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sinno123 原文地址：newyorker.com
安东尼·莱恩说，没看过吉莉安•弗琳的小说《失踪的女孩》的人大约只有“21个”。我就在这21人之列。上周我去看了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非常喜欢，真是后悔呀，为什么两年前小说出来时，我怎么没读呢。可是看《失踪的女孩》似乎适用“文化上的不确定性原理”：你要么去读原作，要么去看电影，但你不可能完全把电影和原作都理解了的，因为它们占有的是同一个脑部空间，会彼此混淆。说到底，就是你得选一种经历，要么读原作版本，要么看电影版本。要我选，我说我喜欢大卫·芬奇的电影版本，电影里有抽象的东西，有考验人智商的东西，有后现代主义的美，就单凭电影本身，也是相当出色的。
就我听知，原作《失踪的女孩》是部犯罪小说：是部具有相当的吸引力和创作才华的惊悚作品，到故事发展到一半时，一个出乎意外的转折把一切都颠覆了。（剧透一下：下面我要来谈这个转折了）。有人告诉我说，书出众之处很多，其中之一就是很具体。说具体，倒不是说书写得有多可信，确切来说指的是书中有很多谐和统一的细节描写，既有法医学的，还有心理方面的。书中写到的事件无一不有意义；尼克，艾米说的话，想的东西，做的事似乎是在现实中都能找到。
这些到了大卫•芬奇的电影里则找不到了。吉莉安·弗琳可能写了电影剧本的，但电影根本不想拍成个可信的犯罪故事。导演让作品跨越了界定类型类小说与后现代小说的那道很细很细的分界线。毫无疑问，电影是虚构的，用的是电影《搏击俱乐部》的方式—-其中无论是真实的还是象征的东西在现实中所占的份额是一样多的。个中人物无足轻重，场景的设置很敷衍，暴力也是沿袭的固定套路。《失踪的女孩》就是影评人士泰德•乔治亚所说的“一个后现代的谜”：旧式的谜团里有的“那种让人心安的保留传统”，这部电影同样可以让观众尽情享受到，它让你觉得即使在享受“把这个谜团给掰碎了，看着碎片一片片地就地落下”的乐趣，它还是在往一个满意的解决之道上构建。”
如同很多后现代的电影故事一样，大卫·芬奇导演的《失踪的女孩》里的好人和坏人不是里面的人，而是人的经历。我们希望的是那些熟悉的，让人心安的东西最后会胜出（他们没有）。实际上，这部电影有相当出色的自我定位，它中间的故事是没有一个可以直接就表面来理解的。正如我的同事理查得•布罗迪所写的，这部电影的情节和人物都已经去繁就简，就是为了暴露他们内在的玄密的力量。但电影本身并不想做成玄密片。艾米说到自己对丈夫尼克（本·阿弗莱克扮演）的报复计划时说“这就是婚姻”，我们是不应当相信她的。要是完美婚姻的那层玄秘是致命的，那一直到现在不曾停息的两性之间争斗的那层玄秘也是一样的。”电影问的问题是：说到婚姻里的事，我们自己可讲的多少是真实的呢？
如果听这话你觉得熟悉的话，那是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芬奇带着这部《失踪的女孩》又回到了《搏击俱乐部》的结构里，这次以一对结了婚的夫妇来代替《俱乐部》里的泰勒和他那帮对一切都心灰意冷的兄弟们。世间可以得到完美，两部电影里的主人公们都觉得这种想法无法接受，他们的抗拒方式是用一种你搞不懂的，原汁原味的，能给人自由感觉的毁灭来代替。“广告让我们崇尚物质，车子，衣服，干我们不爱干的工作，这样好买我们其实并不需要的狗屎东西，”泰勒•德登说，“看着电视长大的我们，相信什么有一天自己会变成百万富翁，电影里的偶像，摇滚界的巨星，可这是不可能的。”对当代的什么男子气概，泰勒失望透顶，他脑子里有一种据说是更发自肺腑的“真”男人概念：性感，暴力—-但他这种男人观事实证明是灾难性的幻想。到了电影《失踪的女孩》里面，压抑人的不是这个男人气概的虚妄，而是夫妻之间你唱我和的神话。但设想出的解决方法和《搏击俱乐部》里面是一样的：“我们两个真是太人精了呢，我都想一人对着脸来一下子了。”艾米这么说。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失踪的女孩》就是《搏击俱乐部》的另起炉灶。为了探索男人气概的神话有什么积极和消极的方面，芬奇只需推出单个人物就可，一个有“不合群性格的”男人便可（布拉德·皮特扮演的愤怒的泰勒•德登就是爱德华·诺顿的那个没有名字，胆小怯懦的另一个自我）。《失踪的女孩》要的则是俩个出现了分歧的人，每个人必须同时扮演受害者和施害者两种身份。而且夫妻关系这种神话比起什么男人气概的神话要更复杂更麻烦。即使是1999年《搏击俱乐部》上映的时候，也人为的捏造出的一些什么男人正经历着一场男子气概幻灭危机的东西（这种危机，如果真正存在的话，现在肯定也没有当年那么的危急了）。而夫妻关系在现在和将来倒真正依然是让人担忧的地方。在我们的文化想象力不再把眼光老盯在什么世界大战，或是西部边界的时候，这种完美夫妇的理念（特别是完美的妻子）依然还会盛行。
