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丨Stephen Cave （英国哲学家、新闻记者） 译者丨tranquil772
摄影：乔恩·希格斯（Jon Higgs）/Gallery Stock
今早，一只小苍蝇在我书桌四周飞来飞去，真是名符其实（译注：“苍蝇”在英语中为fly，意味飞翔）！它非常小——大概是一只果蝇。某一刻，它落在我的面前。我掸掉它，可它继续以混乱的路线飞来飞去，然后又落下了，我准备再次把它赶走，但是这一次，我的目的没有达成。
当时可能仅有一毫米左右的误差吧，我的手指落下了，没落在苍蝇的旁边，恰巧落在它的身上，就这样，原本的驱赶变成了一次挤压。
那只苍蝇实在太小，它对我手指的压力根本无法做出一丁点抵抗。它很“听话”地变成了一个深色的污点。不是一个血淋淋的污点；不包含细节，也没有变化——至少我的肉眼看不出细节。而只是一个小小的、均匀的、模糊的污点。
我不是一名生物学家，但我知道苍蝇也是一种生物，更确切地说，是一种昆虫。作为昆虫，那只苍蝇有（或曾经有）翅膀、腿、眼睛、触须以及一堆内脏。这些身体构造又是由细胞组成，而每一个细胞都极为复杂。在那些细胞中，除了其他许多成分，还存在着（或曾经存在着）那只苍蝇的基因，而这些基因错综复杂得令人震惊，代表着一段数百万年之久的古老历史，同时，那只苍蝇的内脏里可能还有数不胜数的细菌，这些细菌又拥有自己的基因，拥有自己生存的目的。世界中包含着世界，现在这些都被碾压成了一个深色的小污点。我发现，我已经很难把这个污点与桌上的划痕、咖啡渍区别开来。一段生命的历史在我面前铺展开来，要是我能够解读它就好了。
写到这儿，我猜读者们会分成两个阵营。有一部分人在想：“算了吧，不过是一只苍蝇。”这样想的人很可能会占多数。这个态度合情合理。每时每刻，死去的苍蝇数不胜数——有一些是死在我的手下，不管是我有意还是无意为之。夏季的夜晚，我会坐在自家的阳台上，看着一只只雨燕俯冲飞行、听着她们叽叽啾啾地叫；但这幅美丽壮观的景象，同时也是一场昆虫赴死的盛会。
另一个阵营的读者可能占少数，对于我随意杀害这样脆弱的生命形式，他们会感到不适。对于我的随意破坏显示出的愚蠢，他们会惊骇。在他们眼里，我是个笨蛋；说好听是无知，说得难听就是恶毒。在我看来，这一态度也非常合情合理。尽管我经常写作——有时候也写点复杂的东西——显然，因为手指的一次不合时机的挤压动作，我便摧毁了一份复杂和美丽，它比我能写出的任何东西都要复杂得多，美丽得多。
因此，认为苍蝇的死既是完全微不足道，也是一种灾难，都是合情合理的。去适应这样的悖论总是令人不安的，但这一问题却影响广泛而深远，由此引出了人们关于买什么、吃什么和杀什么的无数抉择困惑。种种矛盾都因此更加突出，这些矛盾存在于我们的哲学中，存在于我们要弄清自己在这个世界所处位置的努力之中，也存在于我们与地球上其他居民的关系之中。现实是，我们不知该如何思考死亡：无论是一只苍蝇的死，狗的死或猪的死，抑或我们自己的死。
而这是一个问题，因为大自然是一场缤纷热闹、川流不息、饮酒狂欢的盛宴。我会定期带我的孩子们去一个有许多小池塘的大型公园玩耍，春天里我们会在那里寻找青蛙卵。在这片凝胶状的培养基中，一群生命正在孕育。每一条卵带都包含数百、甚至数千个蛙卵。我们下一次来游玩时，池塘里便满是蝌蚪了，就好像一张印满标点符号的纸。但是下一次再来，蝌蚪就会少很多；再下一次，我们必须使劲找，才能找到那些正在变形的小青蛙。它们小得好似钥匙链上的小玩具，有一些仍然带着蝌蚪时期的尾巴。我们发现的那些青蛙是少数的幸存者，而再次开始生殖产卵之前，幸存者的数量还要受到进一步的削减。青蛙的生存之道是让死神在盛宴上吃个大饱，这样一些青蛙便能在死神睡觉时得以逃脱。
