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 @Lee Ray 喵我。今天把年审的材料全部交了上去，整个人顿时像被抽空了一样，又紧张又无所事事。回答一下这个问题，一个是为了半个月之后的年审攒人品，还有一个也是为了半个月之后的年审攒人品——毕竟我一月到四月份都在折腾这回事，复习一下，也好在年审的时候和examiner交代，虽然他俩都不是我专业的……
之前和美少女讨论大纲，我有一个Chapter的名字叫做“A literature review of recent theories of metaphor”，美少女指着这个小标题说：“你做literature review多没意思，来点创新的才好写博士论文呀。”
我说：“我也不仅仅是做review，我要分析他们这些理论里，哪些靠谱，哪些地方不靠谱。”
美少女听罢，大笔一挥，以她那我永远都得花三秒才能看明白的手书写下几个词，一边写一边说：“既然你要评判好坏，那就不叫literature review了啦，你觉得critical assessment感觉如何？”
我说：“妥到飞起。”（并没有这么说，不过我心里的想法的确是妥到飞起。）
之所以讲这个故事，是因为要回应我之前在专栏里提到的问题：这个回答，当然也只是literature review，而不是任何critical assessment。我的东西依然是我的，谁都抢不走，但我也知道我在知乎上必然不会说那么多。今天的故事，我也只会这么讲：谁，说了什么，一切都写在他的书上，我没有必要过多遮掩。至于这个理论是好是坏，留给大家自行评判。
如果要讲隐喻在语用学里的解释，乃至于讲到语用学本身，都要先讲到Paul Grice。没有Grice，就没有我们今天这套吃饭的家伙。Grice在1967年的Studies In the Way of the Word里面做出的最重要的一个贡献，就是划分了两种含义：what is said，和what is implicated。简而言之，前者是我们所说的话的含义，字面意思，后者则是话里有话，“弦外之音”。至于他的合作原则和对话规则，实际上都是为了“如何从what is said里面推导出what is implicated”这个目的而提出的。
Grice把自己的这套原理当然也搬到了对各种修辞的分析上，他在Implicature的那章简单分析了几种修辞：反讽、隐喻、借喻。他认为，隐喻的含义很明显属于what is implicated：因为我们所说的话一定是假的，直接说是没有意义的，所以隐喻的含义不可能表现在字面上，必须是所说的弦外之音。他所做的分析，当然还是传统的隐喻的分析手段：say one and mean another；而他认为，正因为包含隐喻的句子是假的，明显违反了对话的质量原则，所以我们才能推出来隐喻的隐含意义。由此，他也间接暗示了隐喻的理解过程：我们先得出一句话的字面意思，意识到它是错的，然后再去推导它的弦外之音。
Grice的故事到这里告一段落；关于what is implicated——又名implicature，也就是内涵义——的具体分析性质，可以参考Horn在2004年于Handbook of Pragmatics里面的第一章Implicature的内容，主要可以注意一下implicature具有什么样的性质（比如说cancellable，这个是最主要的一个问题），我这里就不赘述了。简而言之就是，从理论分析上来说，隐喻含义的性质和implicature不一样。
废话，如果他没问题，那么这个事儿就没的发展了。
时间往后拨十年，到了1979年。
语用学话语行为理论（Speech Act Theory）的大家John Searle在一本很厚的合集（Andrew Ortony主编的Metaphor and Thought——这本书非常值得一看，极其具有影响力，libgen上可以下载到电子版）里面，提出了一套就话语行为理论为基础的解释隐喻的设定。他的理论虽然基于Speech Act，但是和Grice倒是有异曲同工之妙：SAT认为，我们说话都是为了完成目的，一句话除了字面的意思以外，还有说者的意图包含在内，比如说我问你“能不能把盐给我一下”，表面上是问“你有没有能力/可能把盐给我”，但实际上我的意图在于“把盐给我，少废话”。SAT的老祖宗Austin就是靠分析“我们用话来让人做事”而开创了这个学派的，之后也讨论了话语的效用的限定条件。
Searle的理论也很简单：隐喻的意义不在于其字面的意思，而是纯粹的说者含义，说者含义可以完全脱离字面意思而存在。在那篇文章里，他分析了各种隐喻（传统三分法下的死隐喻、标准隐喻、新隐喻）、明喻/类比（统称为simile）、夸张、反讽和非字面含义的表意方式，说明它们所应用的都是说者含义，和字面意义基本没关系，然后还提出了八条规则来推断一句隐喻可以有怎么样的含义，不过这八条规则的实用程度倒是很有限，之后我很少见到有人在他的规则上继续发展新的论点的。
之后，随着SAT本身在修辞手法分析方面的式微，Searle这篇文章的后半部分倒是没什么人特意提起了。但是在前半部分里，他有一个特别重要的论点，是用来攻击“隐喻里隐含的特征是喻体的本身特征”这一说法的——我们所引用的特征，并不一定是喻体本身的特征，可能跟喻体本身一点关系都没有，而是我们以为的、刻板印象里的“特征”。喻体本身的特征很有可能会和刻板印象的“特征”完全相反，比如说我们用“大猩猩”来形容一个人的时候，经常意味着这个人非常粗鲁无礼、野蛮暴躁，但是在现实世界里，大猩猩是一种温柔害羞的动物。这点是后来接续隐喻研究的人一直在继续试图回答的问题：我们为什么会用这些“反常识”的隐喻？为什么不把它调整到“常识”的一面来？嗯，说到这里，后面我就不说了，敬请期待2017年。