《失踪的女孩》很有意思，因为这部电影一针见血说到了夫妻关系中让人不安东西：那就是我们的猜疑，从某种根本的层面上来说，必然招致伤害。就如《搏击俱乐部》中所展示的，在人的想象当中男人气概和暴力是不可分的，《失踪的女孩》则提出了这样的可能性：婚姻和伤害也有可能是不可分的。真实的生活里就普遍存在着这种怀疑，有时候有合理的解释，有时候没有。比起以往任何时候，我们都更加意识到了不为人知的家庭暴力有多么普遍；我们不是不知道男性与女性在经济安排上存在普遍不公。我们知道了看起来象模象样的婚姻不为人知的地方也有很多。与此同时，我们对男人气概，女人气质—以及独立人格，成功，自由—-的界定越发地于不适用于婚姻生活中的妥协让步。尼克工作的男性杂志，艾米工作过的女性杂志就告诉我们，理想中的自已就是要生活在大城市，要最大可能地让自己有吸引力，要最大可能地保持单身，绝对的职业自由，爱做就做，想做就做，不要孩子，把大把的时间花在健身上。要结成夫妻，说得简单点，就是要结成一种权力关系。这种关系下总是要分赢家和输家的。
《失踪的女孩》出色的地方在于它挖出了那些或多或少存在合理性的担心下藏了些什么东西，揭露了我们对夫妻关系的恐惧中不合理的一面。真实的生活就如同电影一样，哪个人家夫妻生活完美无缺，小报媒体便会迫不急待地将其描述成个怕人的犯罪现场，一天到晚不是残酷，就是不忠和邪恶。《失踪的女孩》—剧透！！—又把帷幕拉回到维多利亚那时，让那些小报媒体心存猜疑的恐惧上。当艾米被她有钱的前男友迪西•柯林斯（尼尔·帕特里克•哈里斯扮演）绑架了，锁在了象城堡一样的湖边屋子里时，我们觉得这是旧式的女性被囚禁的哥特式情节。当暴露出来是艾米在陷害尼克，我们又会想这不是一个充满控制欲望的，邪恶的女人想下圈套给她倒楣的丈夫的经典故事嘛。电影告诉我们，这些在生活中能找到原型，性别化了的虚构故事，它们不但是我们对婚姻生活产生怀疑的原因，同样也是我们产生所谓现代人的担忧，比方说对工作与生活之间的平衡的担忧的原因。芬奇导演的《失踪的女孩》有很多非常出色的场景里，它们一路追回到了人的身份标识，在性，血腥，感官描写的细节中展露我们天生就有的恐惧。
当然，《搏击俱乐部》里的第一规矩是不许谈俱乐部的事，这是有原因的。即我们想象中的生活里那个可怕的内核最好是成为秘密。当你看到你不为人知的想法在大白天变成了现实时，这些想法就带有了荒谬的色彩。也有了羞耻的成份：很明显，在某种程度上这些想法根源于我们的自恋。成了一个有控制欲望的疯女人的受害人，或是被绑架到了一个哥特式的魔窟里，就会要受罪，但这也是会让人变得特别起来，以自己的方式成为了一个男英雄或是女英雄。这就部分地解释了为什么我们都热衷于看受伤害故事的原因—以及为什么我们把特别，圣洁，出名这样的字眼用在受害人身上的原因，这一点小报，有线电视文化尤甚。《失踪的女孩》问了这样一个问题：人可以摆脱被政治化的，媒体制造出的“受害人崇拜”的干扰，发自内心真正的对受害人表示同情或是支持吗？但电影也挖出一条从“崇拜”到我们对婚姻猜疑的通道。婚姻生活里存在并不平等的妥协，通常情况下我们的这种担心似乎是与我们貌似喜欢残酷，暴力，哥特式的受害情节不相关。但在《失踪的女孩》里，我们看到这两种想象出来的思绪是有关联的，甚至可能是差不多的。现代的性别政治和哥特式的恐惧是交织在一起的。
当然《失踪的女孩》是想象，它发生在梦境里，并非现实。电影看完，你得问一问自己这些观点在现实生活中是如何关联的。而且你不能否定这样一个现实：说到底《失踪的女孩》是场闹剧。在邓恩家没有真正发生犯罪或是恐怖事件。艾米和尼克彼此伤害，但方式也是惯常所见的；尼克与“界限不清”音像店的那个性感学生艾米莉·拉荅克渥斯基的婚外情，只是为了增加喜剧的效果。事实上，正是围绕着那些稀松平常的犯罪行为营造的日益紧张的猜疑氛围，才最终引发了真正犯罪。可能《失踪的女孩》就是在和观众逗乐子—是在我们想象的生活里故意制造些关联而不是在发现关联。
同样的问题也可以来问《搏击俱乐部》：是不是年青人真以为越来越接纳暴力就是唯一解读自己的方式？当然，电影对事情有所夸—但这不是说电影就没有讲到重点处。我们当下对婚姻的怀疑说到底根源于我们可怕的，被误导的夫妻之间的幻想生活里，这是《失踪的女孩》应当要说服我们相信的吗？不是。这之前就说过，有时候要拧一把小螺栓，你得要把大扳手。《失踪的女孩》能引起共鸣是有原因的。它发现了我们身上让人害怕的，自己都搞不清的，会引发矛盾的那一面，并把它表述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