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2月28日，云南小水井合唱团在村庄里演唱。）
（小水井合唱团主唱的张琼仙曾就读于昆明艺术职业学校，是合唱团成员中唯一的科班出身的成员。）
记者_安小庆 云南报道 摄影_马闪山
2014年12月26日，昆明城里的圣诞节刚过去一天，距离昆明市区30公里外富民县小水井村人的节日却还没真正到来：全村人都在为两天后举行的盛会起早贪黑地忙活。因循着长久以来的风俗惯例，这个有百分之八十村民信仰基督教的村庄，选择在圣诞节这周的周末举行名为“圣诞感恩崇拜”的教会活动。
为准备节日庆典，龙光元正在村口马路边杀猪。这个今年43岁的苗族中年人不说话时近乎木讷，跟人说话时总是目光低垂，带着谦卑的微笑。在距离广场十几米之外的小水井教堂里，龙光元有另一个称呼—“小水井教会唱诗班”诗班长。合唱团成员们也在进入教堂的那一刻，还原为寻常大家口中的“弟兄姊妹”。
清晨九点，山里的太阳晒得人暖烘烘的。两头大黑猪已经倒地，内脏和肚肠分装在几个大铁盆里，龙光元和几个村民一起清洗着猪大肠，猪身被两个小伙子用一根粗大的松木挑起来，送进了教堂隔壁的厨房仓库。在余下的时间里，大家还要处理十余头猪，五只羊，近一百只鸡。这是圣诞节前后，这个信仰基督教、拥有146户人家的小村庄奉献给教会的物资，以用来应付两天后感恩节活动中几千人的吃食。
同样忙碌的还有教堂里的年轻人。十几个穿着苗族衣裙的女孩，正随着《修女也疯狂》插曲“follow me”的节奏在台上轻轻舞动。小水井合唱团主唱张琼仙站在台下，给伙伴们指点方向。
刚练完两遍，手臂上还沾着猪血的龙光元走进了教堂，在音响操作台上拿起了话筒，他的声音随即在村子里传开。
“有客人要到了，有客人到了。”龙指挥在广播里通知唱诗班的成员们先放下手里的事情，换上民族服饰，赶快到广场集合，列队唱歌欢迎客人。
在公路边烧锅、抬水、杀猪宰羊的男人们这下四散回家拿衣裳去了。十几分钟后，七八辆汽车停在村口，一个来自昆明的参观团下了车，约有三四十人。已经换好衣服在广场等待的姑娘们，立马成为外来参观者们手中“长枪短炮”迫近的对象。
广场是政府前几年斥资建造的，这个因小水井农民合唱团而出名的小村庄，被当地政府确立为 “民族特色村”。
这天和参观团一起而来的还有小水井苗族农民合唱团的团长张晓明。在大量报道中，张晓明被视作“发现”了小水井唱诗班美妙歌声的那一双耳朵。
2002年，当时还在富民县文化局工作的张晓明在下乡调研路上，经过还没有通马路的小水井村，被一阵歌声吸引了，“那歌声不是本地民歌的风格，是西方古典音乐”。
循着歌声，他以为是有人在放录音机，最后发现是一群在教堂唱赞美诗的村民。
这个流传极广的故事成为小水井传奇色彩最初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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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当时的张晓明不知道的是，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小水井唱诗班在教内已经小有名气。
或许是因为长久以来物质生活的贫困和生存境况的颠沛，苗族人对现实的安全需求和心理层面的精神需求更加渴慕。在20世纪初的云贵高原，西方传教士的步履终于来到此处，似乎没有遇到任何障碍，后来被称作“上帝遗落在东方的子民”的苗族人悦服地“领受了福音”。在英国牧师柏格里“传遍苗族”的主导下，1936年，中文名为郭秀峰的澳大利亚籍传教士“将福音传到小水井，建立了小水井教会”。