当然，这场死亡聚会同时也是一场饮酒纵情的生命聚会。虽然那么多蝌蚪死去，但有一些却活下来最终变成了青蛙，而且它们遵循这样的规律至少已有2亿年之久。那些夭折的蝌蚪就成了其他无数种生物得以活命的食物，捕食者从最小的昆虫幼虫，到那身形巨大的老鹳。青蛙确实被认为是关键性的物种，它们不计其数的后代的死以及它们杀死的其他生命，对于生态群落的繁荣昌盛有决定性作用。用生态学的语言来说，生命和死亡是一体两面（obligate symbionts）、相互依存的。
芬兰画家Hugo Simberg的《死之花园》（The Garden of Death），绘于1896年
我们人类也是构建在祖先的白骨之上。我们经历了筛选除去那些不健康、不幸运之人的漫长过程，才进化到现代人类（Homo sapiens）。如果某些南方古猿[1]（australopithecine）猿人曾意外地获得长生不老药，那么你与我此刻都不大可能存在于世间。真应该向我们所有的祖先低头鞠躬，是他们的逝去让我们的存在成为可能。
我着迷似的想象那只伟大的手指前来将我碾压，我这渺小的生命便在我凸出的复眼前面闪灭
但是我们活在世上——而且很多人可能想永远活下去。蝌蚪是池生动物的饲料，这和秋叶落在水面上一样自然而然；苍蝇被人碾死，这和果园里的苹果慢慢腐烂一样司空见惯。而一个人的死，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却显得反常。个人的死似乎却是一个差错，一种暴行；它是一种滔天大罪；它使人有理由挥起自己的拳头，去反抗这残忍的暴政。
我们活在世上——且是这场生死宴会的宾客，我们必须与苍蝇及蝌蚪一道存在于世间。但我们却更希望对这一事实视而不见。而这，或许也就是我碾死的那只苍蝇所引发的问题吧。当我碾压它的时候，我把死神召唤到了书桌旁。如果我当时短暂地瞟一下它的眼睛该多好。又或者假如我立即转身离开，不做思考，那只苍蝇的死就仍然微不足道，就像它那些被雨燕吃掉的看不见的兄弟姊妹一般。但是我却受到了吸引，进入它那个微小的头颅，我着迷似的想象那只巨大的手指前来将我碾压，我这渺小的生命便在我凸出的复眼前面闪灭。由于我漫不经心的一个闪失，我便受到吸引想象了这场灾祸，把它的死想成了我的死。
严格素食主义[3]（veganism），类似于印度的耆那教[2]（Jainism）以及其他一些运动会教给人们的信念：不要对其他生命施加暴力。这在我眼中，就是我们对死亡悖论的其中一面所做的回应——死亡的灾难性。苍蝇、老鼠、青蛙、人，每一个有感觉的生物的每一次死亡，都是一种灾祸。这类运动都会严肃看待此种灾祸，他们会说：不为我所杀，我眼不见杀生，我亦无力阻止别人杀生。他们是反死亡运动，其追随者竭力不去拍打苍蝇或蚊子，更别说为了自己而去杀死大肥猪了。
这种对其他生物之死的恐惧，与想到自身灭亡时的恐惧有着紧密联系。苍蝇来了又去，其数目无可计量，且多数苍蝇的生死我都看不见，也不在乎。但当有什么发生而导致我产生同情心，使我想象我变成那只苍蝇的时候，它的死就变得可怕起来。正如威廉·布莱克[4]（William Blake）在他无意间碾死一只昆虫时突然意识到的：
难道我不
正如你一般，是一只飞虫？
难道你不
正如我一般，是一个人？
