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丨大卫•Z•汉布里克（密歇根州立大学教授）； 费尔南达•费雷拉（南卡罗莱纳大学艺术与科学学院特聘教授）； 约翰•M•亨德森（南卡罗莱纳大学艺术与科学学院特聘教授）
译者丨沈持盈
2011年10月28日，伊拉克国家交响乐团成员在巴格达国家剧院进行演奏。并非所有人都需要10,000小时的练习方可熟能生巧。图自马哈茂德•拉乌夫•马哈茂德/路透社
十年前，时年13岁的芒努斯•卡尔森（Magnus Carlsen）在冰岛雷克雅维克举行的国际象棋锦标赛上先是战胜了前世界冠军阿纳托利•卡尔波夫（Anatoly Karpov），次日又与名噪一时、被广泛誉为有史以来国际象棋第一人的加里•卡斯帕罗夫（Garry Kasparov）对弈并战成平手，此事在国际象棋界造成了轰动。卡尔森此后在国际象棋界风生水起：2004年晚些时候获得“国际象棋大师”称号；2006年获得挪威国际象棋锦标赛第一名；2010年成为世界上最为年轻的棋坛状元；2012年成为史上积分（译者注：国际象棋排名采用等级分积分制）最高的选手。
我们如何解释（卡尔森的）这种惊人的成功？是什么让一个人能够登上音乐、游戏、体育、商业或者科学的顶峰？这个问题是心理学中最为古老的争论主题之一。19世纪晚期，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的表弟、智能科学研究的奠基人弗朗西斯•高尔顿（Francis Galton）分析了数以百计的学者、艺术家、音乐家以及其他专业人才的系谱记录，发现某些家族总是出人才。例如，他发现巴赫家族中有超过20位杰出音乐家。（约翰•塞巴斯蒂安只是最著名的一位。）高尔顿推断，人才是“天生”而成的。大约在半个世纪后，行为主义[1]者约翰•华生（John Watson）反驳说人才是被“培养”出来的，并做出了一个著名的保证：他可以随机选择任何婴儿，将其“培养成为华生自己可以选定的任何类型的专业人才——医生、律师、艺术家、商业大亨，或者，没错，甚至是乞丐、窃贼——而不用考虑他的天赋。”
为了达到大师级别，一位棋手在刻意练习方面所花的时间可能会是另一位棋手的22倍
“人才是培养出来的”这一观点在近几十年的争论中占据主导地位。1993年，在发表在心理学领域最有声望的期刊《心理学评论》中的一篇关键性论文中，瑞典心理学家K•安德斯•爱立信（K. Anders
Ericsson）及其同事提出，人与人之间在诸如音乐、国际象棋等领域的表现差异，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他们所从事“刻意练习”（deliberate
practice）、或者是特别针对提高某领域成绩的例行练习所花时间的差异。为了检验这一观点，爱立信和同事从柏林的一所精英音乐学院招募了一些小提琴家，每周都让他们估算自己音乐职业生涯里每年花在刻意练习上的时间有多少。这项研究最重要的发现是，拉的最好的音乐家花在刻意练习上的时间也最长。例如，杰出的小提琴家平均的练习时长达10,000小时，而拉的最差的小提琴手组别的平均时长仅有5,000小时。在第二项研究中，钢琴家的差异更为明显——优秀的钢琴家平均练习时间超过10,000小时，而业余琴手只有2,000小时。基于这些发现，爱立信和其同事认为是旷日持久的努力，而非与生俱来的天赋解释了专业人才和菜鸟新手之间的差异。
这些发现慢慢地渗透至流行文化之中。它们是马尔科姆•格拉德维尔（Malcolm
Gladwell）在其著书《异数》（Outliers）中所说的“一万小时定律”的灵感源泉，而后者又是嘻哈二重唱歌手马克里莫（Macklemore）和雷恩•路易斯（Ryan Lewis）的歌曲《一万小时》（Ten Thousand
Hours）的灵感源泉。然而，近来的研究显示，尽管刻意练习的重要性不容置喙，但它也只是获取专业知识的一个途径——而且也不见得是最主要的一个途径。在关于这方面第一份令人信服的研究报告中，认知心理学家费尔南德•戈贝特（Fernand Gobet）与吉列尔莫•坎皮特利（Guillermo
Campitelli）发现，在国际象棋界，达到某种特定的专业水平所需要的刻意练习时间因人而异。例如，棋手们通过刻意练习从而达到“大师”级别（非常高的技能水平）所花的时间从728小时到16,120小时不等。这意味着，为了达到大师级别，一位棋手在刻意练习方面所花的时间可能会是另一位棋手的22倍。