“文革”其间，小水井教会活动一度中断，1980年宗教政策恢复后，唱诗班也随即恢复。由于小水井村近五百人中有百分之八十的村民已经受洗，唱诗班的人员构成一直稳定，最小的有初中毕业生，最老的有60多岁。大多数小水井人从童年时代起，便跟着父母来到教会，赞美诗是伴随他们成长的童谣，也是他们认识世界和审美形成的最早媒介。
一旦恢复了唱诗班，那些代代相传的音乐和旋律从记忆里开始复活。除了上世纪传教士留下的一般赞美诗，这些只会看简谱的村民还会演唱亨德尔的《弥撒亚》、莫扎特的《荣耀颂》、贝多芬的《欢乐颂》、舒曼的《茨岗》等大量纯正欧洲古典声乐作品。
张晓明相信“小水井唱诗班的存在犹如一块遗落在中国的西方古典宗教音乐‘活化石’。”他要做的，是让更多人看到这块活化石。
他的第一步是和一位听过唱诗班歌声的当地休闲山庄老板一起努力，将唱诗班拉进了2002年富民县群众合唱比赛的赛场，最终小水井唱诗班获得了第一名。“这才引起了县里的重视”；第二年机会接踵而至，2003年国庆“首届中国西部合唱艺术节”上，他们以一曲无伴奏合唱《哈里路亚》获中青组一等奖。虽然已经有了一些名气，但影响范围尚狭小，并未走出昆明；次年转机来临，中央电视台“同一首歌走进云南”在昆明举行，此前，张晓明通过打听得知导演组将招募一些云南原生态歌舞节目，试图推荐小水井合唱团，但都遭到拒绝，有的说：“没听过，没名气，怕演砸了。”有的回应：“节目已经排满。”焦急之下，张晓明恳求一位副导演去村里听听看再做定夺。
那天傍晚，干完农活的村人来到教堂。一开口，第一句“哈利路亚”就将来人震住了。副导演在现场直接接通总导演孟欣电话，当场就拍板上节目。
此时，张晓明为唱诗班取了一个新的名字：小水井苗族农民合唱团。“小水井、农民、苗族分别突出了我们的地域、身份、民族，要淡化的是宗教色彩。”
于是，两个“小水井”开始在现实中并行而立：一个是已经延续百年，在教堂经台上，信徒向心中渴慕之神吟唱赞美诗的“小水井教会唱诗班”；一个是近十年来，在世俗舞台和表演场所，为外界他者表演所谓“天籁之音”的“小水井苗族农民合唱团”。
在众声喧哗和人心驿动之下，两个“小水井”之间的角力和摩擦已经产生还将继续。唯一毫无疑问的是，在政府的推动引介下，小水井的人们越来越忙了。而同时懂得艺术和拿捏政治正确的张晓明，也顺理成章地成为这个合唱团的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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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是无数的第一次。
第一次去北京，第一次去澳门，第一次坐飞机，第一次拍电影，第一次和歌星合作录歌……在与教会相对的世俗社会，张晓明发现不是将唱诗班改名叫合唱团就可以应付一切的。
张晓明记得第一次带合唱团去昆明参加比赛的事。在汽车站下了车，张晓明一个人去联系旅馆和车子，离开的时候说了一句“你们不要乱跑哦”，等他一个小时后回来，发现走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回来的时候他们还是那个样子，连姿势都没有变过。
村民们在农耕社会的生活习惯也常常让他哭笑不得： 约好早上6点集中去机场飞北京，但是常常到了7点人还集中不了，有的说要喂猪，有的要去打猪草，有的要煮猪食。
2008年3月，合唱团参加中央电视台举办的第13届全国青年歌手大赛。小水井合唱团第一个出场，演唱了一首名为《山里的太阳》的歌曲。这首歌其实是来自巴洛克时期亨德尔《弥赛亚》中的第十二首《为我们圣婴孩诞降》。张晓明说，“为了大局着想，我们不得不给赞美诗改了一个名字，找人配了新的中文歌词”。于是在电视转播中，观众听到用苗语演唱的赞美诗，但屏幕下方的歌词是对田野风光的描绘。