一些社会心理学领域的富有才智的研究已经在我们的头脑中将各种动物、动物产品、动物的身体构造以及我们的肉体凡胎联系起来。这些事物泄露了死神的痕迹，又为我们对这些事物的回应增添了色彩。这些研究属于一项名为“恐惧管理理论”（terror management theory）的整体研究工作，它认为我们的各种世界观总体上是要帮助我们管理对于死的恐惧。这是在说所有世界观，以宗教为例，基督教对永生的许诺就相当明显，世俗信念体系也拥有他们自己的死亡防御机制（death-defence-mechanisms），且经常与宗教的防御机制并行不悖。比如，基督徒们相信他们将会被上帝复活，相同地，那些预定了人体冷冻技术（在死后立即冷冻自己）的人相信，他们将会被科学家复活。
阿诺德·博科林（Arnold Böcklin）的《死亡之岛》，绘于1880年
严格素食主义，以及不那么严格的素食主义（vegetarianism），都遵循此理，他们就好比耆那教教义的当代世俗版本。两者对必死性恐惧的回应是努力尝试创造一个无死的区域（a zone of non-death），在此区域内，死神受到彻底的驱逐，他带不走苍蝇、老鼠，也带不走我们。在耆那教教义中，拒绝死亡的元素非常明显：你若能保持双手不粘血腥，你得到的终极奖赏就是变成如神一般。当然在严格素食主义中，这一元素仅仅是暗示性的，但不管怎样，宗教性或仪式性元素也展现了出来，比如我一位朋友所做的那些事。她决定要成为一名严格素食主义者，于是她把那包未制作完成的黄油从冰箱中取出扔掉了。她这样做对动物有什么帮助？能缓解什么苦难？当然不能。但这个行为至少把死亡从她的吐司中驱逐走了。
我说过将每次死亡都看作一场灾难似乎是一种完全合理的反应，严格素食主义和耆那教教义是这一反应的合理延伸。它俩试图通过否认悖论的另一面来解决悖论，而另一面说：某个生物的死是渺小的、自然的、也是不可避免的。然而，尽管严肃看待死亡这一灾祸是合情合理的，但完全无视悖论的另一面却只会让我们陷入幻想之中。
这一幻想便是有那么一天，（用《旧约》里的话来说）“豺狼必与绵羊羔同居，豹子与山羊羔同卧”。它幻想这么一个世界，在那里必死的灾祸将战胜自身的微不足道。“然后，”圣保罗写道[5]，“我们便能实现那句书上的话：‘死被得胜吞灭了’”，而后我们便能幸福快乐地生活，不论苍蝇还是万物。
仅仅因为大自然是一场死亡的狂欢盛宴，并不意味死亡就是对的或美好的
幻想总归是幻想。我们在摆脱死亡的同时必定也否定了生命。在我的第二故乡柏林的一座自然历史博物馆（Natural History Museum）中有一个玻璃陈列柜，里面的一头狮子正盯着一只斑马看。它俩只有几英尺之隔，中间也没有屏障遮挡，但这头狮子却永不会扼住斑马的侧腹，也不会挫断斑马的脖子或掏出它的肚肠。它俩看起来彼此相处得相当安稳，就像老朋友一样，或许还在回忆非洲大草原上的温暖阳光。那迫近的残忍死亡的威胁，已然遭到了驱逐。而这当然是因为它俩体内都填充着冰冷的金属和木质刨花，而不是曾让不共戴天的那股热血。
真的，我们在摆脱死亡的时候必定同时摆脱了生命。这一定律同样适用于我们驯养的动物。我那个扔掉黄油的素食主义朋友也曾对我说，她不想让动物因她而死。但当然，动物们在为她（或你或我）死之前，它们活着——是否活得好，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但是是另外一个问题——关心动物福利，为动物福利而发起运动，是高尚也是值得的。但是摆脱这些动物就好像在说：因为我害怕它们一定会死，所以从一开始就不要让它们活。
