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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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正陷入激烈的辩论中。

对这个工程，我的态度原本不太明晰。过去10年来，鄱阳湖的确出现了枯水期提前、持续时间延长的趋势。水利工程的确可以阻止水位下降，改善供水和灌溉，对建设方案进行考虑是合理的。然而这样的建设也伴随着对生态的破坏——水位太高会反而影响越冬水鸟的食物来源，水坝会严重影响长江江豚的生存条件，而且整个长江流域被隔断的湖泊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退化。至少可以确定的是，水利工程将产生巨大而永久的影响，讨论清楚利弊之前，不应随意上马。

然而前不久，江西省鄱建办副主任纪伟涛却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就算草不够吃了，适者生存，鸟类也会捕鱼，或者到农民田里去吃玉米、番薯。“我们救助的时候给白鹤吃小鱼，也都是吃的。”采访中纪伟涛说，就算出现最差的结果，鸟类还是可以通过改变饮食结构寻找到生存方法。

坦率地说，作为一个学演化生物学的人，我被这个表态震惊了。这不仅是滥用了适者生存这四个字，更代表了一种可怕的自然观。

鄱阳湖的白鹤，已经是这个物种的最后希望

白鹤（Leucogeranus leucogeranus）是全世界第三稀少的鹤，目前只剩下不足4000只，分为3个种群。中部种群原本在印度西部越冬，但自2002年起印度便再无越冬白鹤出现。西部种群在伊朗境内越冬，但自2006年起每年仅有一只白鹤依然执着但无比孤独地迁来越冬。

唯一还在正常延续的东部种群，每年6-8月间在俄罗斯境内繁殖，9月举家南迁，最终95%会抵达鄱阳湖区。在这里，白鹤几乎是纯素食者，以其长长的带有锯齿的喙在鄱阳湖众多碟形子湖的浅水区和泥滩里挖掘植物块茎为食。

IUCN红色名录将白鹤划为“极危”（CR），距离野外灭绝仅一步之遥。

适者生存，是怎么个生存？

“适者生存”四字常常被用来概括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学说，这概括虽不严格，但很多时候倒也够用了。

稍微展开一点说：因为生物多样性，一群生物就算是同属一个物种，每只个体也都有差异，其中一部分差异是被基因决定的。假如因为差异的存在，面对环境有些个体更容易活下去并繁殖，另一些个体更容易早早死掉，那么前者的基因就会传承，后者就会消亡。这样的基因比例变化，就是“演化”的最主要动力。

如果你看这段定义看得头大，那我来划两条重点：第一，适者生存的前提是必须有些个体是适者，能活下来；第二，适者生存还必然意味着另一些个体是不适者，要死掉。

谁能活下来？

鄱阳湖修坝的最坏场景，是因为水位过高影响了沉水植物生长，令白鹤失去关键的食物来源。鄱建办副主任纪伟涛对此并不担心，在他看来，白鹤可以改吃其他东西，证据是“我们救助的时候给白鹤吃小鱼，也都是吃的。”

这还真没错，送蛋糕给大革命前的法国贫民，他们也会吃的呀。所以就算闹了饥荒，他们也会自己找蛋糕来吃然后继续安居乐业咯？

动物个体对环境都有一定的容忍能力，比如牛虽然主食是草，但逮着昆虫甚至小脊椎动物也会来上一口；甚至大熊猫这种食谱里99%是竹子的，也会偶尔开荤吃个竹鼠甚至咬死村民养的羊。然而，这一容忍能力不是无限的。草食动物有适合草食的从生理到行为的一系列特征，把5%替换成动物，没问题；把95%替换成动物？很快就乱套了！如果最坏场景下鄱阳湖的沉水植物块茎无法维持，白鹤的捕鱼能力恐怕也无法和其他鸟类有效竞争，最后没有一只白鹤能长期存活，都死光了还怎么进化呀？

很多动物在自然演化中发生了食性改变，譬如熊猫就从祖先的食肉动物变成了几乎纯素。然而，这样的改变需要时间。基因在动物的一生中是几乎不会改变的，而只会在传宗接代时有变化；食性这么重大的改变，最乐观也得成百上千代才能实现，历史上食性转变所需时间往往以百万年计。鄱阳水利工程这种只需几年就可完工的变化，对演化而言只是一瞬间——你难道能在子弹飞来的时候现场进化出防弹衣把它拦住吗？白鹤也不能。

