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moneydwei 原文地址：theatlantic.com
洛克菲勒基金会学者逃亡计划的受益人之一，法国人类学家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的素描画像。
在过去的三年半里，叙利亚冲突不仅造成二十万人死亡，近千万人无家可归，而且令整个地区动荡不安。它还让国家的知识资本遭到洗劫。三分之二的叙利亚流浪儿童没有入学，百分之七十的医务人员逃至境外。这个在内战中深受重创的国度，已经损失了全部九个精神病学家。
八十多年前，洛克菲勒基金会曾接受这一艰难的挑战——当时的知识分子正试图逃离欧洲的战火和法西斯政府。致力于改善公共卫生的洛克菲勒基金会，做了一些其他公共机构几乎从未做过的事情：冒着极大的风险去搭救学者。在1933年到1945年之间，该组织斥资150万美元，通过一系列计划，为欧美高校的300多名学者提供教职资助，还在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预留了许多教职。这些学者有百分之六十以上是德国人，在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医学领域工作。
前不久，我采访了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主席朱迪斯·罗丹，并参观了洛克菲勒基金会档案馆——位于纽约城外波坎蒂科山区的原洛克菲勒庄园——来调查他们承担的风险。（声明：在我采访罗丹、参观档案馆并开展研究的两年里，《大西洋月刊》和大西洋传媒公司在城市新闻报道与新闻直播方面已得到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我的研究先于这些合作，且与之无关。）
我在基金会档案馆找到了探讨纳粹统治下知识分子生存处境的珍稀资料——那些令人心痛的信件，折射出了阿道夫·希特勒对独立思想和犹太学者的共同打压，给欧洲大学带来的艰难处境。基金会最初并未意识到这种打压的严重性，但他们在欧洲的公共卫生项目负责人在1930年代初对希特勒掌权地区的政治局面进行了评估，并上报给基金会的首脑。（事实上，洛克菲勒基金会在二战前曾资助优生学研究，臭名昭著的纳粹医生约瑟夫·门格勒就是在基金会支持的知识生态系统中成长起来的。）
最后，基金会主席和受托人作出结论，有必要做点什么来拯救欧洲最顶尖的人才。但是，决定拯救哪些人，也就意味着决定放弃哪些人。到底要不要付诸行动，这么做究竟会不会危害到基金会，基金会是否准备好进行这样的努力了——基金会欧洲分部与纽约总部的内部记录记载了这种艰难的抉择。
哈佛大学的创新理论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在促使基金会作出营救决定方面扮演的关键角色，出乎我的意料。整个1930年代他都在提供救援学者的名单。然而，他同时又表示，他无法确定希特勒权力的扩大在当时究竟意味着什么，以及如何结合当时的背景对其进行思考。在1933年5月2日写给洛克菲勒基金会社会科学分部负责人埃德蒙·戴伊的信里，熊彼特甚至表示，他“准备原谅（希特勒）了”：
施托尔珀和马尔萨克的情况实属例外，可能要单独看待，单从他们作为经济学家的建树来看，并无任何暗指德国政府的不友好行为，我自己也是不赞成这种行为的。我对希特勒以前的政府有所了解，所以我只能说，经过比较之后，我准备原谅他……
1940年7月，基金会副主席托马斯·阿波盖特忽然对已经成熟运作的学者逃亡计划表示反对，并建议将这个工作转交给国际教育协会。他担心，“一种无情的渴望让我们拯救智慧，而一种慈悲的渴望让我们拯救生命，此二者之间的冲突，会让我们无法避免地陷入左右为难之境”——这为后来基金会扩大营救规模埋下了伏笔。在一份记录中，决定学者生死这件事情给他内心带来的斗争显露无疑。阿波盖特写道：