从“是什么”推断出“应该是什么”，这是一个著名的推理谬误。仅仅因为大自然是一场死亡的狂欢盛宴，并不意味死亡就是对的或美好的。仅仅因为所有苍蝇都会死，并不意味着我碾死的那只苍蝇就应当被我碾死。但是另一方面，大自然确实对有可能的、甚至可想象的事物设了限。自然不会容忍这些循环的终止；自然不会容忍没有死亡的生命。
跟严格素食主义对每一次死亡庄重的认知及由此而来的对死亡的拒认所针锋相对，是断言死亡的微不足道。第一种态度是：每个生命都拥有无穷的价值，因此我们怎敢将其终止；而第二种态度则是：我们虢夺了每个生命的重要价值，如此以来，我们就可以对其死亡漠然视之了。第二种态度当然就是虚无主义（nihilism）。
或许死亡那无情的镰刀会使我们质疑，更高的人生意义到底存不存在。但是谁又真的认同会有这样的意义呢？
长久以来，人们就因死亡的无所不在，而想要把一切意义、希望和价值都给否决。1849年，当阿尔弗雷德·丁尼生勋爵[6]（Alfred, Lord Tennyson）把大自然描述为“牙齿和两爪被鲜血染红”时，他要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他为自然“如此不关心单个的生命”感到悲痛，再想想化石，大自然又是多么不关心全部物种。她喊叫道：“我什么都不在乎，一切东西都得死”。于是丁尼生这样总结：“哦，生命如此徒劳，又如此脆弱！”
正如第一种态度试图摆脱悖论，最后却是在否认不可否认的东西，第二种态度也是这种结果。死亡的事实并未摧毁意义：当我们穿过热血沸腾的生命，我们情不自禁地要创造出意义，就像一台爆米花机要制造出爆米花。这就是鲜活的生命所做的：他们将世界注满意义和价值；对于一个有机体，总是有更好和更糟的境况，总是有相关和不相关的事物；总是有事情可做。这便是我们与岩石的区别所在，因为岩石对于大海将它击打成沙砾漠不关心。
或许，正如丁尼生所相信的，死亡那无情的镰刀会使我们质疑，更高的人生意义到底存不存在——那个高于我们、超越我们甚至不属于我们的意义。但是谁又真的认同会有这样的意义呢？青蛙和蝌蚪不会这样想。我也不会这样想——我还没有因此受鼓动到绝望，至少当美味在等待我去享用的时刻，我不会去想。
因为生命中充满了各种意图和意义，每一次生物的死才得以成为灾祸。我们必须与死亡同在：第二种认知才是最为绝望和晦涩的否认。
我记得在孩提时代，某个节假日里，一群蚂蚁入侵了我家租住的小木屋，而父亲就拿着杀虫剂喷向它们。我觉得这件事看起来很好玩，于是就拿起杀虫剂罐来到屋外的蚂蚁巢，并开始了“攻击”。让我惊讶的是，父亲走出来制止了我。他说，我无权这样杀戮蚂蚁。我很困惑：我爸爸是一个吃香肠、打苍蝇的人，他成长于一个农场，而且就在片刻之前还用同一罐杀虫剂杀虫。然而我也感到释然。我很高兴爸爸觉得我这样做是错的；我很高兴他认为一只蚂蚁的死既是微不足道的，同时也是一场灾难。
从诸神的角度来看，我们的死与苍蝇的死同样是微不足道的
父亲没有明确解释为何他认为我那样杀死蚂蚁是错的。他也没有试图用一个宏大理论来解释他那明显是自相矛盾的行为。如果他当时被我逼着解释，他可能会这样说：我们不能阻止死神去干他的公事；我们也不应当假装，不杀这些蚂蚁（或不杀苍蝇，或扔掉黄油），我们就能让死神不找上门来；但我们却不必急着去做他的走卒。
那些希望我可以解决这一悖论的读者，也许现在会变得有些焦躁了，因为我快写到倒数第二段了，但他们却没看到什么解决方案。但是写到这儿应该也很清楚，我并不相信会有什么解决办法。我相信苍蝇的死既是渺小的，也是一种灾祸。而且我对于青蛙的死、猪的死、我自己的死、还有你们的死，都是如此看待的。
