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may言 原文地址：theatlantic.com
我们常常将工业革命称为“精神和经济的进步”。诚然，经济的进步会表现为精神的进步。
故事可能是这样的：西欧的发明家、经济学家、政治家们设想、创造出了崭新的工业化世界。在乐观主义和启蒙运动带来的科学技术的鼓舞下，一批英雄人物应运而生：詹姆斯·瓦特（James Watt，1736.1.30-1819.8.25，苏格兰发明家，改良蒸汽机，为工业革命的发生奠定了基础——译者注，下同）, 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6.5-1790.7.15，苏格兰政治经济学家，著有《道德情操论》、《国富论》，提倡自由市场）, 威廉·哈斯基森（William Huskisson，1770.3.11-1830.9.15，英国政治家，亚当·斯密学说的支持者，倡导修建铁路，在利物浦-曼彻斯特铁路开通仪式上意外丧生），等等。对于由受管控的经济造成的迟钝低效，不合理的法规习俗，扼杀创新的传统工会结构，他们都一一进行回击。到19世纪中叶，他们已成功建立起了以现代工厂、城市工人经济为核心，以新型机器为动力的自由经济。尽管过程漫长艰辛，这场革命终于将欧洲带到了更高的文明层次。最后，欧洲人民生活在了新世界，这个世界里凭劳动得薪酬，流动性强，人们消费着闪闪发光的产品。
黎明破晓时，欧洲已经将自己从工业化以前限制人性的悲惨中解救了出来。燃烧着价格低廉且储备充足的矿物燃料，火车和其它蒸汽动力机器载着人类进入了无畏的崭新未来。不久后，大致在和欧洲人觉得殖民奴役其实不是个好主意时，他们把工业革命“出口”到了世界的其他地方，这样人人都能分享自由和工业化的现代生活。在某种程度上，他们通过在原始农业社会“开放市场”做到了这点。从宏观的角度，幸福感、财富、生产力都提高了——这是全人类发挥真正潜能所得的成就。
不幸的是，这个故事不过是糖精罢了，它让社会在我们心中的形象尝着发甜，而人们如今依然沉溺其中。它其实深深根植在工业社会的集体认同中。尽管情节变得更复杂，这仍是一个必胜主义的故事（原文中à la base求高人解答。。。）。如乔尔·莫克（Joel Mokyr）2009年的著作《启蒙经济：1700-1850英国经济史》的结语所说：“英国和整个工业世界的物质生活，以及随之而来的发展，如今远远超过了18世纪启蒙哲学家最大胆、乐观的想象——尽管结果还尚未可知，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至少会认为工业革命是完美无瑕的。”
这一论调势力强大、稳如泰山：工业革命不仅仅带来了科技发展、物质富足，还让我们变得更好。不赞同新生科技、经济增长、消费社会的必要性是困难的。批评工业现代化几乎等同于批评人类的精神发展，因为在对工业革命的叙述中，核心思想之一就是工业化也解放了人类。工业社会的批评者常会被喷：“你丫怎么不回去住山洞啊！”或者“进步是阻止不了的！”
不可避免地，历史叙述会体现特定的道德价值。他们从不是和“事实”同时产生的，而是强加于一系列现象上的故事，内容常常暗含褒贬。工业革命的支持者从启蒙时期哲学家那里继承了人（ou）类（zhou）（原文为read: European——译者注）历时发展的叙述，不过在他们对“发展”的理解中，科技发展和经济自由化被放在中心位置。至今，我们仍然被这一叙事中根深蒂固的操作原理推动着，继续扩张、发展科技，似乎有永远不会停下，因为根据工业革命的假设，这些都终将对人类有益。
可持续性的支持者并不是反对工业化本身，也并不希望倒退回石器时代。他们反对的是上面漫画式讽刺过的、对于工业革命的叙述。与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的思想一脉相承，他们承认科技的客观进步，但他们并不需要因此认定这就让人类更加品德高尚，他们也并不认为工业革命的关键价值都无可指摘：私人财富带来的贫富差距；以其他一切为代价得来的经济发展，包括环境的完整性；以及机械革新总是好的这一假设。最重要的，怀有可持续思想的人们质疑工业革命是否危害了人类安居乐业、与地球和睦相处的能力。享受矿石燃料的好时光是否已让我们的未来子孙万劫不复，他们是否会回到当年产业工人们迫不及待逃脱出的痛苦境地中去？
但如果我们再回过头想想关于进步的叙述呢？如果我们相信工业革命中和工业革命后的发明创造让有些事变好，也让有些事变坏呢？如果我们采取更批判、怀疑的态度去看我们继承来的价值观呢？还有，如果我们把环境因素写进关于进步的故事中去呢？突然之间，天昏地暗。诚然，在许多方面，今日的生态危机是根植于工业革命中的。
以1750年来温室气体在大气中的增加为例。许多值得尊敬的团体投身于环境科学研究，包括美国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NASA）、国家环境与海洋管理局（National
