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丨Kevin Sites（作家） 译者丨sibyl玥
2004年11月17日，来自美国海军陆战队C连（Charlie Company）的士兵正在伊拉克费卢杰 （Fallujah）的东北部战斗，照片由玛格南图片社（Magnum Photos）的杰罗姆·塞西尼（Jerome Sessini）拍摄。
2004年11月，在伊拉克费卢杰的南部，我靠着一面千疮百孔的墙壁，在摄像机前对美国海军陆战队下士威廉·沃尔德（William Wold）进行了一次战地采访。他刚在一座清真寺旁边的一间房间里射杀了6个人，现在内心既激动又感到如释重负。
他向我描述了那30秒里接连发生的事情。我从业10年，报道过世界各地的战争，还没听过他这种脏话连篇的直白描述。“那房间真他妈小啊，伙计。太他妈小了！”他摇着头说，“他妈的打了35发子弹。我他妈的都被吓尿了，伙计。我他妈的就抓着我的蛋蛋。”然后，他又用一只手去抓了一下裤裆，大叫了一声：“噢！”
“我受命进入那间房间，”他说道，“我前面的那个队友进去了……看见有人拿着一把AK步枪，我就要他开枪杀了那人，然后我射杀左边的六个人……我另一名队友杀了另外两个人。”
沃尔德在邻近温哥华的华盛顿州长大。高中时他是橄榄球队的中后卫，本来能获得大学足球奖学金的，但是他为了加入海军陆战队放弃了奖学金。新兵训练结束后，他的第一个任务就是与小分队一起保护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总统。
如今，他被分配到了费卢杰，这里将打响美国在伊拉克战争中最为著名的战役。这名21岁的小伙子汗流浃背、灰头土脸，但是他的魅力和帅气却不减分毫。在我们谈话期间，机枪、坦克的声音不绝于耳，甚至还有一场空袭。爆炸声为他的话语增添了不必要的重音。
“我的未婚妻担心我回去的时候就变了。我绝不会告诉她我在这都干了什么。我绝不会告诉任何人。因为我不为杀人感到骄傲。我只是为自己能够为国效力感到骄傲。我讨厌待在这里，但同时又热爱身处这里的感觉。”
沃尔德的未婚妻是对的。他回去的时候再也不是原来那个人了。他以为他的战争结束了，但是数月之后，当他回到安全的儿时家乡，挚爱的家人环绕身旁时，那深藏内心的阴暗秘密和愧疚便一涌而出——就像希腊人从空心木马中涌出，毫不留情地将特洛伊毁灭那样。
在伊拉克服役的士兵
2006年，在我完成了雅虎新闻的一项名为“在热点地区”（In the Hot Zone）的项目后，我发现了这一不和谐的现象。在这个项目里，我用一年的时间报道了全世界所有的主要战争。368天不间断的旅行、71班飞机、30个国家、21场战争，这些让我发现了一个不争的事实：任何一场冲突中，战斗总是其中最短暂最微小的一部分而已。其最为深远的影响是它带来的附带损害[1]（collateral damage）或者给平民带来的灾难。然而，更令我吃惊的是，退役的战士自己也常成为受害者。从索马里到斯里兰卡，我在世界各地遇到的那些退役军人都觉得，每当他们扣下扳机，他们就杀死了自己的一部分人性，自己也受到了附带损害。
卡尔·马兰提斯（Karl Marlantes）曾是一名美国海军陆战队中尉，参与过上世纪60年代的越南战争。他说他的队友们在不明所以的情况下被迫杀人。在其2011年出版的著作《出征的感觉》（What It Is Like to Go to War）中，他这样写道：“当我最终面对死亡——那些我杀死的人和在我身边被杀死的人的死亡时，没有任何框架或指导来帮助我将战争中的恐怖、狂喜、惧怕、愧疚置于一个更大的框架中，以在战后帮我找到这些感觉的意义。”