如莎士比亚所知，这一态度便是悲剧的来源：“苍蝇之于烂漫的孩童，正如我们之于诸神，”《李尔王》中那位深受苦难折磨的葛洛斯特[7]（Gloucester）说道。孩童之所以荒唐是因为任何生物的死，即便是一只苍蝇，都是一场灾难；但与此同时，从诸神的角度来看，我们的死与苍蝇的死同样是微不足道的。
哲学家（专业的和业余的）——换句话说，几乎我们每一个人——都倾向于认为悖论一定有方法解决，认为悖论的形成是由于看待事情的方式出现了什么错误，或者是由于我们的语法和句法出现了什么混乱。但这一生死悖论不是。它是万物本质的一部分。严肃地看待悖论的两个方面，并去追寻能与生死两面都和谐共存的方式，这是人之为人的一部分；也是做好赴生死宴会上的一位嘉宾的一部分。
译注：
[1] 南方古猿：南方古猿（australopithecine）这一术语主要指南猿（Australopithecus）及傍人（Paranthropus）两个属中的任何物种。南猿属的成员有时被称作“纤长南猿”，而傍人属的成员则被称作“强壮南猿”。按照学术界比较流行的“走出非洲”理论，生活于非洲大陆的南方古猿是现代人类的祖先。
[2] 耆那教：印度的一个非有神论宗教，其教义规定对所有生命体都应秉持不杀生、非暴力(ahimsa-nonviolence)的态度，强调精神独立和所有生命形式之间的平等。耆那教教徒认为通过非暴力和自制，他们便可获得解放。
[3] 严格素食主义：又称“纯素食主义”或“完全素食主义”。指只食用植物食品，既不食用肉、禽、蛋、海鲜类，也不食用任何来自于动物的食品，包括动物脂肪、奶类、奶制品以及蜂蜜等。严格素食主义区别于普通的素食主义（vegetarianism），后者允许吃蛋类、奶类、奶制品以及蜂蜜等。
[4] 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1757年11月28日—1827年8月12日）：英国画家、诗人、版画复制匠。他被认为是诗歌史上及浪漫时期视觉艺术领域里一位有重大影响力的人物。
[5] 圣保罗（大约公元5—公元67年）：指信徒保罗（Paul the Apostle），他向1世纪的人民教授基督福音。公元30年代中期至50年代中期，圣保罗在小亚细亚及欧洲建立了数个教堂。
[6] 阿尔弗雷德·丁尼生（Alfred, Lord Tennyson，1809年—1892年）：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桂冠诗人，也是英国文学史上最富盛名的诗人之一。其主要诗作有《公主》（The Princess，1847），《悼念》（In Memoriam A. H. H.，1850），《国王之歌》（Idylls of the King，1859-1885）等。
[7] 葛洛斯特（Gloucester）：即葛洛斯特伯爵，《李尔王》（King Lear）中的人物，他是李尔王朝廷中的一名大臣。他轻信私生子爱德蒙（Edmund）的谗言，而把自己的大儿子爱德伽（Edgar）驱逐。后来，他反而被爱德蒙“出首告发”，在康华尔（Cornwall)的酷虐之下失去了双眼，又被驱逐到了荒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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