由凯斯西储大学心理学家布鲁克•麦克纳马拉（Brooke Macnamara）及其同事近期完成的一篇荟萃分析（译者注：一种对不同研究结果进行收集、合并及统计分析的方法）得出了同样的结论。我们（译者注：指上文心理学家）搜索了9,000多份相关出版物，最终确定了其中有88篇研究报告收集了刻意练习的措施，并记录了刻意练习与技能应对措施之间的关系。（分析一组报告能够呈现出两个变量之间的平均相关性，这在统计学层面上比任何单个研究报告的结论更为精确。）除极少数情况外，刻意练习与技能的确都是有关联的。换言之，相较于说自己没怎么练习的人，那些说自己苦练许久的人常常会有更好的表现。但是这种联系却远不能自圆其说：在技能领域，刻意练习所造成的“无法解释”的变化要多于可以解释的变化。例如，在国际象棋领域，通过刻意练习而变得精进的比例是26%，这一数字在音乐界是21%，而在体育界则是18%。因此，刻意练习不能说明这些领域的所有、或者说几乎所有人的表现，甚至连是大部分人的表现也无从解释。具体点来说，这些佐证意味着，即使是进行大量的刻意练习，也无法保证你就能成为某方面的专家。因为其他的因素也有影响。
如果同卵双胞胎中的一人善于作画，那么他/她的同卵兄弟/姐妹也极有可能长于丹青
其他的因素有哪些？毫无疑问，其他的因素非常多。其中之一可能是一个人开始进行某种活动的年龄。在戈贝特和坎皮特利的研究中，二人发现，即便是考虑到年少练棋的国际象棋棋手要比年长后才开始下棋的棋手所进行的刻意练习更多，前者所达到的水平也比后者更高。我们的童年时期中可能存在一个临界窗口，就如同语言习得临界期[2]一样，它关乎我们能否习得某些复杂的技能。
如今也有一些十分确凿的证据表明，基因能够影响成功。一项由伦敦国王学院心理学家罗伯特•普罗明（Robert Plomin）牵头的研究给15,000多对英国双胞胎做了出生记录，这些双胞胎被要求参加一系列测试及问卷调查，其中包括要求孩子给某个人画素描的绘画能力测试。在近期刊登的一份数据分析中，研究人员发现同卵双胞胎在绘画能力一致性上的表现要强于异卵双胞胎。换言之，如果同卵双胞胎中的一人善于作画，那么他/她的同卵兄弟/姐妹也极有可能长于丹青。因为同卵双胞胎的基因是100%相同的，而异卵双胞胎平均只有50%的相同基因，这一发现表明，人与人之间在基础艺术能力上的差异在某种程度上是由基因造成的。在一项基于这些英国样本的独立研究中，研究人员发现，专业人才与技能不足者之间一半以上的差异都要归因于基因。
在另一项研究中，瑞典卡罗林斯卡研究院的一组研究人员在心理学家米里亚姆•莫辛（Miriam Mosing）的带领下，让10,000对双胞胎估算了自己花在音乐练习上的时间，并对他们进行了基本的音乐能力测试，测试内容包括确定两段旋律是否是同一种节奏等。在该研究中，研究人员惊讶地发现，尽管音乐能力由基因左右,但却没有证据表明，它也受练习的影响。对于一对同卵双胞胎来说，其中练习音乐时间较多的那个人在测试中并不比练习较少者表现得更好。这个发现并不意味着，若你想成为音乐家，练习毫无裨益。在这项研究中，测试所需的能力种类并非想在音乐方面达到高层造诣所唯一必须之物；诸如读谱、触键、记谱能力也很重要，而这些能力是需要练习的。但是，这“的确”意味着，练习的变革力量存在局限。正如莫辛和她的同事所总结的那样，熟并不能生巧。
生物学家迈克尔•隆巴多（Michael
Lombardo）和心理学家罗伯特•迪纳尔（Robert Deaner）也按照同样的思路调查了诸如杰西•欧文斯（Jesse Owens）、马里恩•琼斯（Marion Jones）、尤塞恩•博尔特（Usain Bolt）等奥运会短跑男女运动员的履历，二人发现，相较于短跑生涯最初期的竞争者来说，他们中的所有人都卓尔不群——这种卓越的能力在他们还没有比其同龄人累积到更多的练习之前就已经有所体现。
所有证据都表明，我们在能力方面并不是生来平等的。这个结论可能会让你感到不安，这是可以理解的。纵观历史，我们以不同群体——男人和女人、黑人和白人等等——之间的基因不平等性这种谬论的名义做了诸多错事。战争、奴隶制以及种族屠杀是体现这种信念危险性最为耸人听闻的实例，其他方面的例子也数不胜数。直到1920年，美国女性才有权投票，而这是因为许多人相信女性从本质上来说无法做出好的决断；诸如沙特等国的人们仍然相信着这一观点。自从约翰•洛克（John Locke）提出了“人生来就是白板一块”的理念并奠定了启蒙运动（the
Enlightenment）的基础以来，人人生而平等的观点就成了“现代”世界观的核心原则。在独立宣言中，它如“不证自明的真理”一般被奉若圭皋，这个理念对美国人来说有着特别的意义。的确，它是美国梦——即有了足够的决心，任何人都能做任何他想做的事情这种信念——的基石。
假装我们能力相当，能使“一个人只要足够刻苦就能帮助自己”的神话永存
