历克·温在《我为喜剧狂》里那样，为了避免沉闷的谈话，面无表情地接听铃声从未响过的假电话。“我得接个电话。”唐纳吉说着，伸出拇指和小指摆出接听电话的手势，转过脸去对着自己的手指讲话。我还没在不舒服的情况下试过那种策略，但是我一直想着要试试。
其实，相比于偶然遇到内特，我觉得总是有可能要和他打交道更让我觉得为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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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我和本闲聊的十天后，我到离家15英里远的好莱坞聚光灯影院看电影。当我看完电影走出来时，听到了一阵熟悉的笑声。我转过身子，发现内特和朱莉正从我旁边走过去。我们都是去电影院的停车场取车。我觉得内特之所以大笑，是因为他又在一个不可能看见我的地方看见了我。如果我在电影结束后停下来和表哥多说一分钟，或者选择另一台停车收费机，我和内特就不会碰见彼此。但我们已经碰见了。
朱莉穿着一件轻质羽绒服。他们在好莱坞露天剧场听了场交响乐，然后走回来取车。按洛杉矶的城市标准来看，他们走得可真够远的。
“我们这样拼车有些离谱哦。”我开玩笑说我们可以一路开车同行。
我问他们音乐会听得怎么样，接着大家聊了聊我看的电影。这是我和朱莉说话说得最多的一次。我喜欢她，既友善又健谈，就像我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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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打了一晚上保龄球后，我和本回家去看月全食。当我们晚上到家时，隔壁邻居已经坐在自家阳台上了。我隐约看见了内特和朱莉，还有他们家的狗。我给本说，他们已经在阳台等着看月食了。但本没有听见我说话，径自往阳台走去。内特打了声招呼，本立马就从阳台进来了。“猜猜谁在外面。”他说，其实压根儿不需要我去猜。我能看出他对月食的兴趣正在迅速减退。他只是想和自己的妻子一起看月食，而不是和妻子、妻子的前男友以及妻子前男友的女朋友一起。
这次该我给他拥抱了，但我不打算继续呆在家里。
我走到阳台上，沙色的月亮让人有些失望，我大声说道：“月亮没我想象中那么红！”
内特回我：“我爸刚发的短信也是这样说的。”
我们之间时而说话，时而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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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做邻居的差不多两年时间里，我的日常生活慢慢恢复了自由。开车驶入自家车道时，不用忍不住朝他们家窗户或门廊望望。在外面说话时，也不用压低自己的声音。甚至有几次大白天的没洗澡，就穿着一身不得体的衣服跑去移车。回家把车停到车道时，我并未感觉到自己的过去在虎视眈眈地盯着未来。我和本在外面说话时也完全没有顾忌。
我的生活和婚姻继续往前走着。自己为洛杉矶作家提供写作场所的小本生意越做越大，而本也在适合他发挥运动精神和进取精神的公司找了份工作。这么多年来，我们对二人世界的生活一直很满意，但还是觉得是时候给这个家添个新成员了。
我问本是否还会因为自己前男友住隔壁的事烦心，他却提出一个不受我们控制的阴谋论，简单说了句，“觉得怪怪的”。
但这种感觉是我们生活的常态。我们能听见隔壁家淋浴正开着，能知道他们在举办晚宴；当我和本的孩子在这个秋天呱呱坠地时，他们也会听见婴儿的啼哭声。这一切虽然感觉很奇怪，但都已经习以为常了。
月全食事件几个月后的一天，我在去农贸市场的路上往垃圾桶里扔垃圾时，听到一只狗冲着我直叫。我没法确定那只狗在哪里狂叫，也不能责怪那只狗，因为自己手提袋的扣环发出喀哒喀哒的声音，就像狗项圈上的叮当声。这时，栅栏后传来一声友好的问候，我才意识到那是内特家的狗，他和他女友正站在阳台上。可是从他们搬进来的第一天起，我几乎就没听见那只狗叫过。
我怀孕快半年了，刚刚走出猜测肚子里的孩子是男孩还是女孩的朦胧阶段。这时候的我腰看起来一般粗，不像是明显怀孕的样子。虽然我已相当习惯前男友能在我外出散步时随时看见我，但在过去几个月里，我还是虚荣心作祟，想冲着他说：“嘿！内特，我是怀孕了，不是长胖了！”
“最近怎么样？”内特问我。
“还不错！你呢？”
“很好。”
对话停下来时，我在想我刚刚是不是应该说：“我怀孕了，还不错！”我觉得肚子大得还不够明显，不足以让人家主动说什么祝贺的话。
“最近有什么新鲜事儿？”内特问道。
解释我腰围变大的机会来了。
“我怀孕了！”
内特表达了衷心的祝贺，接着我们谈到他挚友的婚礼就快到了。我怀着相互分享彼此好消息的心情，希望他告诉我他和朱莉订婚了。但他没有。就像你不会想当然地认为那些看起来像是怀孕的人是真的怀孕了，我也不会认为那些应该订婚的人已经订婚了。所以我没有开口去问。
事实证明我是对的。内特和他女友要结婚了。几天后从我们共同的朋友那里听到这个消息时，我简直高兴坏了。我为他感到高兴，也为意识到我们彼此分开的未来可以继续向前而感到高兴——虽然各自分开，但却成了邻居。
不过，如果有谁想在圣莫尼卡租房，请联系我们。隔壁邻居可是很友善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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