我们开始明白，马兰提斯提到的所有感觉中，对回乡老兵而言最危险的就是那不为人知的愧疚。美国退伍军人事务部（US Department of Veterans Affairs，以下简称VA）最近做出的一项研究表明，每天有20多名老兵自杀，平均一小时就有大约一名老兵自杀。这一损失至少与战争引起的创伤后应激障碍（combat-related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和其他与战争有关的心理创伤有部分关系，是我们为逃避杀戮这一话题所付出的巨大代价。事实上，这一损失是如此之大，以至于2012年美国现役军人的自杀总人数（349人）比因战争牺牲的军人总人数（296人）还要高。
如果士兵在夺走他人性命时内心不起一丝波澜，那才暗示着社会的病态。
VA的研究者们意识到了这一军队“流行病”，他们在过去的五年里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尝试加深对这个问题的了解。研究结果极其明显：那些在战争中有过杀人经历的老兵，更有可能出现精神问题和精神崩溃。2010年，VA的研究者们在《创伤应激反应杂志》（Journal of Traumatic Stress）上发表了一篇研究论文，研究了从伊拉克自由行动（Operation Iraqi Freedom）退役回美的2,797名美国军人，其中大约有40%的退伍军人报告说在驻扎期间杀过人或对杀人负有责任。即使此后军队有控制他们的参战程度（combat exposure），杀人的经历仍然会在很大程度上给士兵带来创伤后应激障碍、酗酒、暴躁、人际关系问题——以及自杀风险。
在这些结果的支持下，VA的临床医生们发展出了一个引发争议的新理论，他们称之为“道德创伤”（moral injury），认为只是目睹杀戮并不会让老兵崩溃，让他们崩溃的是愧疚，尤其是对这两件事情的愧疚：杀人和没有被杀。这意味着，我们人类在目睹可怕之事以后有很强的复原能力，仍能以某种方式继续生活。但是当我们做了对自己来说非常可耻的行径时，我们就没有那么容易复原了。即使战争需求和参战义务能为杀戮正名，我们的道德罗盘仍会摇摆不定。
VA的心理学家，来自旧金山的希拉·马谷恩（Shira Maguen）和来自波士顿的布雷特·力茨（Brett Litz）都是战争创伤方面的专家。他们认为，引发道德创伤这一“阿喀琉斯之踵”[2]的关键前提是“负罪”感，一种背叛正确事物的感觉。“在战争环境中，”他们写道，“道德创伤可能来自于直接参战行为，如杀人或伤人；也可能来自于间接参战行为，如目睹已死之人和将死之人、没有阻止其他人违背道德的行为、或者认为自己发出或收到的命令极大地违反了道德准则。这类行为可能由一人单独做出或者由团体共同做出，出于自己的决定或者出于对领导命令的遵从。”确实，指挥者不仅对其士兵的身体健康负有责任，通过其给出的命令所带来的道德后果，他们还对士兵将来的心理健康负有责任。
一些军事领导对这一研究发现感到不安，认为“道德创伤”这一术语是在质疑他们手下士兵的品质。但是研究者们认为事实恰恰相反：如果士兵在夺走他人性命时内心不起一丝波澜，那才暗示着社会的病态。杀戮对士兵心绪的扰乱意味着道德的存在而非缺失。
事实上，马谷恩和力茨报告说，士兵可能因为自己在战争中的所作所为而将自己视为“一个邪恶、可怕的人”，认为自己“不可原谅”。老兵们可能感觉自己遭到了社会或者上级官员的背叛，因为社会将他们送往战场，而上级官员将他们置于这样一个有战友或无辜平民意外被杀的境地之中。