我越是思考流亡学者的处境，越是觉得基金会不该直接干涉此事。我们不能依靠有缺陷的原则来指导我们颁发奖金或营救落难学者。人们指望我们有无限资源，所以我们每付出一笔钱来搭救杰出的学者，都会导致更多不那么杰出的人向我们求助。顺便提一句，在很多情况下，我无法确定那些为逃离家园而向我们求助的人，是不是最应得到帮助的人。一种无情的渴望让我们拯救智慧，而一种慈悲的渴望让我们拯救生命，此二者之间的冲突，会让我们无法避免地陷入左右为难之境。这还牵扯到另一件事情：由于我们对学校的资助和奖学金项目，我们在欧洲有上千个学者朋友。救援其中的一小部分而拒绝其余，会引发普遍的失望和怨恨，而我们本来盼望的是友善。综合考虑所有这些因素之后，我建议基金会不要直接参与营救学者的工作。
当年夏天，基金会的社会科学部门负责人约瑟夫·威利茨在一篇题为“如果希特勒获胜——”的文章中对时局进行了评价和预测。他预计，倘若纳粹取得彻底的胜利，那么欧洲公民社会将不复存在。他写道：“大不列颠、法国、荷兰、比利时、丹麦、挪威、瑞典和瑞士，几乎不可能再提供适合社会科学研究的环境了。”他还认为，基金会对学者展开的专门营救不够有效，“假如纳粹在这些国家的统治导致一流人才的处境糟糕至极，而基金会对我们的文化能做出的最大贡献，随便说个数吧，也不过是把100个英国一流专家、75个法国顶尖学者和其他国家的一些精英人才带到美国，那我会选择这种无情做法的。”威利茨的观点在基金会得到了广泛支持。
最后，基金会设定了筛选学者的五个条件。他们营救的学者必须：
1. 在自己从事的领域里出类拔萃
2. 正当壮年
3. 已无教职，且面临无论来自宗教、种族还是政治方面的危险
4. 有望获得美国高校现有的奖学金
5. 保证在教学岗位上至少待两年——这个要求对基金会的财政也是有益的，因为没有长期教职的学者需要额外的资金支持。
马克·布洛赫是被挑选出来的学者之一。他是法国的爱国者，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而且是一流的经济史学家，在巴黎大学任教。1940年10月31日，布洛赫悄悄地向洛克菲勒基金会欧洲学者急救计划的参与者利兰教授求助：
我给你写信以后，收到了厄尔·J·汉密尔顿教授的一封来信，信中称洛克菲勒基金会有意邀我至美国。我跟政府谈过了。我有十足的理由相信，他们会允许我接受美国方面的邀请。但我认为，这个邀请尽快到来是很重要的。虽然我没法向你透露详情，但我可以说，这个邀请能让我好过不少。而且你知道，现在欧洲的局势瞬息万变，很可能会出现新的障碍让我无法成行。我真讨厌露出苦恼不安的样子。
在信的最后，他加了这样一段话：“我妈妈一点也不显老，她不想离开我们。我希望她能陪我的孩子们、我的妻子和我共赴美国。”
但身为犹太人的布洛赫最终还是没能成行。他被基金会选中，在1941年4月获得签证，同时获得签证的还有他的妻子及六个孩子中的四个。他获知两个大儿子的签证将于六月发放，但他拒绝在等待期间把他们单独留在法国。到了七月，法国政府宣布，禁止18岁到40岁之间的男性离开巴黎。布洛赫留在法国参与了抵抗。1944年6月，纳粹将他逮捕并执行枪决。他的尸体被丢到法国里昂的一个无名万人坑里。
洛克菲勒基金会挽救了一些著名学者，比如亨利·伯奈特、亨利·格雷高利、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奥托·迈尔霍夫、查尔斯·奥柏林和路德维格·冯·米塞斯。其中包括六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和六个未来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但更多的人，像马克·布洛赫一样没有获救，这多少和基金会的筛选条件有些关系。有多少未来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多少智慧之光——正在被叙利亚内战的黑暗所吞没？拯救他们的最佳办法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