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sinno123 原文地址：the-tls.co.uk
到奥斯卡·王尔德1900年过世的时候，他在文学上的财富可谓是一团糟。因为受审，他被宣布破了产，图书馆被变卖，就连自己出版物的版权也没有了。先是爆出各种丑闻说他是同性恋，随后搞腥风血雨，污蔑诽谤他，所有这些都让王尔德的名声大大受损。然而王尔德死后八年，他的文学遗稿保管人罗勃特·罗斯（人称罗比）推出了一部王尔德作品全集—罗比辛苦劳作推出这部14卷之作，一来为俩人之间的友谊，二来为王尔德的作品能物归原主，好重塑王在新世纪的名声。之前，罗斯就设法为王尔德的儿子获得了其父的著作版权，这次罗斯的目的是要确保王尔德的作品能作为伟大的文学著作就此永久保留下来。然而正如罗斯所发现的，收集王尔德的作品远非那么的简单易行。因为除了戏剧，小说，童话，评论性随笔以外，王尔德还写过包罗万象的新闻稿。这些新闻稿里的评论文章、随笔，大多数都不是以王尔德的本名发表–这是当时一个通行的做法—所以说很难百分百地确定这些文章的原作者就是王尔德。由于这些作品并没有手稿留下来—毫无例地这些手稿是被报社、杂志社的编辑给扔到垃圾箱去了—罗斯不得不靠着传记上的信息，个人对王尔德的了解，或是自己的直觉（这个会引发更多的争议的）来判断。维多利亚时代后期，期刊出版蓬勃发展，当时出版的印刷物非常之多，所以有些时候，罗斯来收集王尔德的作品，就变成了是要来决定在如此众多的印刷物中，哪个读起来象王尔德的作品。
自罗比·罗斯之后，还没有一个人试着将王尔德的新闻作品全部收集，归结成一部完整的，权威性的作品。现在约翰·史托克斯和马克W·特纳来了，他们带来的是两部大部头的，备有大量注解地王尔德作品集，这两部既是对王尔德研究，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说，也是对维多利亚后期新闻作品研究的里程碑之作。史托克斯和特纳俩人将罗斯版本的全集加以修订和更新，他们追回到过去王尔德最初供稿的报纸和杂志，罗斯的全集版本里罗列进来的未曾署名的文章，每篇他们都重新考证其出处，罗斯没有罗列出来的，他们则进行了增补。这才有了我们现在看到的王尔德新闻稿中的168篇，这其中包括有30篇是当初编辑们没有–可能是出于谨慎而犯的这个错–给出权威性结论说就是王尔德作著的作品。每一篇新闻稿的引言都具有相当的可读性，借此斯托克斯和特纳两位编辑，引导读者走进维多利亚时代复杂的新闻世界里；大量的注解，则让读者能详尽地了解到王尔德每篇评论文章后面的背景知识，方便他们与王尔德其它更出名的作品相互参考。
这两本是正在编篡的《奥斯卡·王尔德作品大全》的最新卷册。斯托克斯和特纳的这两本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监审的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组成的团队，牛津的这个版本是二十一世纪对罗斯作出的回应。现如今的问题已经不再是为王尔德平反昭雪，或是要确保市场上读者可以买到王尔德的作品，这些早就实现，牛津出这个版本的目的是要确立王尔德的地位：无论从自身的才华还是在学术的研究上，他都是一位有着举足轻重影响的作家。王尔德被推崇到圣人这个位置，开始于上世纪的下半叶的某个时候，到20世纪80年代—-也就是王尔德无论是在学术界内还是界外被广泛尊敬的时候—其圣人化的势头则越来越猛，所以换句话说，现在编纂的这部《奥斯卡·王尔德作品大全》是朝着圣人王尔德的方向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将王尔德的新闻作品出版是牛津版到目前为止最了不得的成就了。这是因为牛津版里收集的文章—大多数的文章就是多年研究王尔德的学者也不熟知—讲述了很多19世纪80年代的王尔德的情况（这个时期的他，我们相对来说了解得比较少，我们现如今知道的王尔德以及他的一些重要作品：比如《道雷·格林的画像》，《意图集》，《莎乐美》，以及风俗喜剧等等都在这十年之后），从一个前所未有的全面角度描述了这段时期王尔德看了，读了，做了，写了些什么。如果说19世纪90年代的王尔德—这个时期的他是我们最熟悉的—是个成功的剧作家，文人，那往前推10年，王尔德最最重要的身份标签就应当是写稿挣钱的记者。