因此，区分基因给“个体”和“群体”之间能力差异造成的影响是十分重要的。基因在个体间造成的影响已被多个领域（包括心理学、生物学和行为遗传学等）数十年的研究所确立，排除了一切合理怀疑。当下有一种压倒性的科学舆论认为，基因促成了个体在能力方面的差异。而基因在群体间造成的影响则从来没有得到公认，因而任何与此相反的宣称都是完全错误的。
关于基因不平等性这一观点，另一个可能让你感到不安的原因是它会培养出一种反精英主义的社会氛围，在这个社会里，诸如优质教育以及高薪工作等福利都会由那些恰巧生来具有“优秀”基因的人获得。随着基因分型技术（译者注：利用生物学方法测定个体基因型的技术）的发展，设想我们终有一天会了解我们的基因组成，设想其他的人和机构——医生、执法部门、企业雇主以及保险公司——也能够获取这些信息并用其做出能够深刻影响我们生活的决策；这些想法并非天方夜谭。然而，这种担忧将科学证据与这些证据的使用方式混为一谈——也就是说，关于遗传多样性的信息既能轻易地造福于人，也能被用来干坏事。
以通过智商测试来评判的智力为例，我们通过数十年的行为遗传学研究了解到，人与人在智商上一半的差异都要归结于基因。除很多其他效用外，智商还能预测学习成绩，因此一旦我们找出导致个体在智商上存在差异的特殊基因，我们就能够靠这一信息来找出那些在学术成就方面拥有最优质遗传潜力的新生儿并把他们送到最好的学校中去学习。这可能会创造一个甚至比当下我们所处的还要更加不平等的社会。但是，这一信息同样也能被轻易地用来找出那些在学术成就上没什么遗传潜力的孩子，并同样也把他们送到最好的学校中去。这也可能会创造一个比当下我们所处的更为平等的社会。我们也可以利用这一信息来找出那些在学习方面可能会遇到一些挑战的孩子，并给予其一些他们所需的支持。科学和政策二者有别，如果我们因为科学会以一种特殊且有害的方式影响到政策就对科学视而不见的话，我们能做到的造福于人的善事就会很有限。
尽管有证据表明人人生而不平等，但是我们“假装”人人生而平等岂不更好？这么做的话，不会有人会因追逐自己的梦想——例如参加奥运会、在卡内基音乐大厅演奏或者获得诺贝尔奖等——而被别人泼冷水。答案是否定的，原因有两个。首先，无论是对社会还是对个人来说，失败的代价都是昂贵的。假装所有人在能力方面都是平等的，改变不了智商平平者不大可能成为理论物理学家，或者音乐能力低下者不大可能成为音乐会中的钢琴演奏家的这种事实。关注人们的能力以及达成某种目标的可能性，这种做法才更有意义；这样人们才能在他们想要花费时间、金钱、精力去达成的目标方面做出良好的决策。此外，基因不仅影响我们的能力，也影响着我们为自己创造的环境以及我们所偏好的能力——这被称之为基因环境关联（gene-environment
correlation）[3]现象。例如，近期还有一个双胞胎研究（也是卡罗林斯卡研究院的研究）发现，基因在音乐练习方面也有影响。让某个没有音乐方面基因的人去从事相关职业，结果很可能徒劳无功。
我们无法假装人人都有相同能力的第二个原因是，这么做能使根植于社会中诸多不作为的神话永存——能使“一个人只要足够刻苦就能让自己（与有天赋的人）达到同样的成就”的神话永存。你当不了心胸外科医生？都是你在学校不够努力的错！你成不了音乐会的钢琴演奏家？那肯定是你不想干。因此，社会的不平等是合情合理的，因为甘于花费必需的时间付诸努力的人能够成功并可以过上好的生活；反之，那些量入为出勉强过活的人要为自己的处境负责，也应自力更生努力向上。如果我们承认人们在贡献方面存在差异，那么我们会支持这样一种社会的存在，在这个社会里，所有人都能住上不错的房子，享受医保与教育；我们有权过上这么一种生活，仅仅因为我们生而为人。我们的能力可能千差万别，我们的需求当然也各有不同，但是，我们的基本人权却是普遍存在的。
译注：
[1]行为主义：是强调运用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对社会政治生活的过程作系统的、经验的和因果的解释的西方政治学思潮和流派。形成于20世纪初期，50和60年代盛行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
[2]语言学习临界期：由德国心理语言学家伦内伯格提出，他认为在语言习得过程中存在着一定的时间，在这段时间内，由于生理因素的作用，语言的习得最为容易，超过这段时间，语言的习得能力就会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
[3]基因环境关联：指个体的基因型将影响其对环境的选择和经验以及基因和环境因素常常同时存在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