精神病学家乔纳森·谢伊（Jonathan Shay）是一名战争创伤方面的专家，他在他1994年出版的著作，《阿喀琉斯在越南》（Achilles in Vietnam）中写道：“当一位军事领导背叛了‘正确之事’，使军队的道德准则不再合理，他就会在很多方面对他的部下造成伤害。”那些曾经杀过人的老兵们在回乡之后，更有可能感觉到因准则和价值观的崩坏而产生的疏离感和无目的感。他们会回避或者破坏人际来往。自责感，以及那些愧疚感、背叛感和耻辱感，在战士回乡之前可能会一直深埋在他的心里，一旦特洛伊木马安全抵达特洛伊城中，木马中的破坏因素就会一涌而出，一发不可收拾。
这可能已经发生在了威廉·沃尔德（William Wold）下士身上。他与荷马所作的《伊利亚特》中的阿喀琉斯一样，是一名勇敢称职的战士，但是却有着致命的缺陷，并非刀枪不入。沃尔德的母亲桑迪（Sandi）说，他刚回家时状态还很好，但是几个月后，他内心的黑暗如泉涌般渗出。他开始厌食，睡不着觉。
最折磨他的罪行并不是那次在清真寺中的大屠杀，而是另一起事件，一起更加令人不安的事件：在伊拉克的一个车辆检查站的一次误杀。桑迪向当地电视台的记者模糊地描述了当时的可怕情景：“一辆车开过了检查站，但是没有经过安检。上尉说：‘消灭他们。’他就在远处把车内的人都杀了。然后他们走近那辆货车——里面是一堆小孩子的尸体。他还不得不把他们的尸体送回他们家。”
伊拉克的英国士兵和小女孩
正是在这种“安全”环境的平静氛围里，他的愧疚和耻辱压垮了他。
沃尔德没有杀死武装的敌人，反而在长官的命令下杀了数个孩子。不光是伊拉克战争，所有战争中误杀平民的情况都很普遍，已远远超过你的想象。这一误杀数字太大，所以准确地记录这一数字对军方而言并没有什么好处。严格的文件记录只会给公关工作带来噩梦，还会让这些死亡对敌人来说更具宣传价值。
沃尔德和许多战士一样，在身处伊拉克时可以控制住自己的愧疚。但是当他回到家乡，他把那特洛伊木马也一同带了回去。正是在那里，在这种“安全”环境的平静氛围里，他的愧疚和耻辱压垮了他。他曾在一场路边爆炸袭击中受伤，医生给他开了止痛药，但他开始对其上瘾，还变本加厉地从街上买来镇痛药美沙酮一起吃。
对沃尔德的家人来说，很明显他已经深陷困境。他们带他去看了精神科医生、心理医生，尝试了各种办法，但都无济于事，他无法在平民生活中得到平静。不顾母亲的央求，沃尔德最终重新加入了海军陆战队。“我的兄弟们会照顾我的。”他这样说道。
但是，当海军陆战队发现他有药物成瘾的问题时，他们将他送去接受治疗。当他无法完成治疗计划时，他又被送去了圣地亚哥（San Diego）附近的一家海军医院，等待退伍。
一天夜里，沃尔德的几位朋友前去看望他。他们一起出去看了场电影，还纹了身。当他们回到他的房间时，沃尔德不记得自己吃过药了没有——所以他当着朋友的面又吃了一次。然后他们看了会儿电视，等沃尔德睡着以后朋友们就走了，不过他们计划第二天早上再过来带他出去露营。
第二天早上，朋友们发现沃尔德躺在床上，姿势和昨晚他们离开时一模一样，只是现在他已没了呼吸。他们就开始心肺复苏，并打电话要医务人员试着救活他。
9点35分，医生宣布他去世了。那是2006年的11月10日，仅仅两年前我还在费卢杰靠着那面千疮百孔的墙与他进行过谈话——而且，11月10日还是每年美国海军陆战队庆祝其在1775成立的日子。
验尸显示，他的死亡原因是药物中毒，可能是由他另加进医生处方药中的美沙酮引起的；可能是这些药物的混合物引发了呼吸衰竭，导致他身亡。
威廉·沃尔德，伊拉克战地记者Kevin Sites摄