这十年，一开始他先是在美国巡回讲学，这个时期的王尔德留长发，穿长及膝盖的短裤，给美洲大陆的人讲美学，和家居装修等等东西。大约也是这个时期，他的第一部诗集，第一部戏剧《薇拉》都落得惨淡收场。回到伦敦，王尔德自诩自己是“美学教授”。他这时已经颇有名气，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当时开始出现在讽刺性出版物里的很多漫画中看出来。但他在文学上享有盛名则还是要等到几年之后。这个时候的王尔德同时给多家报纸和杂志当供稿记者，这其中包括《蓓尔美街报》这样的晚报，《家庭与法庭评论》和《发言者》这样的周报，还有《女性世界》这样的月刊。有在这么多不同的出版物里工作的经验，王尔德学会了如何利用媒体来营造和保持自己的名人地位。慢慢地他做得很得心应手，但到这十年结束的时候，他想要换换环境了。一边他要准备推出自己的重大作品，一边他决定远离新闻的世界，可能是因为讨厌其发狂的工作节奏，讨厌编辑的控制，可能是希望从事文学创作能赋予自己更大的自由去应对那些宏大的话题。
总的来说，这俩本合集中的评论和评论性文章，让我们看到的是身为记者的王尔德，涉足兴趣非常之广泛，当然这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于编辑的设定。几个月的时间里，这些文章就有了明显的跨度，从内容丰富，相当有料的文章类型–比方说一有篇评的是《乔治·桑的来信》—转移到比较轻松的题材，这其中包括有对手抄本《虽已结婚，如何乐活》（王尔德戏称这本书为“快乐指南”）以及《吃喝记》的评论文章，其中王尔德就推荐意大利调味饭，说是“真是香，这样好吃的东西在英格兰可不常见”，同时还夸了这本书没有插图，因为“你要是用彩色平版画来印一支羊腿的话，看着总有些让人觉得郁闷。”
然而他也表示出了明显的兴趣偏好。首当其冲的就是时尚。王尔德和他的夫人康斯坦丝一起，积极推广维多利亚时代的“理性穿衣”理念：他倡导女性穿衣应当更宽松，更舒适，这样她们就不再受束身衣，和紧身蕾丝的束缚。在王尔德看来，女性不应当穿鞋，应当穿木屐（可能内嵌上象牙和珍珠），外面的裙子应是古希腊的那种加入现代的元素，内里的打底则应当效仿现代德国那种实用耐穿的内衣，这样一穿就不怕英国气候的寒冷了。王尔德是非常注重穿着的—如果注重这个词是对他来说是个能认同的语域的话。在他看来，穿衣打扮应当视为实用艺术的一种形式，它将美学的领域带出了博物馆，陈列室，带到了日常的生活之中。
描写时尚的文章，有代表性地体现了王尔德要将美学融入到大众文化当中的试图。作为一个评论人士，他遵循的是马修·阿诺德，A.C.斯温伯恩，沃尔特·潘特等等作家走的路线：接受过正规教育，高智商，很有煽动力。和这些人一样，王尔德努力在维多利亚期刊出版物广泛的中产阅读群中推广美学，纯粹从艺术的角度推广艺术。但和阿诺德，斯温伯恩,和潘特这些人又有不同，王尔德供稿的这些报纸和商业刊物需要是一个快速的转变，一个更亲民的风格。所以说王尔德就必须找出能吸引更多大众的方法，以这种方式来推广一种全新的，能获得极大成功的大众美学品牌，其追随者们可能在对文艺复兴时代的绘画，古希腊的戏剧入迷的同时，也会对服装面料，厨艺，室内装潢感兴趣。
这种新的美学理念主要受众群是女性。看到很多王尔德的新闻作品里面向的，描写的都是女性，真是有意思。这样行为在王尔德接管了《淑女的世界》的主编之位之后表现到了极致，《淑女的世界》是份配插图的月刊，对外打出的招牌是“面对淑女的高档杂志。”王尔德接手杂志后第一件事就是改变杂志的名号，把《淑女的世界》改成了《女性的世界》，这件是当时影响很大—这一改就预示着其目标受众群，政治抱负的转变。改头换面的期刊致力于打造高质量的新闻刊物，目标群则是并不把自己视做是“淑女”的现代中产女性读者。这些女性很希望能读到文化，教育，就业方面的东西，王尔德迎合了她们的高大上品味。从1887年到1889年王尔德在《女性的世界》杂志做编辑，这不光对他自己做记者这一行，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说，对他今后在作家这条路上走下去都是关键的一步。这是王尔德一生当中，唯一的一段能有规律的拿到薪水的日子。但更重要的一点在于，他那个时候负责征集随笔和评论文章，王尔德招募女性撰稿人，人员相当之杂，既有成功的小说家，又有从牛津和剑桥刚刚设立的女子学院里毕业的大学生。