说到Searle，我再插一句有点相关但大家可能觉得很无关的事儿。在1980年的The Background of Meaning里面，他提出了一个对后来Recanati一票人非常有影响的一个论点：对于同一个词来说，即使是按照同一个字面意思用在两个不同的句子里，也会有细节之处微妙不同的含义。比如说，小区里有个人在“剪草坪”，我们都知道他应该是开个小电瓶车在草地上转来转去的那种；而我在家里“剪纸”，那么你肯定想到我应该会用剪刀。同样是“剪”，却代表了两个完全不同且无法互换的动作，我们永远不可能考虑用电瓶车在纸上开，也不会闲得蛋疼用剪刀去一根根剪地上的草。单个词语在句子中的含义可以受到句子其他内容的影响而发生变化，这点直接导向了近两年Recanati对compositionality的重新定义，后面我也不说了——因为你们知道的，我也很巧地用到了这个特点。
那么关于SAT和隐喻的研究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后来的理论都在往Grice之后的方向发展，我们也称之为post-Gricean的时代。
1981年起——不，在语用学界并没有什么重要的理论在那年诞生了，但是有比单纯的理论更重要的东西出现了，是的，以心理学实验的方法研究人类语言应用能力的研究开始在美国抬头，而在隐喻这方面最先引入实验的人是Sam Glucksberg他们研究组。他们做了一系列实验来验证隐喻含义和字面含义的理解有没有区别，得出来了一个很有趣的结果：如果我们见到的是死隐喻或者标准隐喻（最常见的就是“life is a journey”或者“my job is a jail”这种），那么在理解上和普通的字面含义没有明显的区别。我们可以直接理解一个包含标准隐喻的句子，而不用像Grice当年假设的那样，“先得出一句话的字面意思，意识到它是错的，然后再去推导它的弦外之音”。这一点很明显地影响到了后来对隐喻解释的发展，在语义和语用两方面都有了一些有趣的进展。
然后我们来到1986年，Dan Sperber（看过我之前回答的人应该对这个名字不陌生）和Deirdre Wilson（是个女的！）出版了一部相当轰动的书，那就是关联理论的始祖级著作Relevance。简而言之，他们把Grice当年提出的合作原则和四大对话规则所写成了一个标准：相关。我们的大脑是最擅长省能源、抄近道、找关系、瞎联系的，受到思维系统的影响，我们在听到两个词被并列在一起的时候，不管它们到底用的是字面含义还是隐喻含义，还是任何其他的可能含义，都会主动地去寻找把这两个词关联起来的方式，因为我们默认说话的人在这么说的时候就已经想好“在所有可以解释我的心理状态的话里，这是我能用到的最为贴切的一句了”。
在我们遇到一个隐喻的时候，同样，根据我们所处的语境，我们会从这句话用词的相关知识里寻找那些可以把这两个概念联系在一起的点；一切步骤和理解普通的句子是完全一样的，只是在隐喻中我们的对象换成了本体和喻体。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需要首先判断这句话会不会有任何字面解释的可能，也不用去寻找把这个隐喻转成字面含义的办法，这样一来，我们就不需要“先得出一句话的字面意思，意识到它是错的，然后再去推导它的弦外之音”，不需要任何特别的解释方法。
关联理论里一直有很强的研究隐喻、反讽等修辞手法的传统，所以我就继续这个体系往下说。2002年，Robyn Carston（是的女的！）在关联理论的基础上写作了Thoughts and Utterances，把关联理论对于隐喻的解释又往前带了一步。在之前，Sperber和Wilson两人多少还继承了Grice的传统，认为隐喻的含义并不能算是直接说出来的意义，而是一种变相的what is implicated，但是Carston直接认为隐喻的含义其实是说出来的，是明显表达的含义，属于外涵义（explicature）的范畴。而另一个重要的贡献则是她对ad hoc concept的推广使用（源概念由Barsalou于1983年创建）：在隐喻形成的时候，我们所取的并不是喻体的某一个特征，而是把喻体的概念整个转换了，我们拿出喻体B的一个特征（或者一个我们以为是喻体特征的性质），以这个特征为中心，重新建立一个新的概念B*。这个B*里可以包含、也可以不包含B本身，它所代表的是所有具有该特征的个体。因此，如果我们说“他是头大猩猩”，“大猩猩”所代表的概念已经不是那种灵长类动物了，而是[大猩猩]*，代指所有具有那个性质的人和物。这样一来，“他是头[大猩猩]*”就变成了我们所说的含义，也同时是我们想表达的含义了。
至于关联理论里的一系列用词，比如implicature/explicature的相对，二者和Grice的what is implicated/what is said的不同之处，cognitive effect的含义，cognitive effort的衡量，限于篇幅我就不解释了，基本上可以靠Relevance和Thoughts and Utterances两本书都可以解决。Carston这两年在Chandler House里反思，逐渐开始怀疑ad hoc concept是不是那么有用了，她手下俩博士生也都在和她一起思考人生，我也一直在盯着她们思考人生。刚好今年年中她们结了一个课题，所以估计这两年在这方面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转向，我们拭目以待。