在演唱后的综合知识考试中，合唱团代表未能回答出“智利首都是什么”，主持人董卿问：
“你们真的是农民吗？”
“是的，祖祖辈辈都是农民。”
“那你们的声部和合唱怎么学会的呢？”
“我们都认识简谱，谱子发到手里就可以练习了。”
简单的问答，经过事前的安排，轻巧地避开了对信仰和更多历史背景的追问。“这样的事情很多，我们也不愿意”。但张晓明认为这是不得不做出的“妥协”。“我们有自己底线，太娱乐太闹腾的歌曲我们不唱，流行的爱情歌曲我们不唱，我自己始终认为最适合我们的风格还是那些经典的赞美诗。在和电视台合作的时候，我们都会强调这个原则”。不过，合唱团的副团长李德说，“这些年，除了赞美诗之外，一些民歌、红歌，也开始成为合唱团演唱的曲目”。
黑里泛红的脸庞、手工缝制的民族衣裳、不苟言笑的拘谨体态，加上一张嘴就令人惊艳的四声部和声，这些元素混在一起，似乎已经足够在节目上吸引眼球。在摄像机拍不到的后台，很少有人知道在每次上台表演和比赛之前，为克服紧张，团员们都聚在一起祷告。
作为指挥的龙光元在参加比赛时常常感觉“压力很大”，他还是更享受在教堂唱歌，而不是在外面比赛。作为小水井教会唱诗班的第四任诗班长，他被村里人公认为是对诗班贡献最大的一位。
上世纪90年代初，当时的诗班长在地里劳动时突发疾病过世，19岁的龙光元从男高音主唱转为指挥，此后定下了每周一、三、四、五晚上排练的规矩。
无论在教堂还是电视中，这个中年男子在没有扬手指挥前，总是低眉顺目、垂手站立在舞台或者经台一角，犹如一位谨慎甚微而又恪尽职守的仆从。
在张晓明眼里，龙光元的最大特点是“顺从”。“不管理不理解，他会先按照你说的去做”。
和他的顺从不同，小水井教会的牧师龙绍荣更愿意表达自己的不同看法。对于合唱团这十余年间在“社会上的出出入入，有人会觉得作为教会的唱诗班就不要去外面参加那些表演性质的乱七八糟的活动”，他却认为这是上帝赐予苗人的宝贵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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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净手上的猪屎和猪血，男子们挤到教堂的后几排匆匆套上了白褂子，系上了腰带，双肩上两片五彩的绣片令他们如同古代身着盔甲的战士。琴师的手风琴拉开，分列教堂入口两边的六七十个村民开始唱欢迎歌。这一天的第一批参观游客连同两位来自电视台的导演，穿过人群进入了教堂。
重复了无数次的环节即将逐一上演。在诗班成员的身后，十字架已经被暗红色的幕布严实地遮住了。团长张晓明站到经台前，又一次讲述他和他们的“相遇”，讲述为他们取名的考量，讲述四声部和声的“奥秘”。
“一开始我百思不得其解，我想可能是因为苗族同胞发音位置和先天条件适合唱四声部和声，直到有一天，一个年轻的女孩告诉我，张老师，和声要和谐，每个人要懂得‘退让’。啊，我突然被她点醒了！”
“在合唱里，如何保证层次分明清晰？有的人快了，有的人慢了，有的人高了，有的人低了，快的等下慢的，高的将就一下低的。退让，每个人都往后退让一下，伙伴的声音就出来了。”张晓明将“退让”视作美妙歌声的奥妙。
在牧师龙绍荣看来，这也是苗族千百年来在艰险环境中迁徙流离的生存哲学。“我们总是在退让，从北方退到南方，从平原退到山地，从山脚退到山顶。甚至我们的年轻人也不喜欢出去打工，出去了的又退回来了。”