谁又将去死？

当然，我们不一定真的会面对最糟糕的场景。可能水坝的修建不如预想的快，可能还会有一些适合白鹤食用的植物剩余，可能有些白鹤已经偷偷在食谱里增添了鱼的比例。可能它们真的运气好，来得及在急剧改变的世界里拼命演化，勉强活下来——但即便如此，必然伴随的后果是，剩下的大多数白鹤成为了不适者，死掉了。

而它们的根本死因，当然是这个水坝工程。

生态学家通常是比较理性的。他们知道，对于野生动物而言，种群比个体更重要，一些个体的死去是必然的。他们也知道，野生动物的利益并非至高无上，人的利益同样需要考虑。白鹤因人而死是一件令人悲伤和愤怒的事情，但假如只是少数个体的死去，那么损失还可以挽回。

然而大批死亡就完全是另一回事儿了。哪怕白鹤没有死光，还有少量个体残存，还有繁殖回来的希望，白鹤的多样性也遭受了无法挽回的创伤。

还记得为什么我们需要多样性吗？是为了迎接环境的挑战，让一部分个体能经历适者生存而活下来。然而多样性是一种耗材，死去的那些个体所携带的多样性会随之而丢失。刚刚熬过一场劫难的白鹤数量最少，多样性最低，也最脆弱，需要经过漫长的时间和众多的突变才能恢复；而如果在此之前又遭遇了另一场不同的灾难，那么它们可能就会回归上一节的场景，没有一只能活下来。

而当数量太少时，甚至纯粹的偶然因素，比如坏天气或者偷猎，也可能让它们永远消失。

历史上有一些物种在巨大的灾难下勉强逃得一线生机，但伤痕至今残存。最著名的例子大概是猎豹。在一万多年前，它们经历了一次大灾难，数量下降到可能只有几十只；直到今天，它们的种内多样性还只有其他哺乳动物的不到二十分之一，随便抓两只猎豹进行组织移植甚至几乎没有排异反应。这令它们精子数量很低，圈养繁殖极为困难，还很容易染上疾病——一次严重的疫情，可能就足以把它们再次抹去。

事实上，白鹤从18世纪的广泛分布，到今天的极危，已经是身受重创了。就算这次还能熬过水坝的灾难，在这个已经被人类改变的世界里，我们能保证一万年里不再给它们丝毫影响，不再有第三次打击吗？

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太快

白鹤的命运，其实也是几乎所有物种在第四纪的命运。过去一万年里，人类的脚步踏遍了全球，带来的变化也覆盖了全球。这些变化论绝对幅度并不很大，比如两三度的平均气温升高距离地球生命史上的最高温还差得远——但是，发生得如此之快，快到绝大部分别的生命都难以跟上变化的步伐，这样的事情，整个地球历史也没有发生过几次。

这被称为第六次大灭绝。

当然，很多时候快是好事情——如果此刻一颗小行星向地球飞来，重演6500万年前的恐龙末世，只有人类有可能炸掉它。然而快也是文明的致命伤。因为说真的，自然对灭绝其实并不在意。光是显生宙就已经承受过五次大灭绝了，再来一次也没什么了不起，大不了像之前一样花上一千万年就恢复回来。可是，我们太快了，我们没法等。一次大灭绝不但意味着我们的余生、我们的子孙后代、我们的全部可想象的文明都要在灭绝的余波中度过，甚至当我们永远毁灭之后，新的智慧生命重新在地球上诞生时，它们可能依然要活在我们留下的阴影中——南方古猿露西也不过距今320万年而已呀。

我并不是原则上反对改变自然。很多改变只要控制得当，可以无害甚至可能有所益处。然而，这是我们带来的改变，我们应该预料到它的后果，并为此负责——哪怕不考虑道德意义，也不该忘记，我们的整个文明都建立在自然生态之上，它们跟不上我们的步伐，终将令我们也随之崩塌。将责任推给“适者生存”，任凭野生动物在我们制造的阴影中自生自灭，这不但是一件残忍的事情，更是一件愚蠢的事情。（编辑：Calo）