桑迪认为海军陆战队抛弃了她的儿子。但是她知道，他热爱军队的战友，于是就让他穿着蓝色的军服下葬。她还知道，在这套军服背后有着一个更加复杂的故事。确实，这是一个有关信念、责任和荣耀的故事，但它同时也告诉我们，为了追求这些理念而杀人所引发的愧疚是怎样带来毁灭的。
这一故事的两个部分都被印刻在了沃尔德的皮肤上。在他去世的前晚，他在自己右前臂的内侧纹了一个纹身，那纹身颇为生动，纹的是一个女人和一只鹰，他们被一面飘扬的美国国旗包裹着，上面有一条横幅写着：“所有的美国混蛋”（All American Bad Ass）。但是在他的右胸口还有另一个纹身，它传递的信息更加阴暗。那里纹着一双祈祷之手，上面有着这样的文字：“唯有上帝才能判决”。
这种违背自身基本道德价值的感觉，违背正确之事的感觉，让道德创伤不同于普通的创伤后应激障碍。如今，对患有因战争引起的创伤后应激障碍的老兵，治疗方法包括长期的认知和精神动力疗法（cognitive and psychodynamic therapies）。使用这一疗法的病人一遍又一遍地口述或者笔述他们的战时故事，以此来为他们的经历提供情景和理由。这一治疗要在临床环境下进行，但它同时也是对古老的讲故事方法的认可，尤其是在战士群体中，这是一种分担战争负担，分享战争荣誉的方法——就如希腊人的史诗、生活于美国平原的印第安人部落围绕篝火所说的话语、毛利战士将战争功绩纹于自己身上一样。力茨说，这种以证据为基础的疗法“格外有效，医生如果不使用这种疗法就应该被视为治疗不当。”
但是，为了治疗这种经常与创伤后应激障碍并存的道德创伤，VA正在测试一种新的方法：一种目前由玛谷恩负责的有6个疗程的实验性治疗计划，名为“战争中杀人的影响”（Impact of Killing in War），其在军事界还有一个牵强的简称，叫IOK（译注：意为“我没事”）。不论这一简称傻不傻气，这一计划都代表着对战争创伤的治疗方法的革命性改变，有史以来第一次将这一观念纳入治疗方法：我们可能需要将道德和精神概念，例如原谅与回报，纳入到实际治疗之中。
IOK的第一步有关教育；老兵们会真正学习在战争中杀人时的复杂心理状态以及杀人带来的内心矛盾。然后，他们会接受训练，将目光投向自己的内心找出这些感觉。第三步有关自我宽恕。最后，研究人员会要求老兵们通过个人的悔悟和回报行动来赎罪。
基斯·米德（Keith Meador）是一名有着牧师背景的精神病学家，致力于打破心理健康和精神关怀之间的障碍以帮助治疗老兵。他在北卡罗来纳州达拉谟退伍军人医疗中心（Durham VA Medical Center in North Carolina）的治疗计划名为精神病研究、教学和临床中心（Mental Illness Research, Education and Clinical Centers），也有一个简称——MIRECC（译注：与英语中的“奇迹”音似）。米德告诉我：“特别重要的一点是，病人们并不会来到我们面前说‘这是我的心理健康需求’或者‘精神需求’。他们会对我们说‘我很痛苦’。”
通过这种最真实的战士传统，出于自己的信仰也为了自己的康复，他将他的故事分享了出来
一些小型研究和报告表明，这种新型的治疗方法能够奏效。确实，如果将沃尔德下士比作阿喀琉斯，因为自己的道德创伤没有得到治疗而逝去的话，那么准下士詹姆斯·斯佩里（James Sperry）就是经过数年努力终于回到家乡的奥德修斯[3]（Odysseus）。
就像我和沃尔德的相遇那样，我和斯佩里也是于2004年，在伊拉克的费卢杰战场上相遇的。他在第一日的战斗中受了伤，我把他给录了下来。和沃尔德一样，当斯佩里回到家乡时，他的头脑混乱不堪，内心充满了愧疚。但他并不是因为杀了人而愧疚，而是因为自己没有被杀，因为自己活了下来而感到愧疚。他所在的部队在那场战争中的伤亡率几乎是最高的。