王尔德对女性的兴趣不只局限于《女性的世界》杂志。他为其它刊物供稿的文章中有很多是讨论当时女性作家的作品，特别是她们的诗歌作品的。女性传记和女性文化史方面所取得的最新成就，王尔德表示出了真诚的关注。他还写过很多戏剧评论，特别是对莎士比亚和古希腊的戏剧评论。但这其中最最突出的则是他写过很多对外国小说，特别是法国小说的评论，这些小说既有法语原文的，也有英译文的。对小说翻译的质量王尔德总是非常关注，一般会是赞扬一番，但更多的时候是暴露译者的不足。19世纪法国的小说家里面，他特别钟爱巴尔扎克和福楼拜，但非常不喜欢左拉，在他眼里左拉既太过于沉重，又缺乏想象力。
那些年，正是左拉的国际知名度达到最高的时期，但王尔德对这种流行的自然主义学派很不待见，他将其与当时另一种横扫欧洲的文学现象–俄罗斯小说—进行对比，以显出自己对自然主义的批评态度。牛津版本的卷册中也辟出不长的篇幅登出了些精品文章，其中之一就是收集有一批相当有趣的但又不怎么为人所知的评论现代俄罗斯小说的文章。王尔德对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陀斯托耶夫斯基的评价很高，认为他们远在“产自法国最臭的污水沟的假模假样的下三滥现实主义者们”之上。对上述俄罗斯作家对现代文学的影响力王尔德表示欢迎。毫无疑问，王尔德是第一批对英译版的《罪与罚》和《受伤害的和受侮辱的》进行过评论的人，对陀斯托耶夫斯基对细节的把握力，能深窥到“生活最隐蔽的源泉”褒赏有加。早期也有文章评过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琳娜》，可能作者也是王尔德（这些评论文章在卷册里以“杜比亚”的抬头列出，可能某种程度上是编辑们太过谨慎了，因为这些文章你只要和其它作品作个相互参考一下，就找到充分的依据说明王尔德就是作者。）
一次又一次，王尔德会以调侃但极富热情的笔触来表示自己对狭隘和沙文主义的反感，枯燥乏味的东西他是一点都不能忍的。他极富善辩的天赋，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他与美国绘画家威斯勒的争论中看出，他很能以善辩来抬高自已。挑出寡淡无味的观点，是他一直乐此不疲的事，引用时几乎不加评论，就把那些言论拉出来示众，自暴其丑。王尔德就有这个本事让人相信他，能从最没有可挖的素材里弄出些有意思的东西来，这一点对他这个在很多时候要靠拿佣金的评论人士来说更为关键。所以我们看到了他对对美国诗人，艺术家阿瑟通·福隆一本合集的评论，王尔德这样写到这本合集“就是把诗合在一块儿发表了，就是你把他译成法语，它也不会伤到任何人。”说J 塞尔·劳伊德的《流氓》一书，王尔德很不屑，说这样的小说就是那种“可能写起来比读起来更容易的书。”要是给王尔德无聊的书让他评，他的大胆和出众才华就发挥了：他会把这些书变成奥斯卡·王尔德作品。
他的新闻作品就是个缔造王尔德的巨大车间，所以说读这样的作品最大的回报就是，读者们现在能从他名气更盛的19世纪90年代的作品中了解得更多了。正是在这些新闻作品中，王尔德平生第一次冒出了些想法，有了些警句，这些后来在《谎言的衰落》或是《身为艺术家的评论者》这样的评论性随笔里他都有再用到。他的新闻作品和评论作品之间并不割裂，而是贯通的，这就让我们意识到在维多利亚时代，你要是硬要在什么是新闻作品，什么是评论作品之间划一条分明的界线，那真是太主观臆断了。也正是在期刊作品中，王尔德学会了用诙谐警句—这种文学手法王尔德在自己的风俗喜剧作品中将其发挥到了极致。他造就自己学会了一种浑然天成的创作风格：既有敏锐的批判，又有不明就里的糊涂，渊博的学识里，他掺入了一知半解的浅薄，是不是天生的就有股子酸学究气呀，没关系，王尔德刻意加入了油嘴滑舌来中和了。王尔德学会了游刃有余地把握这种独特的融褒扬和嘲弄于一体的方法。换句话说，他学会了以一种简单，直接的方法与观众之间建立起联系，如此这般他才成为了他那个时代成功的戏剧作家，如此这般到了现在，他–无论是在舞台上还是在印刷作品里—依然对很多人来说是个有吸引力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