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电影院里对号入座执行的很差。
传统的价格歧视理论，其实隐含了一个假设，就是价格歧视政策能被完美执行，这在现实中有时是做不到的，电影院就是一例。对于电影院经营者来说，派人全程监督对号入座的成本过高。没有严格对号入座，价格歧视也就成了空谈。
如果电影院对于好的座位收高价，假设平均上座率不高（常见的情况），那么肯定会有一部分高价票没有售完。这样，观众会选择买下低价票，然后等电影开始之后，挪到高价座位上面去（挪座位到这种事很常见吧~）。长此以往，观众也学乖了，一开始都买低价票，然后择机挪到高价座位上面去。这样一来，高价票长期卖不完，价格歧视实际上损害了电影院，因为在需求曲线上部的人实际上付了需求曲线下部的价格。
要避免这种情况，电影院需要保证高价票尽量售完，从而打消观众的套利念头。有两种方法：要么降低高价票的价格，要么减少高价票的数量。如是，高价票每次都早早售完，显示出高价票供不应求的样子。经济学学生于是会说，「看，高价票定价偏低了，电影院应该加强价格歧视，榨取更多的消费者剩余」。但其实，高价票的「贱卖」只是反映了电影院为执行价格歧视而付出的成本。
在现实中，如果电影院很难准确预计电影的上座率，那么把上面两种手段运用到极限，很自然的，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压根不设高价票的情况。
美国的大型电影院，在上座率不高的时候，不单不对号入座，甚至不同放映厅都可以随便进。买一张票之后（大多电影的票价非常接近），只需要过一个检票处，之后进哪个厅看什么电影、坐什么座位、看几场都随便你。反正座位闲着也是闲着，你多看一场对影院边际成本是零，派人监督成本又太高。等到「阿凡达」之类的商业大作放出，并且同时有2D 3D两种票价悬殊的票时，才派人在每个放映厅门口监督，防止观众套利。
演唱会就不一样了，因为是大型集会，负责crowd control的人手是必须付出的安保成本，让这些安保人员顺便执行一下对号入座就没有什么额外成本了，所以对于不同观看区域的票就能有效地进行价格歧视。
至于音乐会，虽然管理人员没那么多，但是在那种场合下（不准咳嗽的安静，观众席半开灯），挪座位是个很尴尬的举动，而且上下楼观看区域的入口不同，这些因素一定程度上帮助了价格歧视的执行。
参见张五常文章：Why are better seats “underpriced”? (Economic Inquiry 15, : 513-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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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
很多答案里面提到了电影院不同座位的不同质程度与演唱会座位不同质程度的对比，并且认为电影院座位的差别小所以不进行价格区分（注意，这里的用词不是「价格歧视」）。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要从价格歧视的角度看这个问题，我们必须保证电影院不同座位的观影体验是「本质上同质」的，不同的只是顾客的支付意愿。在这里，座位的好坏，虽然有点差别，但只是用来区分支付意愿不同的顾客的方式。
不同质的商品定价不同，是天经地义的事，谈不上价格歧视。有的教科书上会把飞机头等舱和经济舱的价格区分视为价格歧视，但是最近很多的经济学家指出，对于一趟航班，座位大小是很重要的质量，所以这个例子不是价格歧视，只是「不同质不同价」罢了。
至于电影院、演唱会、音乐会的座位差别到底构不构成质量差别，就有点主观了，这里不作讨论。其他回答的意见似乎一致认为对于电影院是同质的；为了让这个问题从经济学上有趣一点，我们姑且也认为演唱会和音乐会的情况下也是同质的吧。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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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乎日报】
你都看到这啦，快来点我嘛 Σ(▼□▼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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