在我们相遇的6年之后，他给我发来了邮件，感谢我那天帮忙抬过他的担架，还问我有没有他战死的战友的照片。“曾经有一名海军陆战队士兵遭到了狙击手的射击，你帮忙把他抬到了安全的地方，那名士兵就是我，”他写道，“我想知道，在我受伤的时候，你是否有给我或者我那些倒下了的战友们拍过照。在那场战争中，我失去了20名战友，所以我希望尽可能多地得到他们的照片。”
邮件发送时，斯佩里正处于生命中的黑暗时期。那时，由于身体上的创伤以及许多与道德创伤相吻合的心理问题，斯佩里正与认知障碍（cognitive impairment）和令其日益衰弱的偏头痛做着斗争。他符合几乎所有的道德创伤标准，包括无目的感、疏离感、滥用药物、嗜酒、甚至还曾试图自杀（他甚至将绳子挂上了车库的椽木）。
几年之后他终于康复，这并不是一方努力的结果。家人和朋友给了他鼓励，再加上他自己坚持不懈的决心，专门帮助大脑或脊髓损伤的病人的亚特兰大指导中心（Shepherd Center）也为他提供了一项开创性的康复计划。这份康复计划将东西方医学的传统方法相融合，运用了瑜伽、针灸、催眠、心理治疗和锻炼疗法。一旦他减少服用医生开给他的数不胜数的药物，那多年来笼罩着他的浓雾也就开始消散。
斯佩里还做了一件事。他打破了沉默。他和我分享了他的故事，故事里的挫折、黑暗时刻以及最终的胜利，他全都告诉了我，让我用作《他们不能说的秘密》（The Things They Cannot Say）的素材。他以一种也许是最古老和最真诚的战士传统来诉说，既是出于信仰也是一种自我治疗，将他的故事分了享出来。帮助他自己，也帮助包括士兵和社会在内的其他人更好地了解战士们返乡后的内心感受。他的故事吸引了奥巴马总统和第一夫人的关注，他们两次邀请他前往白宫。
但他做的事还不止于此。与接受IOK疗法的老兵们相同，他的奋斗激起了一种新的目标感，让他成立了一个名为“战争还在继续”（The Fight Continues）的组织，旨在帮助老兵们融入家乡的生活。这一组织通过挖掘奉献的理念来部分实现这一目标。去年五月，当俄克拉荷马州的摩尔（Moore）遭遇可怕的龙卷风时，斯佩里以及其他成员前去那里帮助了受灾人员。
沃尔德下士和斯佩里准下士只是几百万老兵的两个代表而已。根据美国国防部数据统计，从2001年至今，大约有250万美国人前往了阿富汗和伊拉克战场，超过80万的士兵退伍过一次以上。VA指出，这80万人中，70万老兵已经获得了伤残证明，剩下10万人的问题仍未得到解决。
他们都需要帮助。正如乔纳森·谢伊在《阿喀琉斯在越南》中写到的那样：“当你将一把枪置于一个孩子手中，然后将其送往战场，那你会给他背上无穷的罪过，因为他的所作所为将使他的灵魂残破不堪。”
预先思考战士们会将怎样的心理带回家乡是对他们最好的帮助。如果我们更加关注冲突的后果，或许有朝一日，藏身于特洛伊木马进入我们家乡的将是希望，而非毁灭。
译注：
[1] 附带损害：军事行动中对平民或非军事建筑造成的损害。
[2] 阿喀琉斯之踵：原指阿喀琉斯的脚跟，因是其唯一一个没有浸泡到神水的地方，是他唯一的弱点。后来在特洛伊战争中被人射中致命，现在一般是指致命的弱点，要害。
[3] 奥德修斯：希腊神话传说中的人物。利用木马计攻陷特洛伊城后，奥德赛不顾海神波塞冬的咒语启航回家，一路上历尽劫难，在海上又漂泊了10年，终于和家人团聚。
审校丨@tranquil772 @独眼一点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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