Atmospheric and Oceanic Administration）、美国环境保护署（U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EPA)）。它们中的每一个都能将温室气体增加和18世纪后期以来机器排放到大气中的污染物联系起来。这些科学团体也将温室气体增加和其它人类活动联系起来，比如破坏森林（释放了大量二氧化碳并去除了地球的重要碳汇（carbon sink，指从空气中清除二氧化碳的过程、活动、机制——译者注））、饲养放出甲烷的牛群。但化石燃料（煤炭、瓦斯、石油）才是主犯，使用这些燃料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大气中的二氧化碳以百万为单位增加。这里明确一下，温室气体主要是二氧化碳（CO2）、甲烷（CH4）、一氧化二氮（N2O）和一些其他气体，它们在大气中的含量走势大多可以通过研究长期冻结的冰芯（ice core, 冰芯是从冰川钻取的圆柱状冰体，其主要成分为氧同位素比率δ18O，钻取冰芯可得到古气候和古环境的历史资料，还可分析其他各种元素成分的历史资料，是研究环境变化的重要依据。——摘自互动百科）绘制出来。较近的温室气体含量则可以在直接的环境测量体现出来。
从这些科学分析中我们可以发现，工业革命实实在在开启了“污染时代”：脏乱的城市，毒化的工业用地（和人类身体），污染的土壤，酸化、受污染的海洋，以及大气污染形成的“毯子”，它将热量罩在大气层中，破坏了气候系统，并最终造成了地球表面温度升高。美国环境保护署对此含糊其辞：“1750年以来这些气体浓度的上升是工业时代的人类活动导致的。”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全球人口从工业革命时期才开始大幅上升。人类的数量在一千年间一直远远低于10亿，直到1800年左右。如今世界上共有70亿人并仍在持续增加。如此多的人都需要食物、能源、住房，这让全球生态系统不堪重负。看看下面的图表：
1750年以来二氧化碳（单位：百万分之一）、甲烷（十亿分之一）、一氧化二氮（百万分之一）在大气中的含量。工业革命前，二氧化碳的含量长时间稳定在百万分之两百八十左右，现在则超过了百万分之四百。至少在最近的两百万年间，二氧化碳含量从未如此高过。（美国全球变化研究计划（USGCRP），2009）
1750年以来氧化碳（单位：百万分之一）、甲烷（十亿分之一）在大气中的含量（美国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NASA），数据来自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局（NOAA）古气候学和地球系统研究实验室）。
世界人口
人口数量在发展中国家和工业化国家的增长情况，包括对未来情况的预测（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全球研究信息数据库(GRID-Arendal)，菲利普·荷卡斯韦兹（Philippe
Rekacewicz）绘图）。
当我们看到这些线状图后，工业革命就开始显得不那么“完美无瑕”了。它最多只能说是好坏参半——它带来了科技发展，让许多人能更长寿，更安全，但它同时也摧毁了全球生态系统，导致大批生物灭绝，引发人口疯狂增长，它还打破了气候系统的平衡，更多旱灾、洪水、暴雨和其它极端天气可能发生，给绝大多数国家、地区造成威胁。
以上种种都是为了说明，我们需要重新考虑对于发展的片面叙述。这并不是破天荒的观点：实际上，早在工业革命时期，批评声虽然常被早期机器的轰鸣声淹没，却从未断绝。各类思想家和活动家都以自己的方式针对某部分或从整体上对工业革命进行了批评，包括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19世纪英国教士、学者——译者注，下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大胡子德国社会主义理论家，马克思的亲密战友），卢德派（the Luddites，1811-1817年，反对工业化的英国纺织工人），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19世纪英国思想家），亨利·大卫·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写《瓦尔登湖》的梭罗）, 威廉·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约翰·穆尔（John Muir，苏格兰裔美国作家，早期野生环境保护者）等。“工业发展等于进步”的叙述，在他们那里变成了发生在当下的故事，不过他们所抗议的事物各有不同。卢德派质疑机器的必要性，因为它们使许多人失去了工作。恩格斯则着眼于工人阶级糟糕得可怕的生活和工作环境，并将经济变化、社会不平等、环境破坏联系了起来。梭罗批判了对现代奢侈品的需要。密尔则对刺激无尽增长的经济系统本身提出了疑问。穆尔对自然世界进行了重新评估，那时人们觉得自然差不多就是对财富创造和欧洲殖民者海外扩张的障碍物。
这些人物对可持续化运动提供了充满智慧的见解和启发。比如，近几十年间，生态经济学家和环境主义者寻找学科的历史渊源时，分别“重新发现”了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和约翰·穆尔。对于今天持可持续观念的思想家而言，这些人物和其他与他们见解类似的人们才是那个时代真正的高瞻远瞩者。
（本文改编自杰瑞米·卡拉多纳的新书《可持续性：一段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