不过，在张晓明接下来的解说词里，“退让”又成了一个心灵鸡汤式的关键词。“退让是一种哲学，城市中开车令人烦躁，在于大家不懂得退让，社会不和谐也因有私心不懂退让，从根本来说，退让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一致的。”他显然熟练掌握了两套话语体系，能够在其间小心而轻巧地跳动和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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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灿星制作公司的两位编导找到人群中的张晓明，她们要为中央电视台一档节目挑选人选。这已经是这个月来的第二拨电视台编导。在得知北京电视台一档选秀节目已经和小水井合唱团定下1月中旬的节目邀约后，这两位来客最终选择了放弃，“我们是同类节目，不能撞了。”
如今，合唱团已经不需要去做自我推介，“等着找上门的活动，都顾不上了”。参加演出的村民，每人每天的补助也从几年前的30元提高到100元。在青歌赛比赛期间，每个人都拿到来自县里近2500元的补助，这几乎是过去每个家庭两年的所有收入。来自别村的教友都羡慕这里数量众多的年轻人，“我们那边七八个村才能组织起一个唱诗班呢”。没有外出打工，选择留在村里的青年人，是小水井合唱团能够十几年间歌声依旧嘹亮的重要原因。让自己外出开眼界，是村民们过去从没有想过的。也是因为这样，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回到村里。
在操场上忙着和龙光元摆放乐器和音箱的是过去村里唯一在昆明打工的年轻人王健生。2011年，在昆明卖了四年电脑的他写了辞职信，回到了唱诗班。王健生和张琼仙一样，在十七岁就成为唱诗班的一员。在2003年“同一首歌”晚会的表演视频中，还能看见两人当时稚嫩的面庞。
张琼仙从小就爱跟着母亲和教会的大人一起哼唱，“背着小背篓去打猪草的时候也会唱，名字忘了，歌词还记得，‘远远地看见耶稣降生在那马槽里’”。等到参加唱诗班后，她已经能唱200多首赞美诗。初中毕业后，因为嗓音出众，教会推荐她去昆明艺术学院学了5年声乐。她没有想过要留在城市。“我一直都知道自己是要回去的。”
未来村里将建设一个专为合唱团表演的演艺厅。合唱团将在没有外出交流和比赛时驻村常规演出。对此，牧师龙绍荣充满隐忧，“我们的赞美诗是对神唱的，不是对人唱的，一旦唱歌成了一种常规表演，歌声肯定会变质。”不过，张晓明认为“这是发展的必然”。
2014年的最后一天，合唱团的团员们在下午三点就坐上一辆大巴下了山。他们要去为参加“正和岛2014年终晚宴”的全国1000多位企业家献唱。
会场喧嚣，觥筹交错不断，在巨大的“干杯”声中，第一首歌《圣诞夜》的前奏响起。然而举杯和合影的人们依旧大声交谈和调笑，主持人终于忍不住拿起话筒大声插入还在表演的歌声中：“请大家不要傲慢，我们的少数民族合唱团正在表演天籁之声！请大家坐下来！坐下来！”
喧嚣依旧，台上台下依旧各自区隔，直到第二首歌曲《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主持人第二次拿起话筒呼吁，“请大家不要如此傲慢无礼，企业家精神不是这样的！”
十分钟后，小水井合唱团2014年的最后一次演出在仓皇中草草结束。回到大巴上的村民，副团长李德给每个人发了100元的酬劳。“大家记住啊，7号，1月7号还有一场演出，16号去北京参加节目，要抓紧排练了。”
张琼仙越来越不喜欢这样的演出了。她开始怀念三天前全村人一起在教堂里举行的“圣诞感恩节”崇拜晚会。那是完全属于他们自己的节日。教堂外，大风吹起黄叶，厨房里松木不完全燃烧产生的黑烟，混着锅里煎猪油渣和烹煮中羊肉的香味一起飘散进小教堂里。在那里，他们全心全意为神歌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