与此同时，2001年，之前我所说的热衷于用实验来折腾隐喻的Sam Glucksberg出版了Understanding Figurative Language: From metaphors to idioms。这本书的有趣之处在于，Glucksberg本身并不直接做理论，他一直都是个心理学家，而且引导他做实验的理论也并不是标准的语用学理论，而是更多来自于认知语言学方面。在这本书里，他很全面地总结了之前二十年他们组在这方面的研究，并且试图分析人类理解隐喻的模式。如果想从实验语用学方面了解一下的话，这本书还是不容错过的。
中间零零碎碎的内容我们略去不谈，直接蹦到2004年，François Recanati这个神奇的人和他的Literal Meaning。如果说之前所有的理论讨论都是说“我们界定隐喻是因为我们知道什么是字面意义”，那么Recanati可以说是反其道行之：我们连字面意义都没界定清楚，界定个毛线隐喻意义！他的那本小书基本上都是在界定字面意义的范畴，讨论语言哲学里容许语境的不同流派；他甚至把字面意义分为好几个层面，比如说p-literal指的是一句话的基础意义是字面的，而m-literal是指一句话不需要太多的语用处理就已经达到了字面意义，而在他的界定下，隐喻是一种“p-literal but m-non-literal”的语言表达形式，也就是说，隐喻有一个基础的字面意义，但是为了达到这个字面意义，我们必须要做必要的语用处理。说起来简单，但是要接受他的整个体系还是挺复杂的，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自行看书。
所以到现在我们也可以总结一下到底出了什么事：
全部的理论系统上：
- Grice：隐喻表达的是内涵义，我们需要比较复杂的理解方式。
辅助阅读：《Studies in the Way of the Words》，第二章“Logic and Conversation”。 - Searle：隐喻表达的是说者的意思，不是字面的意思，理解起来有特殊机制的。
辅助阅读：“Metaphor”，选自Andrew Ortony主编的《Metaphor and Thought》第七章。 - Sperber and Wilson：不需要特别的手段理解隐喻，但隐喻表达的的确是implicature（关联理论意义上的）。
辅助阅读：《Relevance》，第四章第八节“Literalness and Metaphor”；《Thoughts and Utterances》，第二章第三节“Sperber and Wilson: Relevance-theoretic Distinctions”里有更进一步的解释。 - Carston：隐喻里有ad hoc concept，而且表达的是explicature（关联理论意义上的）。
辅助阅读：《Thoughts and Utterances》，第五章“The Pragmatics of On-line Concept Construction”。 - Recanati：隐喻表达了基础的字面意义，但是需要语用处理。
辅助阅读：《Literal Meaning》，第五章“Non-literal Uses”。
实验语言学：
- Glucksberg：……我就看看，不说话。
辅助阅读：《Understanding Figurative Language》。
总之还是很复杂的，如果不看书的话光听我讲肯定会疯掉。
具体到和认知语言学有什么不同，我认真建议直接去阅读Jaszczolt的《Semantics and Pragmatics》，第十六章“Metaphor”里面有非常详细的说法。认知语言学发展到今天，在隐喻方面也有了几个互相竞争的学说，不过大家熟悉的肯定都是Lakoff和Johnson那套。我这里大概简单说几个很容易被搞混的点：
- 讨论的“隐喻”的层面不同：语用学讨论句子和话语里的隐喻现象，认知语言学讨论概念上的对应造成的隐喻。
- 讨论的“隐喻”的概念不同：比如同一个词组“in the last year”，语用学认为这句话表达的只有字面含义，而认知语言学认为这里包含一个隐喻“TIME IS A CONTAINER”。（应该用小型大写）
- 讨论的“隐喻”的参照对象不同：语用学讨论的隐喻的参照物是按照字面意义理解的句子，而认知语言学的参照物是同一个概念域里的比较。
- 对“隐喻”的最终解释不同：比如同一句话“she is a rose”，语用学的解释倾向于含义，解释为“she is beautiful”，而认知语言学的解释倾向于概念结构，解释为“HUMAN IS PLANT”。（应该用小型大写）
总之这两者如果仔细分别的话是绝对不可能会被搞混的，而二者也并非完全冲突。Carston在把ad hoc concept扩展到隐喻的解释时，也并没有完全否定认知语言学在深层上的可能性，她猜想很有可能在ad hoc concept的构建机制中，我们的确会把大概念进行类比。
估计真正要做出这个否定的人，那就是我。
大概就这样喵。
来源：知乎 www.zhihu.com
作者：Chris X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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